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从文化上来说，自东周后期，由于华族生产力的进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逐渐将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了起来。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大体上来说也只存在着一个华夏文化了，文化的共同自然使得人民心理上的状态也是共同的，既然是共同的，统一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当时社会大环境来看，势必会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大帝国，而秦国自身的内部优势使得这个伟大的重任必然由它来担当。这就是为什么秦国能够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原因。
六、百家争鸣——周代的思想与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相继绽放，后世将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统称为诸子百家。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等。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气象。
古代文化的产生
中国文化的起源就现有的地下发掘来说，可以上溯到几十万年前，而就书籍的记载来说，一般是从夏商开始说起。但是对于夏商两个朝代，始终缺乏可信的史料，只能够在先秦传说里推见些当时的影子。
夏朝社会在氏族社会的基础上开始划分了阶级，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但在当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还未激化，文化也只停留在低等的尊命文化。商朝的时候，正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统治者开始借用鬼神和刑罚来压迫奴隶，斗争开始爆发了，文化也进入了较为高等的尊神文化。到西周时候，按照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等差别制定出了一系列的礼，于是文化进入了更为高等的尊礼文化。
到东周时期，大小宗族间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某些统治者意识到，天、命、鬼神都不一定可靠，实实在在可靠的，是负担税赋兵役的庶民。这种新的认识使得东周时期产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思想家，他们的着作和遗留下来的言论为后来的封建文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科学性的知识在东周时期也有了显着的进步，例如农业与历法的相结合，可以说，历法的进步就是农业的进步。相传《夏小正》是夏朝的历法，在夏朝后期发明了干支，是历法的一大进步。殷商时期历学家改十二月为正月，创了闰月法。周朝历学家区分了二十八宿，改十一月为岁首正月，并有了岁星纪年法。西周后期又推得了日月的交会点。这些历法的进步有助于人对自然的认识，同时也对农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帮助。
而战乱的频繁也使得东周时期出现了许多的军事家，累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齐国的孙膑及其后人吴王阖闾的将军孙武总结了军事经验，着作了兵法十三篇，成为军事学的经典。在这十三篇中包含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与《老子》五千言共同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着作。
兼并战争所引致的，是宗族制度的破坏与新的家族制度的兴起，这些变化使得文化也相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郑国子产创法家，齐国孙武创兵家，鲁国孔丘创儒家，宋大夫墨翟创墨家，在东周后半期的时候，除了道家以外，所有重要学派都诞生了。
孔子的儒家学说及儒家经典
东周时期所产生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军事家首推孙武，而思想家、政治家则首推孔子和墨子。尤其是孔子，当他还在世时，就有人尊奉他为“圣人”，甚至在此后的整个封建时代里，孔子的学说都处于显学独尊的地位，被统治阶级用于统治。
东周后半期，宗族制度在瓦解，家族制度在兴起，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动。当时的社会里，士处于一个中间阶层，上有贵族大夫，下有庶民工商。士在军事上是作战骨干，在政治中任下级官吏，文化上学贯古今，经济上拥有土地私宅，社会地位重要却不高，要想取得官职，必须依附把持国政的世卿贵族。因此，士阶层的思想趋近于保守和妥协。孔子的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他的思想由始至终都贯注着“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
《礼记·仲尼燕居篇》中记载子贡曾问孔子：“中到底是什么？”孔子说：“礼啊礼，恪守中正之道，无过与不及。”可见，礼都是尊贵者所规定的，而合乎礼也就是合乎中。但是尊贵者并没有办法对任何事情都规定出一个礼，而事情的处理又必须有中，所以，孔子和儒家大师们处理或议论这些事情之际，弟子就都记录下来整理成为了礼或理。齐国的晏婴曾说孔子礼节太繁盛，几辈子也学不完。
中庸思想是士阶层妥协性的表现，从理论上来说，所谓礼，虽然偏向尊贵者，但对卑贱者的权益还是有一定的兼顾，但事实上在实践中，尊贵者并不实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而卑贱者却总是担负着过度的义务。于是，所有讲不通的事情，都归到了天命里。高深莫测叫做天，无可奈何就是命。
