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运动客观上促进了政党集中化趋势，国家杜马一半席位由各政党、竞选联盟竞选产生，这既反映了政党发展的现有水平，也促进了政党的发育。首先，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大多数政党和竞选联盟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竞选纲领，并注意了竞选策略和竞选艺术问题。其次，选举作为一种民主机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可以说，选举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群众的意愿：较低的投票率，反映了群众政治冷漠情绪，同时各阶层选民通过支持某一党派一方面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借此表明自己对政府和执政当局的态度。再次，选举成为政党最重要的活动，各政党通过自己的党或与其他政党结盟参加竞选，赢得选票，进入议会，这一完整的政党竞选规程已经为社会和各党派所接受，并成为它们发挥政治作为的重要条件。
第四阶段始于1999年12月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同前两次国家杜马选举情况相比，这次选举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其一，左右翼极端主义势力已为社会和多数选民所唾弃，各党派纷纷向“中间”靠拢，“中间阵营”迅速扩大。与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民族主义势力表现突出、左右翼势均力敌、中派力量薄弱，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左翼力量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所有不同，这一时期俄罗斯各派政党、竞选联盟“趋中”态势明显，同时包括俄共在内的主要党派均不同程度地对普京抱有好感。亲政府的政治势力第一次在国家杜马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其二，普京任政府总理以来在处理国内问题，特别是处理车臣问题时表现出的加强国家政权的趋向，显然有别于叶利钦总统的做法而使大多数选民对普京政权抱有信任与希望，由此为俄罗斯最高国家权力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选民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以及选民的投票取向清楚地表明，“多数选民第一次肯定了俄罗斯的现行制度。”对现行制度的认同这一点尤为重要，它成为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基础。
（第二节）政党政治与公民政治参与
随着政治斗争从混乱、无序逐渐走向稳定、有序，政党在俄罗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初步固定了下来。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党派从当初作为与处于“垄断地位”的苏共进行政治斗争、争夺国家政权的工具，经过新俄罗斯初期号召、动员各种社会力量进行事关国家发展道路的政治搏斗的组织形式，逐渐变为主要反映公民意志、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此相适应，政党的作用、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一种对国家政权甚至政治制度本身进行挑战的社会动员、组织力量变为加入或准备加入国家政权的力量。绝大多数政党接受、认可了新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接受并开始起码是表面上“认真”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把议会斗争当作是通往政权的惟一途径。“众所周知，俄罗斯宪法没有为政党提供组成政府的权力。但是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自己可以不考虑多党利益。政党成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政党已成为政治制度内部的一种成分而发挥着有限的作用，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使着自己的权利和职能。与苏维埃时期根本不同的是，政党不再是“先锋队”或政权本身，而成了联系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的“桥梁”、“纽带”、“传动装置”。政党发挥着这样一些作用：吸引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影响社会舆论，促进公民政治文化发展，反映并保护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选举国家政权各级领导人并给他们以支持，参与经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关、政府、管理机关的活动，为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准备和推举干部。
第一，政党通过各种选举运动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以党派政治力量对比关系间接地影响着各级政权的权力分配。从理论上讲任何合法政党都能够参加议会选举、赢得足够的选票而进入议会，进而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都可以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进而掌握国家领导权。然而，俄罗斯十年来的政治实践表明，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总统，而各党派，甚至是占据议会多数的党派也无法对国家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只能对总统决策保持有限的制约。与此同时，1993年宪法所确定的俄罗斯联邦制国家结构，不仅联邦主体等地方政权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而且改变了过去最高苏维埃—地方各级苏维埃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组织系统，使各级地方议会独立于俄罗斯最高立法机关——联邦会议而自行发挥自己的职能，从而为不同党派提供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竞争场所。地方政权也正是由于各党派的参与而显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党派及其领导人参加地方议会选举和行政长官的选举，获得地方议会多数、当选地方行政长官，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作用于地方实践，从而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使俄罗斯地方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样式。
第二，政党组织政治参与，作为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议会斗争对执行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监督，间接地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公民正是通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通过对某个政党和某个政党候选人的支持与否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当然，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和竞选联盟更多地是反映自己党派的利益和主张，将议会当作是该党派领导人表现自己的重要场所，未必能够始终如一地反映选民的意志。甚至当选的国家杜马代表也由于享有代表所特有的社会地位、刑事责任豁免权、优厚的物质待遇等一系列特权，在面临重大问题的表决时往往顾及个人得失，而未必始终遵守本党的投票纪律。但是，不管怎么说，政党起码是在竞选过程中和一般议会活动情况下还是代表着某一阶层选民的意志。
