据袁宏道自己宣称：“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劲敌，唯李宏甫（李贽）先生一人。其他精炼衲子、久参禅伯，败于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与张幼于书》）其自负得意之情跃然纸上。但是究极说来，他的禅也并不纯粹，且处处透露出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感情。其兄袁宗道对此看得十分真切，说：“石头居士（中郎）少志参禅，根性猛烈；十年之内，洞有所入；机锋迅利，语言圆转；自谓了悟，无所事事。虽世情减少，不入尘劳，然嘲风弄月，登山玩水，流连文酒之场，沉酣骚雅之业，懒慢疏狂，未免纵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脱。”（序《西方合论》）可见在中郎内心深处，充满着深刻矛盾。对于时事的日非，虽深怀忧愤，却也无可奈何；虽一意参禅学佛，却又不愿放弃世俗的生活情趣。
●二“四大高僧”的净土归向
“四大高僧”是指明末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4位著名僧侣。他们以在禅净合一思想和净土念佛实践方面的突出贡献，奠定了近代佛教的具体形态，同时也确立了自身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云栖袾宏（15 35 -1615），别号莲池，俗姓沈，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因数年之内连遭父母去世、亡妻失子的精神刺激，乃看破红尘，于32岁时出家为僧。受具足戒后，即云游四方，遍参名师。晚年住杭州云柄寺。
袾宏对华严宗和禅宗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认为，禅宗提倡的顿悟与华严宗主张的经教（指经典、教义）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习禅必须以经论所说为依据，否则难以实现真正的觉悟，而教家（如华严、天台、唯识）也不应排斥禅观，这叫作“学悟兼济，定慧交通”。
但是，袾宏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净土念佛。他认为，参禅所得之悟不同于念佛往生净土，因为禅悟之后的境界仍与诸佛境界有一定距离，而唯有念佛才能不复再生（指彻底摆脱轮回）。他的这一说法，否定了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原则。株宏宣称：“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普劝念佛往生净土》）称名念佛的净土法门可以贯通所有其他佛教法门，也可以取代所有其他佛教修行。
袾宏在号召持名念佛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僧侣的道德规范，并积极完善寺院宗教仪轨。凡他住持的寺院，戒律森严，律制有度；由他制订的寺院日常课诵仪式，一直为后世所遵循。在袾宏看来，于佛法衰微之时，必须加强具体实践，才能启发人们止恶行善，重新认识佛教的价值。他义因见寺院内士女老幼纷至沓来，交足摩肩，呈混乱之状，于佛教“有过而无功”，乃重修水陆法会仪文，名《水陆仪轨》。该仪轨集以往佛教礼仪之大成，奠定了近代佛教礼仪的基础。
紫柏真可(1543-1603)，字达观，俗姓沈，江苏吴江人。17岁时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出家。曾潜心研习唯识、华严等学说，此后行脚各方，从禅门诸师参学，并誓志复兴禅宗。
真可不仅系念佛教命运，而且也关心世事，有救世济民的理想。他曾说，“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德清《达观大师塔铭》）。他读《长沙志》，至忠义李芾（fu）传一节，深为感动，竟至热泪迸洒；又怒侍者无动于衷，直欲将其推下石崖。许多进步思想家如汤显祖等都从他为师或问学，绝非偶然。
在佛学上，真可也无独特建树。他十分重视文字语言在禅悟中的作用，认为禅和文字不应割裂，两者好比是水和波的关系：“文，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而求禅，渴不饮波，必欲拨波而觅水，即至昏昧，宁至此乎！”（《紫柏尊者全集》卷一四）他虽立志复兴禅宗，但对佛教禅、教各派乃至儒、释、道三家，也都取调和态度。在禅净关系方面，他虽未倡导以念佛净土为归宿，但对净土一门仍有很高的评价。
憨山德清( 1546-1623)，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少年时在寺院攻读儒书，19岁时往金陵柄霞山剃度出家。云游各地，遍求禅、华严、天台、唯识等学，又于五台山从袾宏接受禅净合一之说。
德清虽属临济宗法系，但他的思想重点是禅教一致、禅净合一。他认为，自禅宗建立至宋代300余年，丛林①开始衰微。而由宋至明万历中，义将近500年，道场之败坏，尤甚于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为狐兔所栖。参禅者虽不乏其人，但都以礼诵为下务，以行门为贱役，以佛法为冤家，以套语为己见，以弄口舌为机锋，以持黠慧为妙悟。所以，要改变现状，必须从禅教一致、禅净共修上着力。他说：“佛祖一心，教禅一致”，而“今禅宗人动即呵教，不知教诠一心，乃禅之本”（《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六）。义说：“初参禅未悟之时，非念佛无以净目心，然心净即悟心也”，“如此念佛，即是参禅。”（《憨山老人梦游全集》卷九>。在德清看来，时当末法之世，人心恶浊，利根@者少，所以应从念佛心净开始，结合参禅，方可解脱。他认为，净土念佛的优点，在于它适用于任何对象，包括禅家上上根、中下之士、愚夫愚妇、乃至极恶之辈，所有人都可以因念佛而往生极乐世界。据说，德清于晚年“掩关念佛，昼夜课六万声”，这在当时的禅师中还不多见。