对于鬼神与人的关系，孔子也用中庸的思想来看待，他既不谈鬼神，也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这种对鬼神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有唯物论的因素。虽然在鬼神方面，儒家居中立位置，但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又常常是无鬼论者。
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礼乐和仁义。礼指的是一切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根据这些根本来制定出礼，从而区别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单要求人守礼，孔子认为不合乎中庸之道，于是用乐来配合礼。乐是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妥协和中和。礼用来辨异，乐用来求同，有乐的配合，礼的作用就更加增强了。
单有礼乐而没有道德，是不能够完全适合政治需要的，故而孔子也提倡仁义。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或者同情心。而义的意义是适宜、合理，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权。实际上讲来讲去，这些东西无非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来服务。
孔子的学说妥协性多于反抗性，自然保守性也就多于进步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这是孔子学说的一个进步面，但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认为应该让他们服从，而不是引导他们拥有智慧，可见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来说是很保守的。
孔子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理天下，诸侯治理本国，希望能够复兴周道。由于孔子生在东周，故而将希望寄托于名义上为天下主人的周天子，虽然这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已经开始萌芽。同时，孔子希望用礼乐仁义来求统一而非战争，但其实，兼并战争从客观上来说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途径。
孔子的学说具有多面性，这正是儒家学派能够适应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统治阶级需求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孔子和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文化无可置辩的主体。
孔子还是第一个创设大规模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但凡想学习的人，只要送一束肉干以上的礼物，孔子就认他作弟子。孔子周游列国，而弟子们就跟随着他随时学习。孔子的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言辞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
孔子非常博学，收集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这些教本被尊称为经，而其他的解释经义的文字则被称为传。随着儒学的盛行，六经以外的书籍都逐渐亡佚。
在孔子之后，儒家的经学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性力量，故而，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要研究儒学的经传。
《周易》是占卜书中的一种，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上三爻叫做上卦、下三爻叫做下卦，合成一卦。卦辞爻辞文字极其简单又晦涩难懂，孔子曾大力钻研卦辞爻辞，将其作为儒家的哲学思想传授给弟子。
《尚书》是历代政治论文集。《尚书》有两大作用：一是建立起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二是保存商周两代的重要史料，由此推见二代的政治情况。其中，战国时人所作的《禹贡篇》托名禹平治水土的记录，选入《尚书》，它总结了上古至秦华族势力已入四川、未越五岭时期的地理知识，被尊为经典。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按音乐性质分为《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
《礼》是孔子选取的士必须学习的周朝长期积累起来的繁富礼制中的十七篇。在这十七篇中，《丧服篇》最为重要，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精神，在《丧服篇》中表现得最具体最清楚。
《乐》已经亡佚，有说法认为《周礼·大司乐章》就是儒家所传的《乐经》。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正名分。儒家的政治思想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封建等级制度的精神都充分表现在《春秋》里。
《论语》是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这些经典流传至今已经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经学本身发生了多次的变化，并由此产生了多种派别，或大或小地影响到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及墨家
儒家和墨家在战国时期并称显学，秦汉以来，儒学盛行，而墨学则因为被统治阶级深恶痛绝而传授中断。
