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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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出卖变法(5)

9月25日(旧历八月十日),诏命荣禄即刻来京,后党废黜光绪的阴谋开始启动。另一方面,袁世凯告密的正效应也开始显现。首先,荣禄进京,诏命袁处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务,相当于临时总督,而这没有荣禄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表明荣禄已非常信任他了。其次,荣禄进京的第二天,就奏请协助袁世凯创设同文、炮兵、步兵、骑兵四座武备学堂的监督段祺瑞,其真实意图是为袁做铺垫。再次,担任军机大臣的当天,“一再有人问荣相说:‘袁世凯曾奉有密诏吗?’回答说:‘有。’‘诏中可曾有杀公的话吗?’回答说:‘有的。’(于是)说:‘那么袁世凯先前是个同谋者了,既同谋又检举,首鼠两端,此人也无足可取嘛。’荣相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我的人”,是官场上至今沿用不衰的典型用语,荣禄对袁下这种评语,说明他已将袁划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为促成训政的核心人物,荣禄备受太后倚重,进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红,与荣禄结成的这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将成为今后袁世凯仕途上的有力保障。

9月26日(旧历八月十一日),清廷下达政令,把新政的各项举措一风吹掉,全面复旧。戊戌新政缺乏思想和社会基础,加之推行速度过快,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怨声载道。慈禧看到了这一点并加以利用,在抓捕维新派要员的同时,慈禧也在对新政进行清算。作为经验丰富的执政者,她很重视并善于利用“合法性”、“民心”这类东西。本日,她连颁几道诏令,封闭言路、停止将庙宇改设学堂、恢复被裁撤的衙门等等,从而大得“人心”,既得利益者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日始有命了,非我皇太后(做主)如何得了啊”。同时为了稳定京城和全国的人心,除继续缉拿在逃的康、梁、文(廷式)、王(照),清廷宣布除在押和通缉的人犯外,对于其他维新派人士,“概不深究株连”。皇帝已被控制起来,康、梁等已逃亡海外,维新骨干基本上被一网打尽,足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其他新政活跃分子,以行政手段撤换就可以了。本日上述稳定局势的举措一反几天来紧张、恐怖的气氛,是荣禄进京后才有的新气象,反映出朝政开始趋向理性与务实。自本日起,军机处、刑部和都察院连续三天对在押的维新派进行了三堂会审,都审出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从9月28日被处死的“六君子”来看,杨锐、刘光第实际上是改良派,并非康、梁急进派的成员,也未参与反政变密谋,其被杀只因名列密诏。康广仁、谭嗣同、林旭是密谋的参与者,谭、林也名列密诏,康广仁则是首犯康有为的弟弟。杨深秀也未参与过密谋,他的被杀是因为在太岁头上动土,上折责问皇帝被黜的缘由,并要求太后退位,在顽固派看来简直是胆大包天、怙恶不悛。所以整个审判的中心应该是密诏及由之而来的杀荣禄,围颐和园的密谋,从参与密谋的毕永年和钱维骥等人事后并未遭到追捕来看,密谋中杀慈禧这个内容并未泄露。但仅上述事实在专制时代就已经构成谋逆大罪,“六君子”遂于9月28日(旧历八月十三日)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在菜市口处斩,“观者人山人海”,戊戌变法运动最终在血腥中落下了帷幕。

关于袁世凯告密一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出自张国淦。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湖北蒲圻人。晚清时历任内阁中书、宪政编查馆馆员等职。辛亥革命时曾作为北方代表唐绍仪的随员参加南北和议;民国时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解放后出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熟悉民国掌故,着有多种晚清、民国时期的回忆录。他认为,袁世凯告密“地点在北京而不在天津,日期是八月五日”。他的这个结论据说是得自袁世凯写给其兄长袁世勋的家书:

弟屡遭慈亲(指母亲)的亡故,以至于销假到京,困难丛集于一身。全是因为皇上急于变法图强,擢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之士佐治改革;康、梁于是设立保皇党以资号召,知道我统率编练新军,诱引入党,密奏皇上将我破格超升投职为候补侍郎。我想保皇本是臣下的天职,慨然允诺入党。其党纲以革除腐败老臣,施行维新政策为宗旨。不料太后在颐和园得此消息,立召荣相并满汉大臣商议,想要废皇上为庶人,另立端王之子溥仪以承大统。事机不密,为康、梁所探知,急奏皇上,降下密旨命我提兵围困颐和园,将太后软禁,荣禄等一班奸党一律逮捕监禁。弟接旨后颇觉进退两难,不奉诏是欺君逆旨;若提兵软禁太后,是助君为不孝;逮捕荣相,是以怨报德。自问天良,弟无荣相特保,怎能有今日的权势地位?若派他人杀之囚之,弟可以不问;由我卒兵捕捉,天理人情全都不合。此中的委曲,后世的明眼人自能谅解。弟彷徨终夜,这种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直到天明,决意提兵入京,见机而行。及到达不师,屯兵城外,只身入宫,面见皇上,授我密诏,捕拿太后党羽,荣相列第一名。我只得唯唯而退。快到宫门时,正遇到荣相入宫,拦路问我为什么带兵来此,弟被逼的没话说,只得以实情详告。荣相立刻带弟入颐和园面奏太后。此非兄弟卖君求荣,实在是因为荣相是我的恩师,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断送维新六君子之生命,弟之过错啊。皇上于是遭到幽禁,荣相入京掌理朝政,保弟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弟资格太浅,断无真除之理。如此反复图功,必受后世的唾骂。然而若是拘囚太后,后世又将责备兄弟助君为不孝之事了。

