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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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袁世凯的人际关系(4)

袁世凯在世时,曾经骂这个老三是“土匪”,心底认定他成不了什么大器。和袁家其他儿女比较起来,老三袁克良似乎真是个“莽大”。曾经在大哥袁克定手下跑过腿,干点侦缉队之类的活,抓个人绑个票,派他去最为合适。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怒砸三希堂法贴碑。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派副官唐中寅清点物品。有一天,唐中寅正在巡逻,忽然发现一队小工抬着几块石碑往外走。唐副官上前追问,此时袁克良不请自到,大模大样地叫小工继续搬运,唐副官自然要阻拦。脾气火爆的袁三公子搬起一块石碑,狠狠朝地上一砸,石碑顿时碎成了几块,袁克良仍不解气,又朝地上狠狠砸了几块,方才罢休,挥了挥手,带着一干人马扬长而去。只是可惜了那些三希堂法帖石碑,价值连城的宝物“玉碎”了。

袁克良一家住在北京八面槽锡拉胡同——这是他父亲袁世凯留下的一笔遗产。娶了张家小姐过了几年,他又娶了个小妾,是个唱戏的,叫孙宜卿。再过了两年,袁克良忽然疯了,不是那种满街撒泼发癫的“武疯子”,而是挺文静地躺在床上,默默看着漆黑的屋顶度日。袁克良一家后来搬到了天津大营门,他有二子三女,二子是家增、家霖。三女是家潜、家佶、家芷。

陆宝忠(1850-1908),字伯葵,江苏太仓人,光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担任湖南学政时,闱场考风狼藉,有童生公然买通监考官帮忙作弊。陆宝忠留心访查,惩办数起,弊情有所减轻。有一年,陆宝忠到湖南衡阳监考,有个童生进考场大概是没听招呼,被当地县官狠狠训斥,童生顶撞了几句,又挨了县官的一顿板子。这事把当地老百姓惹毛了,围攻了县衙门,捣毁了签押房,还扬言要放火烧房子,县官吓得不敢出面。事情平息之后,县官感到自己受了辱,提出要对那个童生处以极刑。陆宝忠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这是个冤案,童生其实并无大错,错的反倒是县官。经陆宝忠保全,结果未戮一人,陆宝忠在衡阳当地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爱才如命”四个字,送给陆宝忠也是很贴切的。

陆宝忠晚年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朝廷下令严饬戒断,他立即执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他向朝廷报告戒掉了鸦片,结果到了四月就死掉了。

袁世凯的五女儿季祯嫁到陆家两年不到,就病故了。第十三女经祯续嫁陆家,成了填房夫人。说到袁家先后嫁到陆家的这两个女儿,两家还有一段恩怨。五女季祯出嫁前,身体就很虚弱,对父亲做主的婚事也不满意。嫁到陆家后不久,就与夫君闹别扭,郁郁寡欢,病倒在床上又不肯吃药,结果年纪轻轻命丧黄泉。季祯去世后,陆家对袁家耿耿于怀,认为把这个身体不好又不大情愿的女儿许配到陆家,是搞“假冒伪劣”。袁世凯为了表明心迹,又把十三女经祯许配给了陆家。袁经祯嫁到陆家后,夫妻俩感情不错。

在袁世凯的一生中,有个人的命运始终和他绑在一起,这个人就是徐世昌。

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河南汲县人。此公的一大特点是耐得住寂寞。考中进士后,徐世昌在翰林院任编修,这是个不起眼的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远不如外放当个知府之类的州官来得实在。也有同僚暗中教他招数:为官之道要舍得投资,拿点银子去疏通上司,弄个办学差、试官的肥差,去外省捞它一把,回报大大高于投资。徐世昌摇了摇头,依然慢条斯理踱着八字步去翰林院。他心里清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机会总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提供的。

板凳坐得十年冷,到了第十年,机会终于来叩门了。袁世凯在小站办新建陆军,请他这个老搭档出任车务营务总办,相当于总参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是袁的内当家。徐世昌欣然赴任,总揽内务文案并参与机密,成为袁老四的核心智囊。

辛亥革命初起,徐世昌在京城联合奕匡、那桐等一帮满清权贵积极运动,请出了洹上村的“隐士”袁世凯出山,立下大功。哪知袁老四登上大总统宝座后,徐世昌却激流勇退,跑到青岛暂避风头。这个清朝遗民心头有难言之隐:半生受清廷厚恩,却帮袁老四挖了大清的墙脚,如果再去做民国的官,脸面上也太挂不住了。先找个世外桃源,休养生息,过渡一下,方才显得不着痕迹。徐世昌当官当得实在精,怪不得他得了个绰号叫“水晶狐狸”。

