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审慎订立条约。俄国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提出订立《韩俄陆路通商条约》，袁世凯在正式使朝以前护送大院君返国谒见朝鲜国王时，即建议朝鲜应以朝俄边界未清，待勘定之后，再行议商约为由婉拒；使朝以后，又指使朝鲜外务署采取拖宕政策。他明确指出：“朝俄陆路交界，荒苦异常，通商原无利益”，“俄期速成，不过欲开来往之路”。朝鲜应该从容延缓，“得以详审防范之宜”。到1887年，朝俄议约开始，袁世凯又针对俄国方面提出的条约草本，提请朝鲜方面注意防微杜渐，堵塞俄国借机渗透的漏洞。他提出：(一)坚持通商之地只在边界，不许俄商深入内地；(二)拒绝俄国在商路“派送本国驿站，发文行走”的要求，以防“倘有战事”，俄国借此为由“另设驿站，分派兵弁屯驻”，作为军事通道；(三)通商和游历各为一款，通商须议定经过关卡，按界行走，随时呈验，不便混游历通商为一事”；(四)应加重税率；(五)应添加对两国逃犯“明定互相孥交之约”。此外，还提出一些必须坚持的细节。朝鲜谈判代表按照袁世凯的意见，对明显危害朝鲜利益主权的条文，坚持做了多处修改。
朝俄《陆路通商条约》订立后，1889年，法国公使要求援例“均沾”，袁世凯即嘱朝外督办，“朝法无交界，不能援沾”，驳复拒绝。在此之前，1886年，朝法订立通商章程时，袁世凯亦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帮助朝鲜谈判代表，“严词”“驳拒”法国强迫朝鲜允许订约传教的无理要求。
第二，抵制各国染指朝鲜主权。袁世凯使朝后，对于已经发生的朝英巨文岛交涉，积极支持朝鲜收回主权的要求，坚持英国必须交回。1886年，俄国派船到朝鲜永兴岛测量，意存觊觎，英国立即提出派兵船开往永兴，代朝鲜防守。袁世凯洞悉其借机占据永兴的企图，明确表示拒绝，说恐怕“再如巨文，断不可行”。1889年至1890年，俄国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以储煤和开租界为借口，先后两次提出租借绝影岛。袁世凯深刻地剖析了俄国的企图：绝影岛“犹威海之刘公岛，实釜(山)港锁钥”，该岛与釜山“远隔海面，固不能架设桥梁，相为交易，其意不在商务，已可概见”。因而告诫朝鲜外督办，要“力持”拒绝，“免误国罪”。1892年，俄又“索釜山地造船”，袁世凯亦嘱朝“外署力拒之”。
日本曾试图谋求商船由内河航行到平壤，攘夺釜山到汉城修筑铁路权，开采朝鲜矿山，以至提出同中国非法走私商人均沾到朝鲜内地贸易权，也曾提出租绝影岛等等，均被袁世凯协助朝鲜政府设法拒绝。直到1894年6月上旬，日军已经出兵朝鲜，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之际，袁世凯仍打算用向英商贷款，倒填日期，并订明“限半年内不许向他国贷款及议矿路事”，来杜绝日本可能提出的“设电开矿、借巨款、造铁路等事”。
总之，在袁世凯任内，东西方列强在朝鲜攫取的权益基本上没能扩大，过分要求大都遭到拒绝，大体上保持势力均衡的状态。当然，袁世凯的出发点，是出于维护中国的宗主权。所以，他也很讨厌那些在朝鲜政府供职的美国人如德民等，说他们“皆有许人自主之癖”。因此，尽管他们在受中国指派初到任时，袁世凯对他们大都表示真诚的欢迎，而最终也大都不欢而散。
袁世凯在朝的对外交涉的重点是联络欧美各国敌御俄日。御俄比较单纯明了。首先清政府朝野和袁世凯一致认为俄为强敌，对俄南下战略有较明确的认识。诚如袁世凯所反复说明的：“俄与朝鲜犬牙接壤，包藏祸心，非一朝夕，夫人知之”。“俄人欲在亚洲占据海口，屯驻水师，以遂其鲸吞之志，如不取诸韩，将焉取之”。其次由于朝鲜朝野离心倾向增长，时有联俄之议，以至1885、1886两年连续两次发生朝俄密约的重大风波。从清政府到袁世凯对此事都十分重视，防范十分严密，甚至不惜用出兵备战，废立朝王一类最激烈的手段来反对。再加上国际环境对俄不利，日本的牵制以及劲敌英国抵制的战略格局，都使在袁世凯任内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俄国在朝的势力未能恶性膨胀。
