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成立后，经孙宝琦推荐，施愚担任总统府秘书。1912年7月30日至1914年5月26日，施愚先后担任国务院、政事堂法制局局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施愚主持制定了北洋政府的官制官规及一系列法律文件。在袁世凯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过程中，施愚等法律派起了打手作用。
1913年6月底，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按照《国会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由参、众两院各自选出三十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起草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不久，袁世凯即将法制局拟订的一个宪法草案大纲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这个大纲共二十四条，除在形式上采用内阁制外，其主旨在扩大总统权力。大纲要求赋予总统下列权力：大总统对于两院之议决有复议权及拒绝权；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有发布紧急命令权；大总统有议会停会权；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行政最高权委任之于大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辅助等。
袁世凯企图强迫宪法起草委员会按照他的意志制定宪法。对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未予理睬。1913年10月16日，宪法起草脱稿，并在报上公布以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袁世凯见宪法起草委员会没有完全采纳他的要求，便决心破坏国会的制宪工作。
首先，袁世凯故意无视《天坛宪法草案》的存在，由法制局提出所谓《增修约法案》，要求将《临时约法》中限制大总统权力的种种规定予以修正，但遭到国会的拒绝。接着，袁氏又于10月18日咨文国会，与宪法会议争夺宪法公布权。指责宪法会议会布《大总统选举法》侵犯了大总统的法律公布权。袁不待国会的答复，即于10月23日派遣施愚、顾鳌、黎渊、方枢、饶孟任、程树德、孔昭焱、余肇昌等八人强行要求出席宪法会议，他们声称“奉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并宣布袁氏咨文，要求此后开会都要事先通知国务院，“以便该委员等随时出席陈述”。但宪法起草委员会严词拒绝施愚等八人出席宪法会议，并严正指出按照会议章程：“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即旁听亦不可”。国会的不妥协态度，促使袁世凯狗急跳墙，悍然决定以暴力手段摧毁国会。
袁世凯在非法解散国会并撕毁《临时约法》后，成立御用的“约法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共57人，实际上都是由袁世凯及其爪牙指定的角色，人们称“约法会议是法制局的放大”。袁世凯指定卖身投靠的原安徽都督孙毓筠为约法会议议长，法制局局长施愚被指定为副议长，王式通、顾鳌先后任秘书长。
1914年3月18日，约法会议在北京象坊桥前参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国务院代总理孙宝琦代表袁世凯出席会议并宣读大总统约法会议成立颂词。“颂词”继续攻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证以种种往事之经验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盖两载于兹矣。方今吾国宪法既因事实上之障碍而猝难发生，若长守此不良之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
袁世凯这个政治骗子，口里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内心里却一直做着皇帝梦。口是心非，这是政治流氓欺世盗名的一贯伎俩。继孙宝琦、孙毓筠先后致词后，施愚也以副议长身份发表就职演说：
今日约法会议开会选举正副议长之结果，以鄙人承乏副议长一席，以在会诸君之年龄、学识、社会之声誉、政治之经历比较言之，先进甚多，而选及鄙人无任惭愧。鄙人近年来于立法事业以职务关系稍有经验，即此次增修约法，鄙人素日亦颇有所主张，当为诸君所共闻，以今日互选，卜之主旨当能一致，甚愿以经验所得供诸君之参考。鄙人尝考各国法律，几经一次修改，必以施行之当时能否适合为标准，无论异国之法律不能强行于本国，即本国之法律因时间先后之不同亦有不能施行尽利者，约法之良否已有公论。今观已过之历史，政府与国民既皆因是障碍而受痛苦，则其对于约法观感相同，将来讨论结果，其增修条件虽尚待研究，然必能互相印证，一致主张，此则鄙人所可预料者也。约法既删去临时二字，将来究能为正式宪法之蓝本与否，现在尚不敢断定。惟既应当时之所必需而从事增修，则其增修之结果必能适合于施行之当时，此亦鄙人所可预料者也。果能适合于施行之当时，则此施行期间必能得一良好之结果，而我国将来之进行，即凭此数年间之建设以为基础。此数年间因根本法之良善，使国家基础得以坚固，则将来之进行亦易收效力。故现在增修约法完备一分，即将来正式宪法亦多得一分之良善结果。观于德意志联邦宪法几全用北德意志宪法之原文，盖已经实行而又适合，后此即难大变亦不宜屡更，我国将来正式宪法是否即用此次增修之约法，现在虽不可知，然宪法之良否，即视此次增修约法如何而以为根据可断言也。深愿诸君对于约法之增修当视同将来之宪法一体郑重注意，以备为将来正式宪法之蓝本则幸甚矣。
