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年，真宗下诏禁止官僚购买官田，但能够购买民田，因此，豪强的土地兼并并未因此而受到限制。到仁宗时期，这种兼并继续扩大着，虽然仁宗曾下过诏令限制公卿以下的官员田地占有不得超过三十顷，但实际上，这个诏令却并未得以实施，没有多久就废除了，官员占田的现象已无法抑制。随着田地的兼并扩大，各地都开始出现了一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大地主无限占田，必然导致广大农民失去田地，最终为了生活不得不接受地主残酷的剥削。同时大地主在占有土地的时候，又采取各种手段将所需要交纳的田税转嫁到农民的身上，比如与官员勾结，逃避赋税，而为了补齐税款，便只能在农民身上榨取，加重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们的税赋等，无数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
在大地主势力形成的同时，社会上还涌现出一批通过经商致富的大商人，他们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大商人与朝廷官员勾结，依靠朝廷官员的势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得以垄断商行，左右赋税，从而大量获利。但在大商人们获利日益增加的同时，宋朝廷的利益却相应地受到了冲击和影响。有权势的富豪商人们操纵着市场，控制中小商户，并和官府勾结，压榨农民，从中贪污牟利，但却影响到了宋朝廷的税收。
1017年，宋朝在与大商人和大地主勾结的官员们陆续上疏下，放宽了盐的专卖，导致私盐日益增多，官盐买卖则日益亏损。此后朝廷又陆续放宽了对茶、矾等的专卖控制，商人从中获利，而朝廷的专卖利益却日益受损。
大地主和大商人们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强大势力，从各方面影响着北宋朝廷的统治，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地主和大商人势力对北宋王朝统治者们势力的影响也日益加深，随之而出现的，是越来越尖锐的矛盾。
宋朝统治的腐败和人民的反抗
宋朝在真宗、仁宗和英宗统治下的六十余年间是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是统治集团日益腐朽走向衰弱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宋朝的统治一步步陷入危机，其腐朽和尖锐的矛盾也开始日益暴露。
太宗时期，在对辽的两次大败之后，宋朝对辽采取了守势，但辽却对宋逐渐展开了攻势。在宋真宗时期，辽国确立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国力鼎盛。面对辽国的侵犯，宋朝采取了屈辱妥协的政策，与辽国和谈，商定宋朝将向辽国每年输送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
到仁宗时期，宋朝继续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完全放弃抵抗辽国。1042年，辽国兴宗扬言要再次南下侵犯宋朝，仁宗向辽求和，答应每年再增加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给辽国，此后很长时间，宋辽之间都没有很大的战事。
宋太宗时期，李继迁占据夏州一带，接受辽国的封号称为夏国王。后李继迁在与宋朝的作战中死去后，其子李德明继位。1006年，宋朝赐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给予他万两白银、万匹绢和二万贯钱。通过“贿赂”的方法来换取夏朝的妥协。
1038年，德明的儿子元昊继位，建立了大夏，即西夏，再次开始攻打宋朝。1040年初，元昊率兵攻打延州，发动了延州之战，宋朝战败。次年，辽军与宋军好水川一战，宋军再次惨败，损失了数名大将。此后于1042年，西夏再次入侵宋朝，宋军再次大败。经过两年的往来交涉，宋朝于1044年10月与西夏议和，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并每年给予西夏十三万匹绢、五万两白银和两万斤茶的赏赐。另外，在各个节日以及仁宗和元昊的生日还要额外赏赐两万两白银、两千两银器以及两万三千匹的绢帛等，以及一万斤茶。宋朝以同样对辽的屈辱态度求得了西夏的妥协。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后，为了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到太宗统治时期，他认为佛教有利于国家的统治，故而更加提倡佛教，到真宗统治时期，佛学达到了最盛时期。真宗同时也是道教的狂热信奉者，他在全国各地都大修道观，使得道教得以广泛流行。
宋朝在军权方面的高度集权成功地抑制了军阀割据的形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也导致军队力量的削弱。宋太祖和宋太宗出身将帅，亲自领兵作战，指挥各地战事都从容自如，但真宗以下的皇帝们都生长于深宫之中，并不懂军事，军权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往往会造成错失战机，延误战事，这些弱点在对外作战中都逐渐暴露出来。而宋朝廷用来养兵的费用一度达到了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些浪费的财货都是从百姓身上压榨而来的。