拒日的局面就比较复杂了。虽然拒日同样是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共识，但是，与他们的御俄心态则大大不同了。清政府朝野上下，虽曾为日本吞并琉球、染指朝鲜所震惊，但一般都不认为日本足以与中国为敌。袁世凯身处对日交涉前线，且有两次平息朝乱与日人交锋的实际经验，他对日本的潜在威胁估计要严重得多。他说：“甲申以后，(日本)知与朝鲜寇仇已深，不可复合，前此愚弄之计皆无所施，惟派和平柔儒之士，如高平、近藤者充当使员，周旋其间，以弭衅端，而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屐中国，其处心积虑不徒为今日计也”。袁世凯对于日本方面不怀善意地套近乎，也保持着较高的警惕。他的这种认识和态度，颇有见地，也高于时人。但袁世凯也有两败日人插手朝政的经验，有迅速扩大在袁商务、对朝人口几乎赶上日本的经济成绩。他认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不过是“疆域与朝鲜等，徒以改用西法，侈言功利，外强中干，党祸迭起，自谋不暇”。因而也没有把日本作为能与中国抗衡的对手看待。这就是说，袁世凯与国内朝野人士一样，没有估计到日本有那么大的野心与能力，在甲申事变十年之后，就发动如此大规模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一经爆发，朝鲜全境迅速失守，中国军队很快一败涂地。
但是，袁世凯毕竟在朝鲜直接同日本打交道有年，凭着许多直观而具体的经验，从出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开始，他就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和主张。袁世凯认为，“剿匪非难”，问题是出兵可能会引起各国所制造的意想不到的麻烦，“殆难防范”。
果然，日本乘机出兵入朝。对于日本出兵将产生的严重后果，袁世凯的觉察也相对地早一些、深刻一些。当他一得到日本出兵的消息，即于1893年5月5、6、7连续三天电禀李鸿章，认为日本出兵一举“殊非友谊”，近年来，日本“迭有应照约驻兵(朝鲜)挟制之议，今果乘机行，似非口舌所能阻。既来，又恐非暂时所能去”。日军来势“甚锐，似非有所得不肯去”。
请求西方列强的调停、牵制，是李鸿章等人最寄希望的法宝。尽管袁世凯本人对调停的作用信心不足，认为“非口舌所能争”，但是从日本出兵时起，他就在国内的指示下，多方谋求西方各国对日本进行干预。提出“诘责”，直到内渡前都没有放弃这种努力。6月13日，战争已经一触即发之际，袁世凯还抱病会见俄使韦贝，请他出面调停。对各国使节出面调停，日本置若罔闻，甚至公使团会议，日使也借故不参加。其实各国使节的所谓调停，十分软弱无力，最后只对日军的行动表示愤慨，根本谈不上以军事实力进行干预。结果从日本出兵到战争爆发，一个多月之间，调停不断，唇干舌燥，而事态则向相反方向发展，日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面对日军的大举行动，许多人所寄望的国际调停，也就是“以夷制夷”，几乎不起任何作用。袁世凯在五月底得出结论说：“日蓄谋日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兵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
除非光荣孤立，所谓均势就是互相牵制。在这个意思上说，也就是“以夷制夷”。倘若当时的袁世凯和清政府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作后援，主动在我，再利用东西方各国的矛盾，寻求有利时机，自然可以左右朝鲜的局势。但是，他缺乏这个雄厚的根基，结果成了诸夷制我，朝鲜成为东西方列强交易的筹码。平时尚好，一旦他们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整个朝鲜便成为牺牲品，袁世凯苦心经营多年的东方藩屏顷刻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法战争之后，袁世凯奉命使朝，在东西方列强争夺的夹缝之中维持中朝宗藩关系。在袁使朝九年中，通过他的纵横捭阖，清政府加强了对朝鲜政局的控制，基本上实现了“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朝鲜政局呈现了一种在危急中的稳定状态。为了完成使命，袁世凯除了沿用传统手段之外。