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战略指挥上的失误。本来，朱元璋率主力北救安丰，造成应天空虚。如果陈友谅不是先攻洪都，而是以一部兵力对洪都进行牵制，主力顺流东下直攻应天，那么朱元璋将处于陈张夹攻、进退失据的不利处境。但陈友谅却把矛头指向小而坚的洪都城，致使数十万大军局促处于狭小地域，难以展开，且又没有派兵扼守江湖要津，置后路于不顾。屯兵坚城之下，苦战3月，师老兵疲，士气低落。
朱元璋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陈友谅错误的结果。面对舰只庞大、装备精良的陈军，朱元璋冷静、敏捷地捕捉敌方的弱点和失误，化不利为有利，进入湖口之初，就在武阳水与鄱阳湖、长江与鄱阳湖各隘口，重重派兵扼阻，限制其兵力展开，阻止其发挥多兵大舰的优势，形成了对陈友谅的战略包围，因此从开始便掌握了战略主动权。然后他又集中大部战船和兵力逐次打击陈军，并善于利用风向、水流等自然条件，及时抢占有利攻击阵位，不失时机地实施火攻，充分发挥火器的作用，终于以少胜多、以小击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我国水战海战史上的著名战例。
北京保卫战
于谦，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
瓦剌是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三部之一。明朝初年，脱欢统治瓦剌。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父位，自称淮王。他东征西讨，势力大盛，梦求再现大元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锋芒直指中原的明朝。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初，也先遣使2000人向明朝贡马，诈称3000人，希图冒领赏物。明廷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了马价。也先闻悉大怒。七月，也先统率所部进攻明朝，自己率领人马攻打大同。当时明朝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促亲征。八月初，英宗带领50万大军前往大同迎战。刚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马接连失败，急忙退兵至四面环山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至，从征官员和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败讯传来，举朝惊恐。同年九月，朱祁钰即位，即明景帝，命于谦为兵部尚书，统领明军，保卫京师。
十月初一，瓦剌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京师。东路军2万人从古北口方向进攻密云，作为牵制力量。中路军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军10万人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自集宁经大同、阳和(今阳高)，攻陷白羊口(今天镇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
明廷得知瓦剌军已逼近京师，立即戒严京城。初五，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其节制。刘安、王通被赦出狱，协守京师。
初九，也先抵紫荆关亲自督战。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熟知紫荆关关防部署，引导瓦剌军偷越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将韩青、孙祥战死，紫荆关被攻破。瓦剌军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
于谦下令“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顺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达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置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企图迫使明军献城。于谦暂隐主力，采用小部兵力处处袭击，搅乱敌军。当天晚上，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迎击瓦剌军，杀敌数百人，军威大振，迫使瓦剌军不敢贸然进攻。也先采纳喜宁的建议，借议和诱于谦等人前往迎驾，乘机擒获，明军将无首而溃。于谦一方面派王复、赵荣去瓦剌军营进见英宗，另一方面针对朝廷有些人想议和的心理提出现在只管备战，其他一概不闻。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
十三日，也先集中主力进攻德胜门。于谦早料到瓦剌军可能要从这里进攻，就派石亨预先埋伏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只派少量精骑迎战瓦剌军，接战后，佯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待瓦剌军进入明军伏击圈时，范广出其不意，指挥神机营突发火炮、火铳，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瓦剌军大败，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亡。瓦剌军又转攻西直门，明守将都督孙镗率师迎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明军斩敌前锋数人，迫其北退，孙镗又率军追击。瓦剌军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拼杀，一度退到城边。幸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兵前来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受挫后，又在彰义门发动进攻。于谦命武兴、王敬、王勇率军迎战瓦剌军。明军神铳、弓矢、短兵前后相继，挫败了敌军的前锋。但明军自己也乱了方阵，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掷砖投石，阻遏了瓦剌军的进攻。明援军赶到，瓦剌军仓皇逃走。
而进攻居庸关的5万瓦剌军，因天气寒冷，明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墙壁结冰，瓦剌军无法进攻。经过7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均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敌无数。也先又听说明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月十五日夜下令北退。于谦命明军乘胜追击，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明军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固安等地大败瓦剌军。至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围。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明军巧妙运用多层设防、背城决战、机动作战、要点防御等不同的作战样式，击败了自恃强大的瓦剌军，稳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城市防御作战的经典战例。多层设防是这次战争的精彩体现。
萨尔浒之战
明朝万历年间，政治腐败，宦官阉党专权，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武备废弛。后金国努尔哈赤乘机向外扩张，发动了侵略辽宁的战争，先后攻占了抚顺、清河等辽东要地，于是引发了萨尔浒之战。
后金攻占抚顺、靖河等地之后，明朝急召兵部侍郎杨镐率10余万大军(另一说为20万，其中朝鲜援兵13万人)，企图兵分四路合围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一举消灭后金。具体部署为：杜松领兵3万为左翼中路军，马林领兵15万为左翼北路军，李如柏领兵25万为右翼中路军，刘艇领兵1万为右翼南路军，杨镐为诸路总指挥率大兵驻沈阳。
后金国努尔哈赤针对明军的作战企图、进军路线和兵力部署等情况，制定了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10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二十九日，杜松率左翼中路军从抚顺渡过浑河，三月初一日到达萨尔浒地区。探知金兵在吉林崖筑城防御，于是命令2万大军主力留驻萨尔浒山，亲自率1万余人袭击吉林崖金军基地。三月初二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攻击。当时大雾弥漫，视线极差，杜松军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利用杜松军点燃的火炬，由暗击明，集矢而射，杀伤明军甚众。此时，努尔哈赤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一举攻占了萨尔浒山。进攻吉林崖的明军得知萨尔浒军营被攻破，军心动摇，进攻停滞不前。吉林崖金军见状主动出击，迎面向明军发起进攻。这时，后金增援的两旗兵力也赶到吉林崖，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将明军团团围住。杜松率官兵与后金兵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明军大败，杜松阵亡。
努尔哈赤歼灭杜松军后，连夜迅速转锋北上向马林进攻。由于马林军防守严密，努尔哈赤命集中兵力先攻尚间崖，八旗兵“先据山巅，向下冲击”，突破了尚间崖的防御工事，与马林军展开肉搏，夺占了尚间崖。此战，除马林率少数人员逃命外，其余将士皆战死。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后，继续向斐芬山潘宗颜兵营发起攻击。明军居高临下，充分利用火枪、火炮射程远、威力大的效果，顽强抵抗金军进攻，战斗十分激烈。
激战中，潘宗颜被流箭射中身亡，明军损失主将，军心大乱，全面溃败。此时，明朝的援兵才到达开原，距斐芬山尚有百余里之遥。努尔哈赤击败杜松、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总兵刘所率右翼南路军
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今辽宁新宾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速进。刘信以为真，因道路狭窄，就把部队分成四批急进，唯恐杜松独得头功。当刘察觉到自己中计时，他率领的前军已经全部进入后金兵在阿布达里岗设下的“口袋阵”。同时，努尔哈赤令一部八旗兵冲向刘的后续部队。此战，明军被歼万余人，刘父子阵亡。
李如柏率右翼中路军出鸦鹘关后，停滞不前，逗留观望。三月初三日至虎栏关(今辽宁清河堡东)，即按兵不动。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接令后，仓促退兵，部队混乱，被后金哨探发现，在山上鸣锣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万状，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萨尔浒之战，历时不到5天，以明军的惨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战役，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集中优势、各个歼敌的经典战例。后金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质量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分别在三个方向上大败明军，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辉煌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