第三，政党以参与政治进程、展开议会斗争为主要手段试图保证社会政治稳定。从社会政治角度看，1993年以后俄罗斯的政党活动逐渐开始发挥维护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不同社会势力的不满情绪通过它们的政治代表——政党得以宣泄，社会上积蓄的各种情绪通过不同政党的议会斗争随时部分地得到释放，而不至于积累成政治动乱，不至于形成反对国家政治制度的社会力量。党派格局的形成、党派之间的竞争乃至斗争客观上部分地减弱了反对派对政府、总统的压力。1993年宪法生效后，俄罗斯政治斗争仍然持续不断，有时还是十分激烈的，议会，特别是国家杜马与总统、政府之间的分歧斗争不断，尽管出现了多次政府危机、政权危机，但最终都一一得到了化解，而没有发生总统解散议会、议会弹劾总统这类不可调和的极端事例，这其中有各种原因，而党派斗争无疑也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第四，本来政党除了为执政集团提供社会政治基础之外，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其提供必要的干部储备，然而，在俄罗斯相反的趋势则显得更加明显，不少政府要员、地方官员加入某一政党或竞选联盟参加议会选举，构成支持国家政权和政府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核心，发挥着政治“明星”作用。这与俄罗斯特殊的政治现实有关：“新的俄罗斯国家制度的产生是发生在政治上‘对政党反感的时代’，由于政党和苏共成了同义词而带有了消极色彩。总统和他所体现的政权宁肯置于政党之外或者之上，党的建设成为了二流或三流政治家们干的事，他们甚至没有向自己严肃提出参政的任务。在俄罗斯，国家政治和公众政治不仅彼此之间往往没有交叉，而且是公开对立的。”从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俄罗斯选择”竞选联盟、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竞选联盟到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团结”竞选联盟，其最突出的特点正是在于一些有影响的政府官员加入，从而使这些竞选联盟（政党）获得了“政权党”的称谓。而从政党领导人经议会党团领导成员、议会领导人，进而成为政府官员、进入总统班子的也确有其人，最典型的当数伊万·雷布金。他身兼劳动人民社会党、俄共、俄罗斯农业党等几个左翼政党和组织领导成员，作为农业党的候选人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进入国家杜马，并当选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竞选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职务失利后，于1996年6月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政治协商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又被任命为安全会议秘书兼总统驻车臣全权代表，接替被叶利钦免职的列别德，1998年又被改任副总理等职。
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政党政治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对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尽管目前俄罗斯的政党政治并不成熟，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政权和当权者的行动。多党制反映着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反映着多样性的社会理想和追求。
根据一般定义，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共同奋斗的政治组织”。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来衡量，的确在当今的俄罗斯可能也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能够称的上是一个“真正的”政党。俄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鲜明的奋斗目标、统一的领导机构、严格的党内纪律、严密的组织系统、坚实的社会基础，无愧是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而与俄共相对照，除极个别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政党外，其他无论是右翼政党、中派政党还是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在组织形式上都显得过于松散，缺乏必要的组织纪律约束，然而这并未妨碍它们代表某种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的利益，也并未妨碍它们在政治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
（第三节）政党格局与党派斗争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政党不能在国家各级机关，特别是军队、警察、司法机关中建立基层组织和开展活动，政党的活动不得干扰国家管理工作。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新的政治斗争形势迫使政党将其活动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在此情况下，参加选举——国家杜马选举、总统选举以及地方各级立法机关和行政长官的选举成为政党最重要的活动，对于争得了国家杜马议席的政党和竞选联盟来说，国家杜马为它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因此，国家杜马的选举和活动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政党格局、政治力量格局的基本状况。与政党的法律地位、政党活动的各种法律依据和规范相比，政党本身的活动、政党在政治斗争格局中的表演更为生动活泼，各党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
从1993年12月第一届议会选举时起至今，俄罗斯选举产生了三届国家杜马，其间俄罗斯政治力量格局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从三届国家杜马党派构成情况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左派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俄共作为一个组织严密、有牢固社会基础的政党，联合其他左派政党和组织参加了历次国家杜马选举并取得进入国家杜马的资格，始终保持着议会大党的地位。这说明在当今俄罗斯社会，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仍然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改革给社会弱势阶层带来的痛苦加剧着底层民众对当局的不满和对往昔有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怀念。显然，为避免社会分裂和社会对抗，当权者不能无视这部分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第二，右翼、中右翼党派更替频繁，“政权党”不断变换，它们也能在国家杜马中争得一席之地，构成牵制左派、俄共的主要力量。“政权党”的出现本身说明叶利钦时期逐步调整的激进改革方针也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显然这是在改革中受益的那些社会阶层，首先是改革政策特别是私有化政策培育、支持下诞生、靠权力庇护的“新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也包括目前发育程度很低但在逐渐扩大的中产阶级。
第三，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黑马”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一路走低，支持率逐年下降。除了该党本身的问题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旗号“不灵”了，而恰恰相反，正是各党派都纷纷打起了这面旗帜，使得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逐渐“黯然失色”。
第四，从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时起，俄罗斯社会情绪以及各派政治力量都是沿着一条从左、右两边逐渐向中间靠拢的线路发展。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一直被挤到无关紧要位置上、占有很少席位的中间派政党和竞选联盟，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许多党派都自称是中派，表示奉行中间方针。所有这些特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变化轨迹。
俄罗斯党派众多，参加议会选举的党派也为数不少。通过三次选举先后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和竞选联盟就达12个。参加了党派竞选，但未能以党派身份进入国家杜马而在单席位选区夺得若干席位的党派和竞选联盟数量更多。而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政党、运动和竞选联盟总数竟多达近80个。这种状况反映出俄罗斯政党体制的不成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