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他所实行的改革没有一件是顺利执行的，大多是半途而废、朝令夕改，但王莽也有历史功绩。他在改革中，修改了秦汉时代的度量制度，使它更加完备和统一。后世的度量衡制度大都是根据王莽的制度来的。他还规定，如果地主不耕种田地、任其荒芜的要受到处罚；城市中房屋住宅前后不种树木的要受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也要受罚。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光武中兴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恢复了汉室的统治。由于连年征战，使光武帝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战祸，财物耗尽，天下太平是众心所向。因此，在陇中蜀地（今甘肃东西及四川部分地区）平定之后，光武帝决定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刘秀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新莽末年，群雄并起，刘秀能使天下归心，他的人为贵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杀生灵。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刘玄之命，持节巡行河北。进至邯郸时，已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刘秀说：“赤眉军现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水中之鱼。”刘秀没有同意，保全了百万生灵。他善待降卒。更始二年秋，刘秀军大破铜马军之后，刘秀非但没有杀投降的铜马军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放心，刘秀就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而自己轻装简从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萧王待人以诚、推心置腹，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心悦诚服了。刘秀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刘秀为“铜马帝”。他不计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刘玄曾亲自下令杀死了刘秀的大哥刘，其仇可谓大矣。可当更始帝兵败逃亡之时，他却颁布了一道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诏书，诏告天下说：“更始兵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衣不遮体，游离失所在路途。朕很怜悯他们。现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如有敢伤害他的，罪过如同大逆。”后来，刘玄被赤眉军将领谢禄绞杀。刘秀听了很悲伤，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同时将刘玄的三个儿子均封为侯。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另外，光武帝还注意民生，与民休息。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统治期间，东汉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大大发展。铁制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使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使铁的产量大为增加；精美的铜器、漆器、丝织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业工艺；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
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公元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更是浑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
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公元168年，桓帝死，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等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倚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地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汉灵帝下诏解除党锢。但是，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三国鼎立
黄巾大起义之后，由于中央集权日渐衰微，地方割据不断加强，分裂的倾向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群雄割据的阶段过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国鼎立。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实际上是对峙的三个地区性政权，其中曹丕最先于220年称帝，次年刘备也于成都登基，而孙权则迟至229年称帝。三国鼎立的格局由此确立。一般而言，三国时代从赤壁大战算起，止于280年西晋统一中国。
鼎立的三国中，以曹魏最强大，其创始人为曹操。曹操由于世家大族的背景，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出任东汉王朝的地方官。他任政时，举措得当，“郡界肃然”。但曹操政治地位的上升，关键在于镇压黄巾起义立功，被升迁为八校尉之一，成了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重要将领。同时，曹操在镇压号称百万的青州黄巾军时，收降30万，称为青州兵，由此他不但军事实力日益强大，也有了深厚的政治资本，一下子成为中原一带的政治强人。公元200年，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凭足智多谋，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赢得了这场统一中国北方的关键一战。北方大局已定，曹操即开始筹划征讨南方。208年，曹操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挥师南下，企图一举翦除南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曹操的大军与刘备、孙权联军在赤壁拉开了决战的架势。然而，这次曹操却未能再现官渡之战的辉煌，反被刘、孙联军火烧连营，大败亏输，不得不饮恨北归。从此，刘备以荆州为据点发展力量，孙权在江东的政权更趋稳定。赤壁之战促成魏、蜀、吴三足鼎立。
对于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当时的智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早有预言，诸葛亮告诉刘备，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家兴盛，百姓依附，可以和他结交，而不可图谋；所可取者为荆益二州，“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在这著名的“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点出了三方鼎立的趋势，和此后历史的发展轨迹基本相符。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立为魏王。不久，徒有虚名的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国号魏，都洛阳，追尊曹操为武皇帝。魏历史上又称为曹魏，共历5帝46年，占有淮河两岸及以北的中原地区和秦岭以北的关中、陇右、河西地区。曹魏后期，司马昭遣兵灭蜀汉。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建晋，魏遂亡。
221年，刘备也在蜀地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史称蜀或蜀汉，占有今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及甘肃一部分。223年，刘备出兵击吴，在夷陵之战中遭受惨败，抑郁生病而死。其子刘禅(俗称刘阿斗)即位，诸葛亮受刘备嘱托辅佐刘禅。诸葛亮任政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使蜀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边疆安定。234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刘禅无能，且宠信宦官黄皓，政治腐败，国力日衰，终于在263年为曹魏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