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它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这个口号也反映了广大的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更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另外，他们提出的灭洋口号，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却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各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遂决议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掀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天津义和团驻军自6月17日大沽失守后，即开始围攻租界，保卫天津；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不断增兵天津，这时已达18万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却任命四川提督宋庆镇压义和团，使城郊义和团实力大损，天津保卫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慈禧一面加紧求和，一面又调义和团去前线，使义和团与侵略军双方互相削弱。8月14日，北京失陷。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迅猛发展。义和团的斗争风暴席卷了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其中东北义和团声势最大，一个月内使中东铁路几乎全被焚毁，俄国损失7100万卢布。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在美国等的支持下，东南各省的清朝督抚策划“东南互保”，制造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这既让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也严重地破坏了东南各省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一面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一面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八国联军还在京津地区烧杀劫掠，暴行累累。1900年12月24日，参加武装侵略的八国再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至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内容。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保，40年内分年付清，再加上利息，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多万两，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均由帝国列强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一区域内居住，各帝国则可以在此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辛丑条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工具。它表明，靠旧式的民族斗争方式，已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危局，它呼唤着新的救亡运动和民族觉醒。
同盟会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和壮大。1894年至1895年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海陆军一败涂地，最后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梦”被击得粉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救亡图存的呼号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以一系列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尽管在当时还显得势单力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清朝军队节节败退，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这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认识到必须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能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孙中山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立即筹募经费，准备回国发动起义。1895年春，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半年准备，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因消息走漏最后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
这一时期，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主要局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尚未在国内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在广大群众中还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更未波及政治生活。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人们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思想逐步取代改良主义而成为时代的主流。1900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惠州起义，虽仍以失败告终，却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同5年前广州起义时，被视为乱臣贼子已有天壤之别。
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的新政举措，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批人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教育，服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不少人创办了政治性刊物，大力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的行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一书，陈天华著《警世钟》和《猛回头》等作品。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黄兴组织了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安、张难先在武昌设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并在东京设立分会。此外，江西、安徽、江苏、四川、福建等省也先后成立了一些革命小团体，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05年，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于是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举孙中山为总理，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和海外共设9个支部。1905年10月，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将16字革命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广泛宣传革命，同改良思想进行斗争。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各自的报纸《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双方主要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问题展开论战。通过论战，革命党人传播了革命主张，从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革命党人又在国内发动一系列的武装斗争。1906年，爆发了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至8月，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1907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在皖浙发动起义。1908年，熊成基在安徽发动起义。1910年2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组织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力量受到了挫伤，但振奋了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甲午惨败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腐朽的清政府展开了屡仆屡起、英勇壮烈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动着中国社会一步步演进。革命党人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辛亥革命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重要的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发动新军参加革命作为其主要工作，至1911年初，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已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1911年4月，黄兴亲自率领革命志士200余人发动了黄花岗起义。6月，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后发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这两件事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9月24日，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激、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
10月，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6日发动起义，因准备不及而延期。10日，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在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在这个紧要关头，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发动了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然后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约五营兵力齐集楚望台，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逃，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由于直接组织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物在起义前，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因此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一批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手中。11日，义军推举清朝高级军官、21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选举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
武昌起义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广大群众也自发起来抗争，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取得胜利，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巩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后方。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也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攻克湖口和马当，并成立九江军政分府，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往南昌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除此，山西、云南、上海、江苏、浙江、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至11月9日，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一些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甚至在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划了起义。
在各城市进行革命的同时，各地农村也掀起了反封建斗争的风暴。几乎全国各省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农民武装暴动或抗租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古革命党人组成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由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成立了临时政府。
各省革命党人的积极响应和遍布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宣告清王朝末日的来临。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但由于各派政治力量都力争控制中央政府，围绕组建中央政府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他是组建中央政府的最适当人选。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中央政府终于产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从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缔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