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来说是劝国王行仁政以达到统一全中国的目的。所谓仁政，首先自然是要给农民田地和宅邸，让他们能够拥有更多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但土地从哪里来呢？自然是必须从现在拥有土地的人手中拿来了。这实质上是要地主回到领主、农民回到农奴的地位上去，在一些小国也许能够实行，但是诸如齐魏等大国，是绝对不可能采用的。但是孟子的仁政学说中也含有不少独辟蹊径的积极思想，比如他认为得民心的人就能做天子，而失民心的人就是独夫，独夫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而武王伐纣的事情所伐的就是独夫而非弑君。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学说成为封建时代十分宝贵的一种政治理论。
孟子的哲学思想中认为性本善，这也是仁义学说的一个必然出发点。孟子的性善论从统治阶级看本阶级的性是善的，所以就延伸出本阶级的理义自然也是善的。以此为标志，被统治阶级自然应该对这些理义表示顺从，如果反对了，那就是性恶的禽兽。但实际上，事实确是相反的，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上在于维护剥削，而被统治阶级的理义根本上在于反对剥削，如此南辕北辙的理义，又怎么可能在“善”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统一呢？
荀子认为子思、孟子是五行说的创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而比孟子稍后的邹衍则扩大了五行学说，成为了阴阳五行家。在秦汉时，孟子一派的儒者与阴阳五行家相结合，得到了统治者的尊信。
《周易》讲阴阳，《洪范》讲五行，原本是解释宇宙的两种不同哲学思想，齐人邹衍将两种思想混合，改造成了唯心论，加强了它们的神秘性，创立了阴阳五行家。邹衍着书五十六篇，约十万余言。
曾子、子思和孟子学派主要在于讲仁义，其次才是天文历数。但阴阳五行这个学派主要是讲天文历数，其次才讲仁义。古代将天文历数与天灾人祸混为一谈，迷信的成分极其浓重。邹衍将阴阳消长与五行相胜配合起来，造出了五德始终，即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循环论与命定论，并大肆传播，要人们一举一动都听命于鬼神天数。这种学说影响最为广泛而久远，可以说是战国诸学说中最为有害的一种。
老子和庄周
《道德经》是战国时期的着作，据说其着者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李耳。在孟子的时候，孟子批评当时的各学派，但并未谈到老子，说明在孟子时期，老子的学说还未曾盛行，老子应该是在孟子之后的。荀子已经开始评论老子，韩非子也发扬过老子的学说，可见老子学说的传播应该是在战国后期。
老子是一个极有智慧的古代哲学家，他观察了自然天地以及世间万物的变化，以及社会方面历史、政治、人事等的成败存亡祸福，他发现并了解到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个古代哲学家都更为广泛和深刻，这种矛盾性被他称为道与德。道指的是从一切具体事物中所抽象出来的自然法则或规律，《老子》一书中多用“一”来代表道。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相对立，因为有对立才有所变动，而对立的正反两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够互相转换，即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而德是指宇宙间的一切具体存在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各个德综合就成为一般的道，而一般的道表现为各个的德。老子以朴素的辩证法讲论了一个人如何立身处世的方法，他的全部学说都贯穿着道德这个根本思想。
老子将“无”的学说应用在阶级矛盾上，对统治者主张无为。他认为，民之所以饥饿，是因为统治者的食税太多，民之所以难以治理，是统治者喜欢有为所致。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政策，想要国家倒退到远古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居民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希望将走向统一的社会分解成无数孤立的小点，把人们就拘禁在这样的小点里。这样的思想正反映出了没落领主们的思想，他们对未来悲观失望，不敢向前看，于是只能去幻想遥远的过去。
道家的学说比儒家学说保守得多。儒家认为，社会向前发展，只要加以限制，不让变动太快就可以了。但在没落领主的代表道家看来，社会的变动是不可容忍的罪恶。老子的政治思想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他所观察到的辩证法的规律，却又是极其珍贵的，可以说，老子确实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哲学家。
儒家和道家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学说。儒家是一条明流，拥护着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而道家则是一条暗流，阐明了驾驭臣民的办法，使统治者加强权力。孔子和老子两大学派，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庄周是宋国蒙人。庄子的思想显然是源出于老子的，他所说的人事极大部分是荒诞无稽的寓言故事，不可当真。《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是庄子所着，外篇杂篇共二十六篇，多是出自道家的伪托，并非全是庄子本意，所以要谈论庄子，应该以内篇为主。