墨子名翟，曾经是宋国的大夫，生卒年已不可考证。墨子生在孔子之后，当时宗族制度破坏更甚，士阶层逐渐成为地主阶级，在社会的大变动中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参与权。在士阶层下的庶民是一种小私有财产者，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也要求一定的政治地位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墨子和他所创的墨家就是代表庶民用“上说下教”的妥协方法向统治阶级提出要求的一个学派。国君和贵族要进行战争，就要拉拢庶民，因此必须要在形式上对庶民做出一定的让步，让他们的代表能够说说话，墨学便是因此而兴起，与儒学同称为显学的。
墨家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不一致，统治阶级作出暂时的勉强而有限度的让步最终是为了利用墨家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墨家对统治阶级却是竭尽心力地忠实服务。墨家一方面攻击儒家，企图取得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一方面视死如归地为国君贵族守城御敌，希望借此取得统治者的信任来施行自己的学说。但事实却是，墨家从来不曾得到卿相行道的机会。
《墨子》在汉的时候有七十一篇，到赵宋时存六十三篇，而在宋以后还存五十三篇。《墨子》重视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并非文采，每条少仅三个字，多不过二十个字，文字极其简练，但给当时有关社会和生产的重要知识都做了一个近乎全面的总结。
墨家反对宿命论，攻击孔子。在阶级上，墨子承认贵贱的等级，但是主张选择贤良的人为统治者，恢复大禹时期的古风，要求贵族们学习大禹，和万民同样过勤劳简朴的生活，放弃剥削的权利，这显然是一种空想，永远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采纳。
孔子的学说适用于士阶层，而墨子的学说，目的则是为了庶民谋取利益，两者都是显学。但很显然的，儒家学说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墨家学说显然不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故而，孔子成为士阶层的成功的代表，而墨子则成为庶民的失败的代表。
墨子的学说流行于庶民群体中，墨家的一些代表人，如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均是出身下层的庶民。由于庶民想要取得政治上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在墨子死后，墨家巨子代代相传，类似教主那样率领着墨家众人从事政治活动。
墨家的弟子有着很显着的一些特点：
刻苦生活——墨子教导弟子穿短衣草鞋，昼夜努力工作，自愿吃苦，否则就是违反大禹的遗教，不配称为墨者。
服从巨子——巨子是墨家的“首领”，只要巨子有命，墨者一定要遵从。
舍命行道——墨子门下多勇士，弟子三百人都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只要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纵然粉身碎骨墨者也愿意。虽然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很可贵，但可惜走错了道路，沦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
严守家法——巨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王看腹年老，并且只有一个儿子，便赦免了他的死罪。然而腹却为了严守墨家的定法，不听秦王劝说，执意把儿子杀死。
实行教义——墨子有个弟子叫胜绰，被举荐到了齐国做官。胜绰作战很勇敢，但墨子责备他违背了《非攻》的理论，便叫他辞官回来。
分财互助——弟子们做了官得到的俸禄，会将一部分送给巨子作费用，另外墨者认为但凡有余力和余财的人，都应扶助贫困的人。
墨家可以说是古代劳苦群众中最早的政治结社团体，但他们却缺乏重要的东西——反抗性，因此最终从客观上来说沦为拥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结社。主观上来说，墨家是为庶民的利益着想的，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墨家的学说不可避免地有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在秦汉统一之后，统治者将墨家学说看作危险的学说，从此禁绝。
孟子与邹衍
在孔子和墨子之后，杨朱针对兼爱，创立了“为我”学说，来反对墨家。杨朱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在孟子的时候，杨墨两家学说满天下，士们不是从杨就是从墨。儒家的礼乐学说被墨家破坏，而儒墨两家说法不同的仁义学说又被杨朱所破坏，继承了周道的儒家学派自然要起来反抗，孟子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
孟子名轲，鲁国邹人。孟子自任为孔子的继承人，《孟子》七篇就充分发挥了孔子所说的仁义部分，这些学说在他反对非儒家学派的辩论中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中都有体现。
孟子反对当时的各种非儒家学说，主要是“辟杨墨”，而这正说明了孟子存在着阶级偏见。接近墨家流派思想的宋钘曾创作华山冠，表示上下应该平等，而这是儒家所绝对不允许的。杨朱与孟子都是地主阶级，但杨朱所暴露的剥削思想毫无掩饰和节制。孟子要谈仁义，使得剥削思想有一定的掩饰和节制。孟子又和许行的农家学说作过一次非常着名的辩论，许行认为君民应该共同进行劳动，不劳动就不能获得利益；而在市面上，同样的货物价钱都应该一样，这样就不会有人买东西被欺骗。但是孟子驳斥他说，货物不同，价值自然也不同，如果大鞋子和小鞋子价钱一样，谁还制作大鞋呢？若是按照许行的说法，那么大家就都不愿意花心思生产好的货物了，国家怎么能进步呢。孟子一生的辩论都着重于辟杨墨，然而比较多的进步意义却是在辟许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