藕益智旭（1599-1655），别号八不道人，俗姓钟，江苏吴县木渎人。少习儒书，曾著《辟佛论》，后因读袾宏之书，乃决意信佛。24岁时从德清弟子雪岭剃度出家。目睹当时禅宗败落，他曾有意弘传律学，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使他大失所望。于是他“每每中夜痛哭流涕”，以至忘情痛骂“法师是乌龟，善知识是王八”。声称要以袜宏、真可、德清为榜样，调和禅教、性相各宗，归极净土。他是晚明“四大高僧”的最后一人，他的思想因此也是对上述3人的综合和集成。
时人指出，智旭佛教思想的核心是“融会诸宗，归极净土”。他最为推崇的永明延寿和楚石梵琦，都是禅宗传人，但义都主张禅教统一、融归净土。在他看来，禅宗实践、天台教义以及戒律之学等，最后都要统一于净土之一念。自清代开始，天台宗人讲论佛教，大多依据智旭的有关论疏，逐渐形成合禅观、经教、戒律归人净土的“灵峰派”（因智旭晚年常住杭州灵峰），一直延续至近现代。
据佛教《地藏本愿经》和《十轮经》说，地藏菩萨的“大愿大悲”，远远超过其他诸菩萨，他的“广利众生”的“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可以消除先天或是后天的种种罪障。又据《占察善恶业报经》说，地藏菩萨曾为他人显示3种轮相，以投木牌占察吉凶善恶、三世业报，兼示忏悔之法。上述经典的教义与明末清初普及于社会的“功过格”④实践相结合，唤起了信众对地藏菩萨的极大热情。据智旭自述，他曾因阅读《地藏本愿经》而萌发出世之念，故出家后对地藏特别祟奉。崇祯九年( 1636)，智旭来到地藏道场九华山，专劝僧俗持念地藏名号。他还撰有劝持地藏名号的著作多种，反复宣传地藏的神异功德。他告诫人们，竭诚皈依地藏，依靠地藏慈悲本愿，消除罪障，远避地狱之苦。由于他的上述活动，使地藏信仰在佛教中的地位日趋突出。
智旭基于罪报恩想，还在具体的宗教行事中提倡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这类宗教实践，配合地藏信仰，更能有效地唤起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宗教热情。在明末清初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候，智旭的佛教信仰和实践，无疑给广大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及至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饱尝枪、炮和铁蹄蹂躏的下层民众，更把智旭所提倡的佛教视为解脱人生苦难的灵丹妙药。
●三近现代汉地佛教纵览
明清以后，佛教更趋衰落。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反对偶像崇拜，对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态度，故使大量寺庙遭受破坏。清末及民初，新思潮兴起，国民革命爆发，又将佛教作为重要革命对象，或废坏寺庙，或没收庙产（山林、土地、房尾等），佛教再度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则给仍然处于封建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佛教带来现代化的启示。
在上述背景下，近现代佛教界人士试图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努力，以使佛教获得复兴。他们或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佛教文化事业，如创办刻经处，刊刻、编印、传播佛教经典；或建立佛学院，培养新一代佛教人才；或发行佛学刊物，广泛宣传佛教思想；或举办各类讲经活动，以通俗语言讲经说法；或成立各种慈善机构，扩大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或举办各类法会，以传播佛教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僧侣和居士，择要介绍如下。
敬安（1851-1912），俗姓黄，字寄禅，湖南湘潭人。17岁时从湘阴法华寺东林和尚出家。后往岐山从恒志禅师参学多年。再赴浙江阿育王寺礼佛舍利，燃二指供养，遂称“八指头陀”①。此后曾历住多处大型寺院。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成立，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平生以诗结交海内贤豪，留下不少诗篇，其中名句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故设视为近代爱国诗僧。
弘- (1880-1942)，俗姓李，名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定慧寺，同年于灵隐寺受具足戒。1928年入闽，居厦门南普陀寺及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等地，弘扬南山律学（律宗的一派学说），曾创立“南山律学院”。提出过“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擅长书画、篆刻、诗词，对音乐、戏曲也有很深造诣。出家后，持律甚严，为僧俗两界所尊崇。
太虚(1889-1947)，俗姓吕，本名淦( gan)森，法名唯心，别号悲华。浙江崇德（今并人桐乡）人。16岁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同年从宁波天童寺敬安和尚受具足戒。曾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经，从苏曼殊学习英文。1911年在广州组织僧教育会，时值黄花岗之役，因作诗凭吊，不容于清廷，遂离粤返沪。敬安死后，他针对当时佛教实况，提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影响深远。为了适应世界文化潮流，他叉提出人生佛学、科学佛学、实证佛学、世界佛学、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等多种新设想。在创办佛教刊物、传播佛教文化以及建设佛教学院、培养佛教人才等方面，他也有过重要贡献。
