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改革
柴荣是邢州龙冈人，其父亲柴守礼是一个庄园主，其姑母是后周开国君主郭威的结发妻子。公元921年农历九月，柴荣生于邢州柴家庄园。后因姑母无子，柴荣从小由姑母收养，生活在郭威家里。郭威很喜欢这个外甥，就收他为养子，视同己出。
柴荣小时聪明伶俐，且为人谨慎。当时姑父家里并不富裕，经济相当拮据，柴荣就经常帮助姑母料理家务。当时郭威在外当差，十分辛苦。柴荣年纪稍长，就跟随郭威出外做生意，以补家用。他曾跟随商人远走江陵，做茶叶生意。由于从小跟从原本贫寒的姑父行商走贩到过许多地方，接触到下层社会各色人物，所以柴荣了解民间疾苦，也看到官吏的腐败与残暴，深知当时社会的积弊。
由于郭威长期担任军职，柴荣也跟随姑父学会了十八般武艺，尤善骑射，并且精通史书，逐步地培养起了军事和政治才能。公元947年，郭威帮助后晋镇将刘知远建立了后汉政权，并因功升任代理枢密副使，一跃而成为后汉王朝的统兵大将。柴荣也因跟随姑父立功获得了左监门卫将军的头衔。
公元950年，郭威领重兵坐镇河北，任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亦随之改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协助姑父掌军。第二年，郭威攻下开封，刘知远之子刘承祐被部下杀死，将士拥郭威做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柴荣则以“皇子”身份担任澶州节度使，受封为太原郡侯。
柴荣坐镇澶州，主管一州军政事务，得以初步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管辖内，政治相当清明。当时，澶州城很小，街道低湿而又狭窄，宫舍因长年失修而破烂不堪。柴荣于是率领军民扩修街道，增建廨舍，使澶州的面貌焕然一新。州内人民多年以来捐税苛重，除征税以外，还有杂课，又有差役调拨，不堪其苦。柴荣奏请赦免，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柴荣的治绩使他在地方上赢得了好名声。
柴荣凭政治才能和声誉深得郭威的器重，但却遭到了权臣王峻的妒忌。王峻曾帮助郭威称帝，时任总掌全国兵马的枢密使，有政治野心。柴荣坐镇外藩，多次上表请求入朝，王峻怕兵权为柴荣所夺，于是从中作梗，极力阻挠。
郭威对柴荣一直寄予厚望。柴荣后来回京，封晋王，担任开封尹。开封尹主掌首都的行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柴荣任开封尹的时间虽不长，但仍然做了不少好事。这时，柴荣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逐渐成熟了。朝中大臣都喜欢与他论事，希望他主政统军。柴荣更得人心了。公元954年，郭威病逝，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
柴荣当上皇帝后，力图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出一番作为。他曾经说：“我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时间开拓疆土，用十年时间使百姓休养生息，再用十年时间把天下治理得太太平平。”
柴荣继承郭威遗志，进一步推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他学唐太宗，让各级官员上书言事，凡有所见，都可以写成表章呈上，若对政事有所陈述，也可以请求引见面商，使君臣上下沟通，并从中发现和选拔经国之才。只要有才能，不管名位资历，柴荣都设法搜罗来，委予官号，加以录用。如魏仁浦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柴荣不顾众人反对，破格任为宰相。柴荣还对科举作了整顿，恢复久不举行的科举考试，广泛搜罗有用的人才。因此，柴荣很快就有了一批干练的人才，有些文臣武将直到北宋仍是朝廷重臣。
柴荣又着手澄清吏治，大力反对贪污腐化。他自小艰苦朴素，称帝后依然保持了俭朴的作风，生活上力戒奢华。他不贪游宴，宫内浮浪无用之人一律裁减，摒绝珠宝珍玩，禁止地方官进贡甘鲜食品，并要求各级政府中不急事务也一律停办，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皇帝以身作则，下面就不敢越轨。贪官污吏一经发现，即会遭到严厉处罚。
柴荣对官吏贪赃枉法处罚很严。由于柴荣严格法制，力求做到刑戮不滥，狱讼无冤，他的统治进一步稳固了。
柴荣还对京城开封进行了扩建。开封在唐以前从未作为首都，多为节度使的军镇，朱温篡唐后逐渐成为五代各朝的政治中心。公元955年农历四月，柴荣下令扩建京城，加宽巷道，加筑外城，发动十方民工前后干了3年，终于使开封规模宏伟，堪称都会。到北宋，开封终于成为全国性的首都。
柴荣还请精通历数的王朴修订历法，制成《显德钦天历》，取代了以前各种混乱不堪的历法。柴荣命群臣编订《大周刑统》的新法律，颁布施行。柴荣又请窦俨考正雅乐。王朴也通音乐，柴荣时常亲自和王朴讨论有关问题，使失传多年的唐代音乐得以恢复，并流传到宋代。柴荣还开设史馆，命令史臣张昭等修编太祖郭威实录，并修编了后梁末帝朱友贞、后唐闵帝李从厚与末帝李从珂的实录，填补了多项空白。柴荣当皇帝的时间并不长，在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之际，尚能注意文化事业，这在五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经过几年持续不断的改革，后周国富民强，一派繁荣的景象。