徐世昌在青岛当寓公,原本就是做做样子,经不住袁老四一请两请又三请,徐世昌终于动身了。据说启程赴京前,其弟徐世光对他有一番肺腑之言:“大哥你竟忘了皇恩浩荡?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徐世昌叹了一口气,小弟毕竟年轻,中国官场的政治他还不懂,自古以来都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英雄要有用武之地,还非得掌权不可。民国四年(1915)五月,徐世昌正式出山,任北洋政府国务卿,时人呼之“徐相国”。

袁世凯称帝,连徐世昌这位老朋友也不买账,袁、徐携手共进的局面难再。徐世昌曾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袁老四搞洪宪帝制的不满。

民国七年(1918),64岁的徐世昌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向全国通电,表示辞让不就,众人挽留,遂决定任职。徐世昌当总统,只是块金字招牌,一切实权都在段祺瑞的“安福系”手上。他也乐得清闲自在,充分享受傀儡总统的好处与实惠。徐世昌内心一直有浓郁的“大清情结”,即使当了民国的大总统,仍然念念不忘清朝的官衔。和他同为清末太傅的世续死后,皇室追赠“太师”。周馥死时,小朝廷也破格追赠他“太师”。徐大总统羡慕不已,央人向清皇室青示,希望生前能得到“太帅”的封号。梁鼎芬、陈宝琛等晚清忠臣听了,对他这种熊掌和鱼都想兼得的做法大为鄙夷:“既为清室臣,又为民国职,怎么可以?”

徐世昌一生在政坛上混得热闹,家庭生活却有点冷清,娶了六个老婆,奇怪的是没生下一个儿子。只有二姨太石孺人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徐绪明,次女徐绪根。袁世凯在世时,袁、徐两家曾有婚约,袁家十子克坚娶徐家次女绪根。按说这也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袁、徐大半生的政治联盟,需要儿女用婚姻再加一个砝码。可是老徐不知从哪里听来了一个消息,说十公子袁克坚品行不端,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期间不好好读书,追求哈佛大学校长的女儿。据说还翻过美国闺女的院墙,被校长逮了个正着,给予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事传来传去,传到徐世昌耳朵里,已经是一桩严重失实的“桃色”事件。

袁克坚听说徐世昌要退婚,去找未来的老岳父说理,谁知老徐根本不见这个女婿,让仆人将他拦在门外。好不容易见了面,徐世昌叹口气佯装为难:“如今时代变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女儿追求自由恋爱,她要嫁给中央银行的许大纯”。袁克坚去问徐绪根,徐小姐低着头默默流泪,什么话也不肯说。

经历了退婚风波,袁克坚的情绪十分低落,对父亲在官场里的那些人际关系也看淡了。当时有不少同情袁家的北洋旧属,大骂徐世昌是不搽粉的活曹操,这让袁克坚感到了一丝温暖。后又有热心人给袁克坚介绍对象,女方是陆建章的女儿——仍然没有脱离北洋系的范围。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人。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11年任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同年民国政府迁北京,任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张謇与袁世凯初识于1881年。这年4月,23岁的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淮军吴长庆军中求职谋事。袁世凯的嗣父与吴长庆是结拜弟兄,吴长庆念及世谊,安排袁世凯在营中任事。其时,张謇28岁,在吴长庆军中已有5年,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吴长庆的信任。为让袁世凯长见识增才干,吴长庆令袁世凯对张謇行弟子之礼,请张謇带导袁世凯读书写文章,张、袁两人遂有了师生之谊。据史料记载:

其时张謇在长庆军中参予军事,并为长庆次子保初业师。长庆因令袁世凯拜张謇为师。张謇课袁世凯以八股,袁文字芜杂,殊无足观。

初时,袁世凯不为吴长庆看重,郁郁不得志。有一次张、袁二人促膝长谈,袁世凯豪气干云,表达了立志报国之意,张謇颇为赞赏,事后屡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世凯善于钻营,时常表现出忧国之情,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博得吴长庆的好感,遂改变看法,视他为“有造之士”。1882年,清廷为镇压朝鲜东学党叛乱,派吴长庆驻军朝鲜。张謇与袁世凯同心戮力,大显身手,成为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庆军诸多机要和军事行动。

但吴长庆在淮系内标新立异,不为李鸿章所喜。李鸿章为打压吴长庆的势头,拆庆军为二,分正营三营和副营三营。1884年,吴长庆率正营奉调回国。袁世凯见吴长庆日渐失势,及时弃吴投李,并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据《张謇年谱》记载: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吴长庆自统三营回奉。不两月,世凯自结李相,一切改革,显才露己。

