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贵族集团是明朝统治集团的最顶端，遍布明朝社会各地。在明太祖建国时候，曾把二十几个皇子分封成为全国各地的藩王，来巩固朱家皇族的统治。诸皇子在各地繁衍子孙，世代袭封，壮大了这个皇室贵族集团的队伍，使得藩王勋戚形成一个十分庞大的集团。在政治上，明朝廷对这个集团多加限制，但是在经济上却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和各种特权。这个日益庞大的集团由于当初的分封而遍布全国各地，自京师至各地州府，他们坐享富贵，沉湎享乐，并利用自己的特权扩大土地占有，甚至通过开设官店来牟取暴利。这个集团是朝廷的支柱，但却是社会的蛀虫。
明朝末期人民对朝廷的反抗
在明神宗时期，宫廷奢靡过度，财政开始入不敷出，为了满足皇室的花费，自从1596年以后的三年间，明神宗连年增加税赋，并陆续派出了大批的内廷宦官，以“矿监”和“税使”的名义，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掠夺。
矿监税使们四处进行掠夺，又从中贪污勒索，不计其数的社会财富被剥夺浪费，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宫廷的开支增加，税收却减少，财政越来越空虚。而矿监税使的巧取豪夺和敲诈勒索，不仅使得各地的富户相继破产，也逼得大批商贩和手工业者流离失所。对于矿监税使们的横行，明神宗有意纵容，官员们也没有能力来制止，因此，被压迫得无法生活的人民群众只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民变和兵变相继发生。
天津税监马堂兼辖临清，他在临清招纳了一批亡命之徒，整日在街上巡行，强行没收富有者的一半产业，甚至对小商贩也进行抢夺。如果有人敢反抗，就以违禁论罪。1599年4月，在临清人王朝佐的领导下，民众们执杖到了马堂的衙门，马堂不敢出来，下令放箭伤害了数名民众。众人愤怒，在王朝佐的率领下冲进衙门，放火烧了府衙。后朝廷追究，王朝佐扛下所有罪责被杀，民众为其立祠祭祀。
1600年2月，税使陈奉来到湖广地区，除了征税之外，还负责督导采矿以及钱厂鼓铸等事宜。据说，陈奉到湖广不过一年，就发生过十起民变，其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是1600年12月至次年正月的武昌和汉阳民变。陈奉等以收税的借口诈骗官民，勒索钱财，如果是没有钱财的人家，便直接进行搜索，见到有姿色的妇女便佯称其藏带财物，进行肆意凌辱，民众皆是怨愤难平，故而于当年12月一同到衙门击鼓控诉。万余人涌向衙门，甚至甘愿和陈奉同归于尽，涌入税府，打伤陈奉，数日后民众才散去。一年后，民变仍然还是在继续发展，到1601年达到高潮。湖广佥事冯应京曾上疏向朝廷状告陈奉的罪责，后反被陈奉诬告，被明神宗罢免，押解京师。这一年，押送冯应京的囚车到达武昌，民众都痛哭不止。陈奉此时却张贴告示，数落冯应京的种种“罪事”，引发众怒。民众数万人围住陈奉的衙门，焚烧了巡抚府门，陈奉引兵追逐起事之人，死伤数人。冯应京见此景象，在囚车中劝解民众散去。而陈奉则藏匿在楚王府，一个多月也不敢外出，后被治罪。
1601年，苏州织造太监孙隆兼管税务，对商贩进行严酷压榨，逼得许多靠佣工为生的织工无法生活。这年6月6日，苏州民众发动了民变起义。起义者们跟随葛成发动了斗争，打死了孙隆的参随黄建节，孙隆连夜逃去了杭州。起义者们非常有组织，纪律严格，他们并不反对官府，只是保护居民的利益。民变持续了三天，后朝廷追究责任，葛成挺身而出，被判处死刑。
1601年9月，江西浮梁县景德镇万余民众愤恨税使潘相爪牙横行不法，于是焚烧了御器厂，并扬言要杀死潘相，后来民众在署浮梁县印、饶州府通判陈奇可的劝阻下才散去。次年3月，江西巡抚上疏要求停止潘相所主持的一些事宜，明神宗不予采纳，之后不久，上饶民众再次民变，几乎将潘相的爪牙殴打致死。
1603年3月，云南腾越州人民不堪忍受内监杨荣的欺压，火烧税厂，杀死了委官张安民。1606年，有流言说杨荣将会把六卫印操诸员尽数逮捕，使得指挥贺世勋和韩光大等人带领军民数千人焚烧了杨荣的住处并杀死了杨荣，杨荣的党人也被民众所杀。此后，在大学士力劝下，明神宗只诛杀了贺世勋等人，以此结案。
除了上述的几次民变和兵变之外，各地还时有一些小规模的民变常常发生。可见，人民对于各地矿监税使的不满已经濒临爆破点，矿监税使的掠夺遭到了几乎是全民的反对，这一政策也难以再继续实行了。此起彼伏的民众反抗使得明神宗不得不做出一定的退让和妥协，对掠夺的方法进行一些改变。
1605年12月，明神宗诏谕户部和工部，决定停止开矿，并将榷税所得分成两份，一份归宫廷内库所有，另一份就纳入国库。在分税之后，税务的征收由各地相应的部门进行统一管理，有了相应的制度规定，消减了税使横征的弊病。诏书中还明确指出，要限制各地中使随身带领的委官和役使人员，避免他们长势横行，危害百姓。在1605年之后，一些省区的税额作出调整，有了一定的减轻，缓和了人民所承受的压力。并且在此之后，各地的准留税银得以用于赈济灾荒。这些种种措施限制了中使的权限，但中使却仍然继续留在各地，对人民来说仍然是一大祸害。
在明朝统治的后期，除了对矿监税使的反抗之外，早于1586年，朝廷不断增税的时候，农民就开始了对明王朝统治的不满与抵抗，一些地区不堪重压的农民相继举行了武装起义，与明朝廷展开殊死搏斗，农民起义络绎不绝，风起云涌，冲击着腐朽的明朝廷，贯穿了整个明王朝末年的统治。