老子主张无为，主张放任自然，目的在于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驭众、固位、保身。但庄子却是以“物不胜天”来作为学说的中心思想，说无可奈何的就是命，不可违背的就是天。他将无为阐释为无是非，无成败，无梦醒，无生死，无空间、时间，一切都归于无。把放任自然说成了弃绝人世，不看不听不吃不呼吸，一切都回到没有人类的世界去。庄子极端厌世的悲观思想和无边际的辩说似乎是要将人类引导到毁灭的道路上去。可以说庄子已经完全失去了人与自然对抗的自信心。
庄子的思想虽然是源出于老子，但流派却不同，所以在两汉时候黄老并称，而不称作老庄。到了魏晋时期，才以庄配老，并称老庄。
荀子与韩非
荀子反对孟子、墨子、老子、庄子，提倡礼义。荀子在儒家的地位和孟子是等同的，在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样，他善于评论异家，是孟子之后最着名的儒者。荀子的弟子韩非虽然师承荀子，但其实已经脱出了儒家的范围。韩非博采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了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完成了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合时宜的大思想家。
荀子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孔子和孟子有极大的区别，和老子有些接近。荀子认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着一定的自然规律在运行，而并非鬼神命运等东西操纵。吉凶祸福在于人为而非天命，与其祈求上苍，不如倚靠自己来创造生活。人对自然界，不能一味顺从敬畏，恰恰相反，应该发挥人力来与自然斗争，使天地万物都能够为人所用。这种人胜天的思想反映了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显着发展，同时也阐述了人与自然界间的一种关系。
荀子的学说中认为人能胜天的根本原因在于合群，而要合群，就必须有一定的规定，能够合理地进行利益的分配，这样，按照贵贱长幼的等级来进行分配，自然就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了。荀子把这个所谓的真理叫做礼，也称为礼义。荀子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和人类同时存在的永恒真理。
荀子还认为，人天生就有欲望，而有欲望就会有争夺，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就是恶的，是因为学习了礼义才变恶为善的。而对于善的人，可以用礼乐来对待，但是庶民百姓一般是不知道礼义的阶级，所以他们始终都是性恶的。而对于性恶的人，就要用刑罚来制服他们。荀子用统治阶级的礼义来证明人性恶，其实从根本上说，合乎统治阶级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恶。
荀子人生天地万物的学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由此所造出的专制主义学说在当时也是合乎政治需要的。但荀子否认命运、鬼神，以及人性本恶等学说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却并不合用。统治阶级需要利用鬼神、命运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仁义、性善等来文饰自己的统治。故而，在形式上统治阶级依然选择孔孟的传统儒学，荀子的地位也不得不落后于孟子。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哲学与政治学，并且更推进了一步，失去了儒家的本来面貌，成为刑名法术之学。
韩非是战国末总结诸子学说的大思想家，韩非思想的基础是比荀子更为扩大的性恶论。他推崇老子，但其实，老子的宗旨在于柔弱无为，韩非的主张却是刚强有为。韩非只取了老子法术，却完全改变了老子的宗旨。
韩非思想以荀子思想为基础，更进一步发挥，采取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术，慎到的势，创造了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理论。春秋时候，孔子主张复兴周道来求得政治上的统一，反映了衰落的中央的政治需求。战国前期，孟子主张施行仁政，从而拉拢农民阶级，巩固地主阶级的地位。战国后期，地主阶级已经非常强大，开始公然和农民阶级相对立，于是主张用专制主义来求统一的荀子出现。到韩非学说出现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度已经达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地主阶级成为主要的统治阶级，而农民阶级自然也成为主要的对抗阶级。
散文和诗赋的发展
炎黄族掌管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管文化的人叫做巫，当炎黄族和部分苗黎族混合成为华族以后，巫史两种文化并存，相互斗争的同时也相互影响。
周朝重史不重巫，史官记事的同时也兼作诗。经书的文辞就分散文与诗歌两类，散文又分为质言和文言两种文体。质言词句质朴，不加文饰，如《周书·大诰》、《康诰》、《酒诰》等篇。文言则都是史官精心所作的，条理细密，文字明白，如《周书·洪范》、《顾命》以及《仪礼》十七篇。诗歌基本上四字成句，叫做四言诗。体裁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诗吟咏情性，文化价值极高，同时也最为流行。
两周的散文与诗歌经由孔子删订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学，师儒讲经，或者是阐述其中的经义，或者是讲明训诂，已经和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了。文学的主流诗歌被尊为经，失去了活力，学生们只能背诵古诗三百篇，却难以创作出新的诗歌一篇。在孔子之后，诸子并起，散文也随之发展起来。诸子所着的书，主要是为了谈论政治，阐述哲理，但其中所包含的寓言、故事、神话、隐语等往往隽永有味，和文学类似。
诗歌与音乐之间相互影响，不可分离。天子有掌管音律的大乐官叫做太师。太师负责选择新的诗歌，经过一些修正之后给天子演奏，然后再流传四方。《诗经·国风》中很多诗篇就是这样被记录下来的。