从信中所述分析,此信当写于9月25日至28日之间,荣禄25日奉召进京,28日裕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在他接任前,袁世凯虽然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十几天,但只有在总督人选未定之时,他才有可能说自己资历浅、决无可能真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这样的话来。短短三天时间,我们必须设想,袁世勋在北京得知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的消息后,立刻发信,此信到达天津,最快也得一天时间,而袁世凯在接到信后,必须马上回信,这已让人觉得勉强。这封信中的口气不大像袁世凯。特别是信中所提到的事情、时间、地点颠倒错乱得厉害。因为初三夜间袁才从谭嗣同处得知密谋,如果像他信中所说,天明方下决心回小站提兵,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第二天清晨赶回北京请训。况且,太后已于初四傍晚回到大内,荣禄又怎么可能初五带他到颐和园去告密呢?所以,此信如果不是出于伪造,就是有意撒谎,就事实而言,不值一笑。

简略说一下维新派诸入的结局。

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谭嗣同与“通臂猿”胡七、大刀王五拟救光绪,因宫内戒备森严,未果。胡、王劝谭也去日本,被他拒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如有,请自嗣同始”。说罢,闭门不出,等待缇骑来捕。“四京卿”中另一位人物杨深秀同样“不识时务”,京城维新派闻讯纷纷逃避之际,“独深秀抗疏,清太后归政”,并诘问光绪皇帝被废的原因,自然难被朝廷容忍。康广仁是康有为的胞弟(也是光绪的英文教师)。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早已列入捕杀名单。杨锐原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由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进京参预新政(同时推荐的还有刘光第),与林旭同列一班,遇林旭所拟签语激进时,必强令改换,不料朝局变动也随之遭祸,张之洞营救不及,遇难。以上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

张荫桓是戊戌政变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是京城惟一懂洋务的政治家,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低级成员(户部左侍郎)。但他所扮演的角色却极其重要,是光绪皇帝最为倚重的一名重臣。政变事发后,张荫桓还来得及转移家中主要成员和细软,销毁了部分书扎、文件。他在锡拉胡同的房子,归为以操纵赌博着称的粤商刘学询所有。慈禧太后原来是准备将张荫桓与“六君子”一起处决的,后因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干预以及日本署使林权助、伊藤博文的警告,英日方面通过李鸿章经荣禄说服慈禧,晓以利害。慑于列强的威吓,慈禧不得不改变主意,改判为流放新疆。张荫桓性格狂狷,恃才傲物,目无余子。谪戍新疆时,沿途仍然有官员按送,张荫桓嘻笑谑称:“老太太跟我开玩笑,差我到关外走一回”。把慈禧称做“老太太”,吓得地方官面无人色。庚子年,八国联军来犯,新疆巡抚饶应祺(湖北恩施人)不知就里,以为处理外交正需要张荫桓,乃上书请求开释,谁知道这一提醒反误了卿卿性命,慈禧太后怕张荫桓为洋人所用,明旨下令就地斩决。

“戊戌政变”抓捕维新派后,慈禧亲笔批文“斩立决”的第一个人是徐致靖。李鸿章有心援救,又觉不妥,便求助于太后的红人荣禄帮助。不料太后听了荣禄求情的话后大怒,责怪他不该为维新派开脱。荣禄跪在地上申诉:“徐致靖是个书呆子,根本不懂新政,只是混在里头唱唱昆曲,玩玩围棋,自从升任礼部右侍郎,皇帝连一次也没接见过他”。太后派人一查,果然没有皇帝召见徐致靖的记录,这才由死刑改判死缓,保下了徐致靖的一条命。实际情况是,徐致靖50岁以后患了一场耳疾,耳聋得厉害,因此光绪召见变法人士的名单里没有他。

长子徐仁铸时任湖南学政,也属维新派,同时是个大孝子。徐致靖被捕后,他给朝廷上书要为父亲顶罪,未被理睬。

徐致靖一直在牢中直到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太后、皇帝西狩,清政府机构已经瘫痪,大牢里的犯人差不多都跑光了。可是徐致靖仍认为自己是大清国的犯官,不肯走出监狱半步。当时管监狱的司官乔树楠是徐致靖的年侄,亲自跑到大牢里告诉他,明天狱中不开饭了,徐致靖这才跟着前来接他的儿子回了家。出狱后徐致靖依然“待罪京师”。两个月后,得到朝廷恩准,离京去了杭州,居住在姚园寺巷,改名徐仅叟,意思是“六君子”之外仅有的一名老头子。

除了两个儿子徐仁铸、徐仁镜外,徐致靖还有个女儿,嫁给苏州才子许直庵,生子名许姬传。徐致靖晚年经常与幼孙姬传为伴,教他读书、习字、演唱昆曲。许姬传后来成为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的秘书,着有《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和《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