1586年，河南滑县因旱灾而缺粮，富商屯粮获利，不肯将粮食借贷给穷人。滑县人车宗孔和王安等人聚集了上千饥民抢夺粮食，官府派兵镇压，饥民与官兵发生激战，王安和车宗孔先后被捕。
同年，陕甘宁交界处的回族人民发动了起义，起义军英勇作战，一些汉族人民也陆续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中，给予官府沉重的打击，次年，起义被明军镇压。
1588年，农民殷应采等人领导太湖人民进行起义，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多次激战，此后遭到明军的残酷镇压而失败。
同年，蕲黄农民梅堂起义，匠人刘汝国前来加入，后梅堂在宿松古车岭被官府逮捕，刘汝国得以逃脱，继续领导着起义军进行战斗，并自称顺天安民王。明军多次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均被击退，直至1589年2月，朝廷令应天巡抚周继、湖广巡抚邵陛、江西巡抚庄国祯和提督操江王用汲等对起义军进行协力剿捕，才成功镇压起义军，刘汝国被俘虏后在安庆牺牲。
1589年，福建莆田人民在农民柯守岳领导下进行起义，多次与官军作战，同年失败。
同年，龙南发生灾荒，农民在李圆郎和王子龙两人领导下发生起义，李圆郎是广东始兴人，自称能起死回生，并懂茅山之术，能剪纸为人马；王子龙是翁源人，自称是弥勒降生，又说自己是黄巢之后。他们所领导的起义军曾转战南雄，后被官兵所击败，王子龙战死，李圆郎被捕后牺牲。
1594年春，河南农民在王自简领导下进行起义，在新蔡、沈五、息县一带活动，明军用招抚等办法离间起义群众，后王自简被擒牺牲，起义失败。
1600年，两畿及各省出现灾荒，各地的兵民都开始反抗，浙江山阴人赵一平策动起义，先后去了杭州、徐州，改名为赵古元，自称是宋朝皇室后人，与友人孟化鲸等人在徐州和丰沛等地召集流民进行起义，后因计划泄露，遭到明军镇压，同年赵古元被擒后牺牲，起义失败。
1604年，福建欧宁县谢屯乡人吴建以白莲教为名，聚众起义，后被镇压失败，吴建自杀，也有人说他被明军所害。
1606年，崇奉无为教主的刘天绪等人率领千余信徒在南京发动起义，刘天绪自号龙华帝王，后因叛徒向官府告密而被捕，刘天绪受酷刑审讯致死。
1611年，保定等处刘应第和董世耀等人称王，在各地进行抢掠，后被保定巡抚镇压。
1615年，山东大旱，安丘县千余农民进行起义，攻入城中进行劫掠；蒙阴县农民竖旗称王，杀死官兵；沂州七百余农民骑马弯弓起义，进行抢掠；费县和济阳等农民起义，四处打劫；昌乐县三百余农民起义，聚众抢掠。这些起义者都由饥民所组成，为了生存不得不抢劫官府和富户。同年，明神宗在山东进行赈济，但却并不能完全消除农民的反抗。此后不久，周尧德和张计绪等人又再次聚众起义，所到之处，截杀官兵，直到1617年春才遭镇压而失败。
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一直持续发展。1608年，有数百人起义队伍；1611年又有田有奇领导的起义队伍，田有奇后被俘虏；1615年，又有高尚千领导起义农民进行对抗，次年高尚千被俘。
1617年，山东人田峨自称仁义王，聚众起义，谋杀县官，后被朝廷镇压。
1618年，白莲教首领李文在庆阳府聚集数百信徒，自号弥天一字王，年号“天真混元”，策划于10月12日正式发动起义，后被人告发，李文被捕后牺牲。
这些起义虽然都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有的起义甚至还没正式发动就因遭到明军的镇压而胎死腹中。但从这些起义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们在进步，从饥民自发的抢掠，到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农民起义军一步步显示出不屈的战斗意志。这些前赴后继的起义贯穿了明王朝的统治末期，预示着一场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即将到来，而腐朽的明王朝也即将要走向尽头。
二、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时代——清
清朝是由女真族所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帝制王朝。
金国的建立
1616年，即明朝万历四十四年，被称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建立起了金国，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此后的三十年间，明王朝逐步走向衰亡，而清王朝开始逐步建立。
建立清朝的满族在明朝被泛称为女真，但他们和历史上建立过金国的女真族并不一样。金国建国并南迁之后，女真人大多已经杂居在汉地，并逐渐与汉人融合。而远在黑龙江、松花江等山林地带的女真原始部族们原本是金国统治下的居民，在元朝建国之后，也分布到了大江南北。在明朝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仍然是元朝蒙古族的势力范围，后来在明成祖时期，才开始统治那里的各部落居民，并将他们泛称为女真。