东周时期列国朝聘，宾主大多是以赋诗的方式来言志。赋是一种与歌不同，与诵有些相似的声调，就是不用音乐，随口朗诵几句诗，由此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新体文学的创作主要在南方楚国，其中最着名的创作者就是屈原。
屈原是《三百篇》之后推动文学到达更高境界，丰富了文学内容的伟大诗人。楚国的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屈原作《离骚》和《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的楚国方言。楚辞可以说是巫官文化的最高体现，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开始灿烂发展。
屈原原本是楚国的贵族，后来被楚怀王放逐出朝廷，之后又被楚顷襄王流放到江南。屈原非常同情楚国人民，遭到昏君和佞臣的迫害之后，在忧愁烦扰中作了《离骚》。《离骚》的产生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的天才创造力和高尚的政治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后，屈原作了《怀沙赋》，投汨罗江自杀。儒家部分儒者以儒家的经义来评价楚辞，这是很迂腐的一种看法，楚辞的价值正在于不受儒家经义的拘束，创造了全新的文学形式。
战国时期的文化状况
战国时期，除了儒家、墨家和道家三大学派以外，诸子百家中还记载了不少关于自然的社会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有所流传，或仅存书名，或偶见征引，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根据现存史料还是能够推见当时大体的文化状况。
天文历算学
对于天象的观测一向是国家的大政事，战国时诸子中也有这方面的专家，阴阳五行家就是谈天的一个学派。战国时天文历算家讲天体，流行的学说是“盖天论”，即认为天像一个圆盘那样盖在上面，而地则像一个伏在下面的圆盘。西周时期，用二十八宿来观测太阳的运行，求得了朔日所在。到战国中期的时候，楚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测定了黄道附近大约一百二十个恒星的位置与其距离北极的度数，以此来观测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他们所测定的记录是世界最古老的恒星表。
地理学
从西周到战国，中国的疆域一直在扩大，凡是华夏文化到达的地方，都称为中国或海内。因为疆域的扩大，积累起了非常丰富的地理知识，由于各族之间有经济、文化的接触，故而也积累起了许多关于地理、民俗、特产和神话等的各种传闻。其中有大约可信的传闻，如墨子的《节葬篇》；也有荒诞无稽的神话，如《山海经·海外经》里的贯胸、三首、三身、一臂等国家。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家根据地理知识和各种传闻所着的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确实的地志，如《山海经》的《山经》、《周礼》的《职方氏》、《尚书》的《禹贡》与《职方氏》九州合图、《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有关九州的记载等。另一类则是真伪混杂，甚至伪多于真的传闻，如《穆天子传》、《逸周书》的《王会解》、《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等。
医学
医学是从巫术开始的，巫术治病主要是靠祈祷和咒术，但后来开始逐渐使用些酒、草等药物。东周时，医与巫开始分业，医开始专门用药来治病。战国初期，李悝计算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费用，其中就有一项包括了疾病费，这说明在当时民间已经有了医生，战国时的医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的着名医生有扁鹊，扁鹊着作《难经》，用人体解剖阐明了脉理和病理。扁鹊是自巫和医分家之后，总结医学经验的第一人，同时又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农学
战国诸子中也有农家，专门总结农业经验。《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就是农家学说的一部分。《汉书·艺文志》也有论耕种、积蓄、养蚕、种树、养鱼鳖、藏果实、看土壤、相六畜等的书。这些书中含有一定的迷信成分，但确实记载了不少和农业相关的知识。
制器技术
《周礼》中有所记载的器物就有数百种之多。儒家和道家的主张对手工业是有极其严重的阻碍的，儒家和道家都主张守旧，认为新的器械对统治者是有害的。而在战国时期，由于战事频繁，儒家的思想已经无法阻止武器制造上的进步，连弩和铁剑的制造就是一大进步，是战国时期手工业的重大成就。
军事学
兵法是战争中军事指挥者高度智慧的表现。东周时期，北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都是累积了丰富军事知识的国家，尤其是齐国。孙膑所着的兵法十三篇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汉初期，张良和韩信整理兵书，共整理出了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战国的兵家占了绝大多数。可见，战国时期，兵家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活跃的一家。
艺术
战国时期的器物制作精美，《韩非子·外储说》中记载，一个画家为周国君在竹片上作画，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但看不出画了什么东西。清晨的时候放在窗口，突然看见竹片上有龙蛇禽兽车马人物各种形状。《喻老篇》中又说，有一个宋国人用象牙雕刻楮叶，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放在真的楮叶里都难辨真假。如果这些记载是事实，那么说明战国时期的艺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