圆瑛(1878-1953)，俗姓吴，名宏悟，别号韬光。福建古田人。18岁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在常州天宁寺从冶开禅师、宁波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前后达11年之久。又从通智、谛闲等法师研习经教。所以他的佛学沟通教禅，做到解行相应。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理事长。抗战时期，主持上海圆明讲堂，曾组织僧侣救护队，开办难民收容所，并赴南洋募集经费援助抗战。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虚云（? -1959），俗姓萧，初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湖南湘乡人。光绪九年(1883)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从妙莲和尚受戒。曾遍参金山、高曼( mfn)、天童、天宁诸丛林。后从天台华顶镜清法师习天台教义。历任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南华寺、云门寺等住持。晚年住持江西云居山真如寺。1953年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其禅功和苦行为国内外佛教界所推重，是近现代中国禅宗代表人物之一。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台人。自幼习儒，兼学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26岁起信仰佛教，并立志复兴佛教。杨文会对佛教的首要贡献，是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佛典的搜集、整理、刻印、流通工作。他曾通过日本学者南条文雄的帮助，找回国内失传的佛教经疏300余种，并择要出版《汇刻古逸净土十书》等。为了发展刻经事业，他将自己在南京的住所捐献给了刻经处。鉴于日本出版的《续藏经》以博采为主，疏于甄别，他选取佛典460种3 320卷，亲自组织编刻《大藏辑要》，惜未完成而去世。他对佛教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建立“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精舍设于刻经处内，礼聘诗僧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就学者僧俗20余人。研究会也设于刻经处，他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通过这两个机构，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章太炎、欧阳竟无、太虚、谢无量、熊十力、李证刚、蒯若木等。
欧阳竟无（1871-1943）．名渐。江西宜黄人。早年攻读经史之学，1904年起追随杨文会研习佛学。在杨去世后，他继承遗志，主持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经的校刻和流通。为进一步培养佛学人才，他就刻经处设立研究部，聚众讲学。后来在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于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内学院设有学、事两科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3处，主要从事佛学的研究、教学和佛典的编校、印刷等工作。抗战期间，内学院迁至重庆江津，继续聚众讲学。在内学院存在期间，培养和造就了又一批佛学研究人才。先后在这里从事学习和研究的有数百人之多，其中有汤用彤、梁启超、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等。
吕潋(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他曾长期追随欧阳竟无，于数十年中，足不出户，孜孜不倦，不仅为支那内学院的建设作出贡献，而且在佛学研究上也有突出成就。他通晓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包括藏传佛学）都有精深研究。著有《印度佛教史略》、《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西藏佛学原论》等。
在近现代佛学研究高涨的同时，佛教修行却在民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自唐代净土宗形成后，僧俗佛教徒对往生西方净土普遍抱有强烈的信念。宋明时期，净土信仰已推广到整个社会，时人所撰的佛教史籍中，常有“念佛之声洋洋乎盈耳”、“念佛之声盈满道路”的记载。经晚明“四大高僧”的推波助澜，所谓“家家弥陀佛”之说已绝非夸张之辞。双手合十，口称阿弥陀佛，这些净土宗信徒的日常功课，在明清之后已演化成为人们见面寒暄时的基本礼节，就像今天朋友见面握手、互致问好一般。在阿弥陀佛信仰之外，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信仰在近代也十分普遍。
同时，近代一般的佛教信仰，也逐渐由原来单纯的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演变为同时追求现世利益、祛病消灾、延寿增福。“有求必应”已成为民间佛教徒对佛、菩萨“神力”的一种信念。伴随而来的，是以忏法为中心的佛教仪式广泛盛行，如瑜伽焰口（施饿鬼）、梁皇忏、慈悲水忏、金刚忏、大悲忏、水陆道场等，受到僧俗信众的普遍欢迎。这些活动以超度亡灵、追悔罪恶、保佑子孙为基本目的，与佛教本意有较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