除了军队以外，宋朝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据说太祖在建国之后，曾立誓约说不杀大臣。太宗对大臣们也是十分宽容的，太祖和太宗都是依靠着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了旧朝的大批官员，从而成功地巩固了政权。在真宗以后的皇帝们也都继续沿用祖宗的旧法，这就必然造成了官员的放纵，使得大臣们几乎无不贪污受贿，穷奢极欲，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朽。而在这群社会的寄生虫中，宋朝皇室是其中最大的耗费者。真宗是佛学和道教的信奉者，在对外战争的失利之后，为了挽回颜面，竟做出花费重金来伪造“天书”等荒谬举动，给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到仁宗时期，奢靡更甚，仁宗晚期沉溺于服食丹药，不问政事。内部的奢侈浪费和对外的重金求和使得宋朝廷开始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财政入不敷出，朝廷自然只能够向人民施压，而大地主和大商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然用尽办法来逃避赋税。加之大商人们对商行的垄断和对赋税的控制，使得宋朝廷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而最终，所有的压力都转向了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无论是宋朝廷的统治者们，还是大地主、大商人，都相继在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利益，使得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断绝了生路。
随着宋王朝的日益腐败，农民、士兵们的反抗斗争也相继爆发。
在川蜀地区李顺和张余等人所领导的起义失败之后，仅仅相隔四年多，益州再次发动了武装起义。在宋朝廷镇压下，起义军六千余人被俘。1005年，逃亡的兵士王长寿又聚集了数百人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五千余人，最后在攻入胙城之后王长寿被宋军俘虏，起义失败。1007年，广西宜州士兵因无法忍受宜州知府的残酷统治而在陈进领导下发动起义，最终因内部叛徒降宋，陈进及起义军领袖六十余人牺牲，起义失败。1043年，京东路驻军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后在宋朝镇压下失败。同年夏天，陕西发生大旱，八月，商州农民在张海、郭邈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各地农民广泛响应。12月，张海等人牺牲，起义失败。1044年8月，驻守保州边界的禁兵数千人因受官员的虐待而起义反抗，宋军持诏书招降，骗开城门，最终坑杀了全部起义者。3年之后，贝州又再次爆发士兵和农民的起义，此次起义的领导者叫王则。
全国各地频发的农民和士兵的武装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宋王朝，其中王则起义从发动到失败不过经历了短短的65天，但却给予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各地频发的士兵和农民起义进一步反映出宋王朝的腐朽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
变法派与保守派的争斗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宋朝封建社会中的最主要矛盾。面对各地频繁爆发的起义，宋王朝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其内部形成了保守派与改革派两种不同观点的派别。
宋神宗20岁继承皇位成为皇帝，想要有一番作为，1069年，神宗起用了王安石，开始了变法。王安石早有志于对朝廷进行一番改革，他派人到各地察看农田水利和服役利弊，先后制定了均输法和青苗法两项新法，并开始着手推行。
均输法其中心意义在于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意思就是说在向各地征收实物赋税的时候，要在灾荒歉收物价高涨的地方折征钱币，然后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的物资。如果多个地方同时丰收，就选择距离近，交通方便的地区进行购买。而均输法的推行，必然会使得富商大贾们难以从中获利。故而均输法一出，与大地主和大商人们勾结的官僚纷纷起来反对。但显然这些反对派们所能提出的反对理由都很薄弱，故而神宗自然不为所动，坚持推行新法。
青苗法大意就是规定州县的各等民户在每年的夏秋两收前能够到当地官府借贷钱财或粮食，用来补助耕种。当年的借款在收成之后随着春秋两税一起归还，收取一定的利息。推行青苗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朝廷获利。在青苗法确立之后，神宗立即批准，并进行了推行。青苗法实质上就是朝廷对人民放的高利贷，由于它夺取了富人放高利贷的利益，故而遭到保守派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各大保守派官僚们都公开反对青苗法的推行。神宗经过一番动摇之后，最终依然选择支持王安石，坚决推行新法，与保守派的第一回合博弈中，王安石的新法获得了胜利。
保守派和变法派的争论，不仅仅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在政治和思想方面。面对保守派的攻击，王安石给予了强烈的驳斥。在战胜保守派的围攻之后，王安石的变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达到了高潮。本着“富国强兵”的目的，王安石于1070年至1074年之间又陆续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
募役法又称为“免役法”。废除了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方式，改由州县官府自行雇佣人，雇员所需要的经费则由民户按户来分摊，而原本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和寺庙道观等也需要交纳半数的“助役钱”。这使得农民能够解脱劳役，而官府职役依然有人承担，官府又能够增加一笔额外的收入。