约法会议在孙毓筠、施愚主持下，用了一年的时间，先后炮制出了《中华民国约法》、《参政院组织法》、《审议院编制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议员选举法》、《大总统选举法》、《国民会议组织法》等法律文件。在完成这一切形式上的手续后，于是1915年3月18日举行闭会式。
其实，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按照袁世凯一人的意图进行的。《中华民国约法》赋予了袁世凯以绝对的专制独裁权力，这些权力与封建帝王毫无二致。故人们称这部约法为“袁记约法”。
施愚在为袁世凯完成这一切独裁专制的法律文件后，却因为不赞成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5月辞去法制局局长职务，改任参政院参政。施愚的思路是拥护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但不赞成袁世凯称帝。故在洪宪帝制过程中，施愚并没有积极参与请愿与劝进活动，在着者所查到的史料中，施愚的名字仅在“四川省公民”张炳华等215人的劝进书上作为5名介绍人之一出现过一次。无论是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发表的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诛除祸首的通电上，还是黎元洪总统发表的惩办洪宪帝制祸首名单上，均没有列施愚的名字，可见，施愚在洪宪帝制中陷得不深。
七
胡瑛，字经武，湖南桃源县人，生于1884年。1904年胡瑛在湖南长沙经正学堂读书时，受老师黄兴的影响参加华兴会，并由黄兴介绍到湖北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结识了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曹亚伯、吕大森、张难先等。同年7月，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吕大森任所长，胡瑛任总干事。科学补习所被封闭后，胡又担任汉口《大江报》和《夏报》主笔。1905年春胡瑛赴日本留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胡瑛当选为评议员之一。《民报》编刊后，胡瑛常为它撰稿，参与编辑工作。胡瑛与宋教仁、覃振被称为“桃源三杰”。
1906年12月，胡瑛与梁钟汉、朱子龙等奉孙中山之命回武汉，与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等谋划在武汉起义，以响应萍浏醴起义，因留日学生郭尧阶告密，胡瑛与梁钟汉、朱子龙、刘静庵、张难先等8人被捕，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胡瑛被释放出狱，担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参与南北议和及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
1912年1月11日，胡瑛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2月，胡瑛至山东烟台就职。但这时山东的绝大部分在袁世凯的爪牙、山东巡抚张广建的控制下。张广建不承认胡瑛这个都督，密电袁世凯将胡瑛调出山东，电文称：“胡瑛才气有名于时，与黄(兴)为至戚，其占据烟台，本以掣直(隶)、(山)东之势；只以共和宣布，不得显逞其雄图，其心恐有所未甘。如或优礼胡瑛，调京畀以要差，俾就钧座范围，则东省可纾，大局可定”。山袁世凯立即采纳这个建议，于1912年3月19日免去胡瑛的山东都督职务，改任有名无实的所谓新疆青海屯垦使。
1913年春，胡瑛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参议员。但不久宋教仁遇害，南北对立加剧，胡瑛南下上海，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次年参加欧事研究会。当时，袁世凯也在利用各种关系对革命党人进行招抚。本来，袁世凯在上一年以“乱党”的罪名杀害了胡瑛的岳父、北京《定一报》主编饶智元。按常理胡瑛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有杀父之仇的袁世凯合作，但走投无路的胡瑛还是经不起袁的诱惑，于1914年底回国投入袁的怀抱。当筹安会成立时，胡瑛自然成了理事。胡瑛除了参与筹安会的集体活动外，是否还有个人效忠活动，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胡瑛参与筹安会就已经造成革命党人也拥护他称帝的印象，袁世凯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并不一定要求胡瑛有什么具体的活动。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胡瑛也从一个着名的革命党人成了一个帝制复辟犯。1916年10月30日，黄兴临终前的一天，欧事研究会的负责人李根源前往探视分别时，黄兴特别交代李根源：“胡经武无志节，可恨可怜，闻很穷，吾辈当念旧交维持其生活”。黄兴是胡瑛的教师，也是胡瑛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对胡瑛的变节投袁是很惋惜的。
袁世凯死后，胡瑛幡然悔悟，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来，先后任护法军湘西招抚使、靖国军第三军军长、广州军政府顾问。1924年奉孙中山之命北上联络直系将领冯玉祥、胡景翼。1926年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驻山西代表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32年11月病逝于南京，时年48岁。