还抄袭了许多西方列强的带有近代色彩的方式方法，与国内的洋务派“西学为用”的改革运动里外呼应，成为同光新政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宗藩关系，袁世凯并没有从根本上学到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精髓。所以，他也并没有帮助朝鲜利用时机，发展民族工商业，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或者为近代化打下基础)，使朝鲜富强起来，建立起抵制列强入侵的实力。袁世凯在参与朝鲜对外交涉中，惟一武器是“以夷制夷”，其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结果，一旦东西方列强在朝鲜的平衡打破，日本发动了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出现朝鲜几乎无还手之力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袁世凯使朝九年的是非功过，长期以来，言人人殊。但是，当时人们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下所做的评论，是值得注意的。翁同龢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即“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他所说当包含中朝两方面人士的意思。朝鲜君臣，除对袁世凯力持上国体制，痛感有伤民族感情而时露不满外，对于袁世凯帮他们维持内外局势则是十分感激的。朝鲜国王曾表示：袁世凯“拯我于危，扶我宗社，人谁无情，岂能忘其大德”。1892年袁世凯省亲返朝后，帮助朝鲜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加强内治，他与朝鲜君臣前期的紧张关系得到很大缓和。朝鲜当局上下，对袁世凯是称意的，普遍认为袁世凯为他们稳定了国内政局，可帮他们抵御外侮。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大兵开进朝鲜，袁世凯奉调回国，朝鲜一些官员还多方与袁世凯联络，或追随袁世凯到东北前线，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
在当时的国内，青年袁世凯也在朝野上下被普遍看好。1890年，袁世凯请求内调，刚刚亲政而欲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就曾面谕李鸿章：袁世凯“甚有才识，我用他事甚多，可令其好好办，不可令其回来”。李鸿章说：袁世凯是一位“才识英敏”，“胆略兼优”，器识“深沉细密，历练和平，徇属体用兼备之才”。不仅朝廷和权臣如是说，就连在甲午战败刺激下，具有改革意识、愤然而起的爱国官员沈增植、叶昌炽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均引袁世凯为同道，从而联袂发起强学会。这个史学界公认的事实，说明了当时的袁世凯得到了他们的认同。
袁世凯使朝九年，历练了才识，开阔了眼界。长期置身于对外交涉事务中，对世界大势有了直接的感受。这些感受，再经甲午战败的事实启发，使他得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结论：“历观中外交涉情形，万囤公法，指势力相均者言之；两罔条约，为承平无事时言之；强邻奥援，又为彼图白利者言之。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讵有他策”。而国家富强的前提则是练兵。这种主张，符合甲午战后国人普遍的舆论，也符合清政府的需要。袁世凯乃迎合着国入的舆论和清政府的需要，更进一步，舍弃前赴浙江温处道实任，而凭借在使朝期间赢得的声誉和好感，去谋求编练新式陆军的差仪。清政府内外重臣，如李鸿藻、刘坤一、王文韶等，也都认为袁世凯是编练新军最佳人选。早就有意思重用袁世凯的光绪皇帝就把这个系以国命的重任交给了他。以此为契机，袁世凯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