袁世凯因得到李鸿章的提携而升官,顶替了吴长庆的位置,这让本已失落的吴长庆更为难堪,不久郁郁而终。

为此,张謇曾致函斥责袁世凯背信弃义,这封信文句尖刻,其中有让袁“痛改前非”等极其刺激的词句。袁接信后没有回复。两人交谊中断,彼此十年不通音讯。

关于两人的断交,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谈到,张謇是第一个赏识并提拔袁世凯的人,也是第一个与袁世凯翻脸的人。两人交谊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道德观念不同。张謇有书生本色,传统道德观念十分深厚,对官场倾轧不以为然,不能容忍他认为是“背叛”的人与事。虽然张謇与袁世凯反目,但仍承认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此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看中袁世凯的才干。袁世凯尽管“缺德”,但才识为时人认可。

宣统即位后,袁世凯受到清廷排挤,被解除了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等职,遂藉养病之名退隐老家彰德,韬光养晦。此时国内立宪的呼声已成排山倒海之势。1911年6月7日,张謇为实现立宪,入京对清廷进行最后劝告,途中顺道去河南彰德探访谪居的袁世凯。两人长谈达7小时之久,言谈之间袁世凯表达出与张謇合作之意。张謇以为他真心为立宪出力,高兴地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离京后,张謇又经天津参观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所建设的各项工程设施,感叹袁世凯任时为艰,仍全力行事,得出“举世督抚,谁能及之”的结论。彰德会晤和天津考察,张謇对袁世凯重新产生良好的印象。为促成立宪运动,张謇尽弃前嫌,与袁世凯重修旧好。不久,袁世凯被清廷起用,北袁南张,朝野遥相呼应,对晚清政局起了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期间,张謇与袁世凯的交往甚为紧密。武昌起义爆发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和革命党为代表的南方民主共和势力成为对立的两极。期间,袁世凯夺取临时政府最高权位时,得到张謇的大力支持。1912年2月,临时政府要求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张謇为袁世凯献计,要袁世凯利用驻京外交使团和北方数省民情,对南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积极协助袁世凯政府部署人事安排。张謇以立宪派资深领袖的地位,大力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逊位诏书即是张謇主撰的。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为了帮助袁世凯尽快完成统一,于5月初正式成立共和党,此后又将共和、民主两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

民国政府成立后,民族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统一局面业已形成,于是集中精力在南通经营企业,推行地方自治。1913年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由熊希龄组阁。10月中旬张謇应邀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内阁,总掌农林、工商两部。同年,北京政府在北平设立导淮局,次年改为全国水利局,由张謇兼任总裁。可见,此时张謇对袁世凯是寄予厚望的,并且愿意与之合作。

辛亥革命前后和民国成立之初,张謇全力支持袁世凯,两人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对张而言,这不是出于对袁世凯人品的敬仰,也不是出于个人感情好恶,而在于张謇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希望国家免于战乱,渴求时局安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濒临瓦解,战机四伏,需要一位实力派首领来控制局势,维持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张謇认为,孙中山虽然享有较高威望,但缺乏军事实力,惟有袁世凯既能控制清廷,又有北洋军队为后盾,还得到列强的支持,成为不可替代的人选。这是张謇支持袁世凯夺权的“大局观”。

但张、袁两人合作的前提是维持共和,实现立宪政体。张謇一直倾心于立宪与共和,认为“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果,趋势然也”。一旦袁世凯取消共和,欲帝制自为,张謇便再度与之分道扬镳。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进而解散国会。7日,张謇当面向袁世凯提出“维持国会”的建议,未被采纳,对袁世凯很失望。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因导淮工程没有辞职。张謇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但袁世凯做皇帝梦着了迷,怎么会醒悟呢?

1915年5月9日,传言袁世凯签署批准“二十一条”。张謇极为不满,辞去农商总长职务,并断然拒绝筹安会的拉拢。11月又辞水利局总裁,与袁世凯一刀两断,返回到南方,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袁世凯则执迷不悟,悍然称帝。

1916年3月22日,在国内外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83天皇帝梦宣告破灭。袁世凯通过徐世昌再次邀请张謇北上,遭到张謇断然拒绝,奉劝袁世凯“急流勇退”,以平民愤,从而早日结束战乱局面。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张謇感叹道:

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

由此可见,张謇既赏识袁世凯,认为他具有治国之才,又可惜他被“群小”误导,批评的余音中,似仍有同情之意。这可能是由于张謇念及旧交,不忍责之过严的关系吧。

施愚,字鹤雏,号小山,四川涪陵人,生于清朝光绪元年(1875),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后游学日本、德国等,历任翰林院编修、户部江西司主事、考察宪政大臣顾问、宪政编查馆科员、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总办、弼德院参议、法制院副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