八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不可多得的军事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做了两件彪炳千古的大事：一件是武昌起义后，领导云南新军成功举行了重九起义，云南起义的胜利，对全国革命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为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创建共和国做出了突出贡献。二是1915年他发动和领导了反袁扩国战争，为打倒洪宪帝制，维护共和民国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两件大事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蔡锷是一个着名的军事救国论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空前严重危机之时，他毅然投笔从戎，走上军事救国的道路。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1904年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编练新军，督办军事学堂，成为南方军界的重要人物。后来着名的民国要人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都曾是他的学生。蔡锷的军事着作——《军国民篇》和《曾胡治兵语录》，阐发了他的军事救国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黄埔军校曾将《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材使用。
蔡锷
蔡锷的政治理想是追求富国强兵和社会进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为此，他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并曾幻想依靠袁世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当袁世凯帝制的野心将要变成现实之时，他毅然南下云南，发动和领导了扩国讨袁战争。1916年7月，正当人们沉浸在护国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由于其长期带病战斗在第一线，过度劳累，病情恶化，喉痛加剧，不能发音。9月赴日本就医。11月8日凌晨2时病逝于日本九洲岛福冈医院，享年34岁。
蔡锷病逝后，北京政府追赠其为上将军，并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全国人民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悼念这位再造共和的英雄。
蔡锷因领导护国战争而威震华夏，又因英年早逝而为人们所悼痛。但蔡锷讨袁是被迫的，他和袁世凯的关系非同一般，经历了仇袁、拥袁、疑袁、倒袁的历史过程。蔡、袁关系对民初政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蔡锷拥袁，增强了袁的政治军事实力，加速了袁氏军阀专制政权的确立，使袁忘乎所以，为所欲为，进一步帝制自为；蔡锷倒袁，埋葬了洪宪王朝，维系了中华民国，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因此，揭示这一时期的蔡、袁关系，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
(一)与袁世凯的积怨(1898年9月——1912年3月)
蔡锷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先后师从于樊锥、梁启超，特别是在维新运动的高涨时期，他来到省城长沙时务学堂求学，成为梁启超最小也是最得意的弟子。湖南维新运动的勃勃生机，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正当他孜孜以求新知识，立下改良救国的宏图大志之时，维新运动失败。而维新运动的失败，与袁世凯告密有很大关系。谭嗣同等师被杀，梁启超等师被迫逃亡海外，中国刚刚勃发的生机被扼杀。这一事变，深深刺痛了蔡锷的心，从此，袁世凯的名字在他内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他这一时期仇袁的文字痕迹，但他仇袁是无疑的。蔡锷后来曾明确地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
戊戌年后，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成绩斐然，新政中又大刀阔斧，办实业，兴教育，取得不少政绩，其政治地位也在不断提高，除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还身兼参予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八项要职，成为势力最大的官僚军阀，但也因此遭到满洲贵族的妒忌、排斥，1909年1月被赶下台。蔡锷则东渡日本留学，主攻军事，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新军中任职，成为南方军界的重要人物。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重新出山，掌握了清王朝的军政全权。蔡锷领导了云南新军重九起义，被推为云南军政府的都督，蔡锷与起义各省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形成了南北军事对峙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