市易法规定根据市场情况来由市易务评定价格，以此与商人进行交易。而商人若是向市易务贷款，则以一定产业作为抵押，并缴纳两分年息。这些原本都是由大商人们来操控的，市易法相当于将其收归朝廷，触犯了大商人的利益。
方田均税的“方田”就是说每年九月要举办土地丈量，从而评定税额；“均税”则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来制定税额。方田均税法清出了地主们所隐瞒的土地数目，通过征收税收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得以增加，同时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由于严重损害了官僚地主们的利益，故而同样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在兵制方面的改革，王安石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减兵并营和置将练兵。王安石裁减了五十岁以上的老弱兵士，合并各地的马步军营，为宋朝廷节省了大批的军费开支。王安石废除了北宋初年订立的兵将不相知的旧制，逐步推广，把各军的驻军分成若干个单位，每个单位设置一名将领来负责军队的操练，提高了军队素质。
为了防止农民的反抗，王安石还实行保甲法加强了地主武装，规定乡村住户每五家组成一保，五保就是一大保，十大保就是一都保。由主户中最大的地主富户来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等职务，节省军费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镇压农民起义。
宋朝时候牧监负责养马，侵占了大量的田地，消费甚大。神宗时施行保马法，政府鼓励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朝廷将会分配马匹给牧马户，但马若是生病死亡，就要由牧马户赔偿。
在实行富国强兵的变法同时，王安石对教育和科举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够培养和选拔出变法所需要的人才，为改革政治而服务。
在科举方面，王安石废除了诗赋和明经各科考试，专以经义、论和策来取士。新的科举法考试比起从前雕琢文字、记诵词句的旧法而言，显然是一大改进。但王安石的科举改革仍然是以经学来作为学术正统的。
在颁布了新的科举法之后，王安石开始着手于学校的整顿。他改组了太学，对其内部的规章进行了相应的整顿。继而又在京师设立武学、律学和医学等学科。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王安石的变革新思想得到了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自从1070年以来，王安石将变法推向了高潮，但保守派对其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进攻主要集中在侵犯了大地主和大商人利益的免役和市役两法上。除了此前的保守派官僚以外，王安石还面临着新的对手——外戚与宦官。
在外戚与宦官们的反对和各种围攻之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开始动摇。当时正逢大旱，灾区人民被迫流亡，保守派更以此为借口，指责王安石不顾祖宗法令，私自变法触怒了天威。王安石四面受敌，一时之间陷入了困境。而就在形势变化期间，变法派内部也开始发生了分裂。失势的变法派只得对保守派逐步退让。
1085年，神宗病死，变法派和保守派分别在皇族和后族的支持下继续展开激烈的博弈。神宗死后，10岁的哲宗继位，而真正执掌政权的人是高太后。高太后一直是变法的反对者，在执政之后，便起用了司马光罢黜新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推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黜。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几乎掌握了所有的军政权，得势之后的保守派对变法派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开始分化成若干个小集团。
高太后执政前后一共9年，高太后1093年病死后，哲宗亲政。哲宗重新起用了变法派人士，在哲宗的支持下，变法派再度掌握政权，展开了对保守派的反击，并逐步恢复新法。哲宗的统治前后不过6年。1100年，哲宗死，徽宗继位，向太后掌权。向太后和高太后一样，向来反对新法，因而在掌权之后对变法派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变法派几乎全部被罢黜出朝廷。
向太后死后，宋徽宗亲政，宋朝自此进入了更加黑暗腐朽的阶段。1102年，徽宗起用蔡京入相。蔡京原本是变法派的追随者，但在司马光得势之后便依附于司马光，到变法派得势之际，又转而依附变法派，是个十足的墙头草。蔡京因结识了徽宗宠信的宦官童贯，多番进行贿赂，在童贯推荐下才被徽宗所起用，在很长时间里与童贯等人一同掌握了全部的军政大权。
蔡京在掌权之后，立即开始排除异己，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着、吕大防、韩忠彦、苏轼、苏辙、范祖禹、龚夬、任伯雨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排挤出朝廷。为了粉饰太平，宋徽宗和蔡京还大举尊儒崇道，大肆修葺孔庙和孟庙，并大建道观。徽宗还听取蔡京的建议，编写道史，并依据科举制度设立道学，使得道士能够通过考试成为道官，道士从而也加入了剥削百姓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