女真各部落由若干个氏族所组成，主要靠渔猎为生。在狩猎的时候，女真以部落或氏族为单位出行，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女真部落又出现了“牛录”这一组织形式。所谓牛录，就是为了提高狩猎生产效率，按照需求来组成的十人一组的队伍。牛录是狩猎生产的组织，但同时也是对外作战的队伍。在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之后，牛录的形式也运用到了农耕之中，但这一组织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使得血缘氏族组织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最终走向对立。
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女真各部落就已经出现了奴隶，并开始对外进行掳掠，而这些发展使得女真各部落间的贫富分化也日益严重，女真人中出现了奴隶主与奴隶，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等不同的集团和阶级。女真各部落奴隶占有制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各奴隶主们为了争夺奴隶和财富展开了残酷的斗争，而努尔哈赤就是这场战斗中的胜利者，他逐渐成为建州地区最为强大的女真奴隶主贵族。
在努尔哈赤雄踞建州，成为强大的贵族奴隶主之后，他进一步征服了女真其他诸部，此时，保护贵族奴隶主利益的统治机构也就应运而生了。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建立国家。其实早在努尔哈赤建国以前，就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些粗略的统治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成为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
八旗制度是由女真各部的牛录制度所演化而来的。牛录作为生产和作战的基本单位，代替了氏族血缘关系，而努尔哈赤在兼并各部族的过程中，也将被征服的各部统一编入牛录之中。后来到1601年，又将牛录编为四个旗，编入其中的，包括被征服的各部族的女真人，同时也包括被征服的汉人等外族人。这些旗开始以不同颜色的旗帜来进行区别，组成了黄、白、蓝、红四旗。后随着兼并及战争胜利后的发展以及军队的壮大，又在1615年建国前夕，增编成为八旗，将原本的四旗各分为正旗与镶旗。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八旗制度是在氏族部落的原始结构上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各旗的统领们，在战争之际率兵作战，而在平时则是负责管理户婚、田赋、徭役以及一些诉讼的事情，等等，八旗制度的建立为金国组织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八旗的首领分别是女真族各汗的家族。努尔哈赤在建立四旗的时候，黄旗直属于努尔哈赤，蓝旗属于其弟舒尔哈齐，而白旗属于长子褚英，红旗则是属于次子代善。后努尔哈赤先后消灭了舒尔哈齐和褚英，夺回了一半的兵权。在建国之后，八旗中两个黄旗都是直属于努尔哈赤，正白旗属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镶白旗也属于努尔哈赤，正蓝旗属于第五子莽古尔泰，镶蓝旗属于舒尔哈齐的第二子阿敏，两红旗则均属于代善。统领各旗的贵族称为和硕贝勒。依次序排，代善称大贝勒，阿敏称二贝勒，莽古尔泰称三贝勒，皇太极称四贝勒。四个和硕贝勒在大汗的周围，统领军兵，也参与国政，是大汗的辅佐者，同时也是全国的最高军政长官。国政大事以及汗位的继承都由各贝勒共同议定。努尔哈赤又设置了五个议政大臣来参与执政，五个议政大臣先后获罪或病死而退出议政，此后，五大臣的制度逐渐废弃。
努尔哈赤在建国的时候还没有成文的法律，但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来维持秩序，而审判治罪则是由大臣以及贝勒进行审议，大罪则要由努尔哈赤来进行裁决。从一些有关的记录来看，金国在保护贵族奴隶主利益方面十分明显，据说努尔哈赤曾经规定，无论是谁，如果殴打了汗的亲戚，就要处死。
建立国家，就不能没有文字，女真人的语言基本上是相通的，而当时明朝所发给女真部各处的文书仍然沿用金代创制的女真字，但这种依据汉字和契丹字所作的文字非常不容易辨识，很多女真人都不通晓。1599年，努尔哈赤命文士额尔德尼和噶盖用蒙古字来书写女真语，并制成了以蒙古字拼写女真语即满语的满族文字，通称为老满文，这对于金国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1616年前后，努尔哈赤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国家，它标志着满族的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也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