他为实现统一大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政治上，他打破常规，破格任用有才干的人，充实政府主要部门，提高其办事效率。他又命人整顿了弊病较多、不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以便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进入政府机构发挥作用。柴荣对吏治的整顿极为重视，惩处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在经济上，他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以促进生产，增强国力。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还降低了税收，罢黜征税之外的不合理的税收。为从根本上创造农业生产的良好环境，柴荣又命人主持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他大胆地毁掉了铜佛像来铸钱币，促进了商业发展。柴荣的改革使国家的实力逐步增强，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后，他就开始了统一战争。柴荣在统一战争中，西收四州，南征南唐，北伐契丹，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柴荣的文治武功，在五代诸多君主中堪列第一。他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他是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深的政治人物之一。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
新政纲领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这样，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低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竦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抨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与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王安石变法
宋朝自从赵匡胤开国做了太祖，经过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到神宗这里，已是第6代皇帝了。这时宋朝的政治已经很腐朽了。因为和西夏、辽国连年打仗，向他们交纳岁币物品，加上多得不得了的大官小官所用的工资、公费，朝廷每年的收入都抵不上支出，国家的财政力量已经很微弱了。大官僚和大地主残酷地剥削老百姓，夺走人民的土地。农民没有田地种庄稼，活不下去，就纷纷起义反抗，于是宋朝的阶级矛盾就越来越严重了。另外，官吏们不为民做主，办事很不认真而且贪污成性，生活奢侈。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宋朝的统治就要走向灭亡了。
在仁宗的时候，范仲淹曾经推行过“庆历新政”，可惜只搞了不到一年，就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攻击而失败了，所以“庆历新政”对宋朝政治的改变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神宗时候，王安石出来变法维新，他的改革比范仲淹的新政内容要多得多，对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打击也就更沉重，而且这次改革推行了近20年，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员家庭里。他的父亲做过类似县长的官，为人正直，处理案件公正，所以经常被人排挤，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王安石从小就跟着他父亲走过许多地方，增长了许多见识。他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善于教育孩子，王安石从小就认真读书，他的兴趣很广泛，不管是经书、史书，还是诗歌、传奇，甚至医书，他都拿来看，经常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书也不肯放下。
有了这样的父母和家庭，加上王安石自己的努力，他22岁的时候考上了进士。他不愿意在京城里无所事事地做官，却喜欢到地方上真正做一点事情，于是在他27岁那一年，他到鄞县当了县令。
王安石上任的时候，那里正在闹旱灾。原来以前的官吏只知道搜刮百姓的钱财，对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却一点也不关心。
面对着这样的严重情况，王安石皱起了眉头。当年冬天，他就组织农民疏通河渠，并且亲自跑了十几个乡，调查水利情况。在王安石的领导下，农民不论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修渠筑坝的劳动，对东钱湖“重修湖界”，终于把鄞县重新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鱼米丰收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