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文明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毫无疑问，文明是具有创造性的，创造性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没有创造性文明将失去活力而衰落。汤因比说过，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具有创造性的，世界上各种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起过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明至少都同西方文明一样，是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但是，文明本身又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说文明是哪个国家的“独家制造”。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举例说：“‘转借’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欧洲的拼音字母的始创者是尼罗河上的埃及人，经过了菲尼基人的手传到希腊，希腊人加了一番改造又传给了罗马人，罗马人又稍稍修改，才成为现代西欧通行的-式。现在举世通行的数字系统的发明者是印度人，而把它传进欧洲的却是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在这以前，连那聪明的希腊人也没有零的符号，也不用定位法记数。”因此，“从外国采取一种有用的意思，这1968年9月12日汤因比给日本“汤因比市民之会”成立的贺信。
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所有复杂的文化都是这样东挪西借地建立起来的，像中国文化那样借用了外来的花样因而激起创造的努力者，往往产生惊人的结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如此，政治文明也是如此。没有-个国家的政治构架是完全不同于他国的“纯种马”，凡是称得上政治文明的东西，都是认真吸取人类政治建设的经验并结合本国的实际而创造出来的。因此，文明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性的，开放性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文明与文化关系辨析
在许多西方学者中，往往没有对文明与文化作出区分，而是将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使用的。但实际上文明与文化虽然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它们之间还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如果不能将两者区别开来，不仅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偏差，而且也难以把握人类文明的真谛。
1．文明是文化的基础
第一，文明和文化只有人类出现以后才开始产生，但最早的人类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们是先创造文化，还是先创造文明，只是现代才出现用文明概括还是用文化概括之争。这种文字游戏式的争论虽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人们在形容历史发展的最初时期，用的“文明的初曙”要比“文化的初曙”更为确切。在这里“文明”的含义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
第二，文明的出现是原始文化产生的基础。文明所包含的内容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主要从事的社会活动是劳动生产活动，其文明的遗存也更多的是物质形式方面，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当然，今天很多人把物质形式用原始文化来概括，只是因为在现代人的眼里除了考古学的价值之外，它们的意义完全体现在文化的范畴里，当代的那些文化人也更容易用想象来赋予原始人丰富的文化生活。其实，对当时的原始人来说，一切都是与生存本能要求相联系的，正像老虎和虎仔经常戏耍是为了训练虎仔的搏斗能力一样，但在现代人眼里却是一幅动人的母子游戏。
第三，文明产生前后的文化的本质是不同的。人类在登上文明舞台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然是无意识和不自觉地。在长达数万年的准备过程后，人类文明终于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人类终于以真正人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之前是不是没有文明要素的萌芽呢？显然不是。问题在于，一些文化学者因此认为，那些文明的遗迹只代表着文化的含义。因此，他们认为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进而认为文明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实，文明产生以后的“文化”的本质不同于文明产生以前的“文化”，尽管它被现代人统称为文化，但那不是“进入文明的文化”，是原始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的支配状态下的本能的流露，就像饥饿的人看见食物自然分泌唾液一样，它的产生是不完全具备文明的物质基础的。
第四，一切文明创造物中都含有人的精神意识因素。在创造文明的性质上，既然文明是人创造的，那么一切文明创造物中都包含有人的精神意识因素，而对于文字产生以前的文明来说，人们只有通过那时人类创造的物的形式来把握。如尖状器、刮削器、岩画、粗陶等。这种把握物质形式的力量，是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奥秘之所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我们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依然是从人类所有创造物蕴含的精神意识中才能实现，虚空中不可能存在精神意识，那种企图把人类精神意识发展看作超自然、独立存在的想法，就如同把自己的想象当作是世界一样荒谬。为了突出精神意识而抹杀人的创造物的物质形式力量，甚至把劳动也称作“一种文化”，则完全背离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精神。
文明是人的有意识的自觉地创造，文化正是这种意识的纪录的反应。人的意识再超前、再丰富、再伟大，它也必须与物质形态结合才能得到现实的肯定。意识与物质形态的结合有两种途径：一是人通过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精神，二是人用文字、图画等专门形式记录下自己的思想，前者创造出伟大的物质文明，后者形成了文化的专门领域。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不懈地追求着两种创造结果，他们都是文明的标志，而文化也是对这种体现在物质形态上的文明的解释。
创造者低于他创造的世界，而且人根据自己的意识创造出物质世界以后，人的意识却变成被动的一方，这说明，一方面人创造的物质世界是多种客观物质形态性质改变和融合的结果，人这种物质存在只是物质世界相互联系中的一个环节，物质世界改变到何种程度，人的精神世界才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每个人所处的客观环境的文明程度和人的进化程度是快慢不一的，由此人的思想意识对周围世界的认识程度也是高低有别的，这必然带来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向往，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带动。文化则不具有这个层次上的意义，每一种独特的文化都是特有的文明的产物，而特有的文明不可能是独特的文化的产物。
正因为文化是人类精神思维的产物，它产生以后就有了相对独立的历史价值，记录下特定时期人们的精神思维。文明却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说“现代文明”高于以往一切文明，但却不能说“现代文化”高于以往一切文化。因为文明是不断发展的，而发展又是建立在以往一切文明基础之上的。文化却不是如此，它是每个时期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与精神活动的反映，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如马克思在评价希腊史诗具有的不可恢复的“永久魅力”的原因，是产生史诗的历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化的时代性使它既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思维的产物，同时又成为以后人们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的“原料”。由于产生特定文化的时代不可能重现，因而文化的价值随着时代的久远而越来越高。文明却是阶梯式的，它只会越来越高，而不会越来越低。因为物质文明的程度是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的，当然在精神和行为领域不乏文明程度下降的个例，但人类文明的步伐始终是向上攀登的。
从上述意义上可以看到，文明与文化区别的关键在于，文明范畴的侧重点是人类历史进化提高的物质精神表现的总和；文化的侧重点是人类精神思维发展提高留下的物化历史，它是以物质生产发展程度为前提的，因而它是以文明中的物质进化部分为基础的，与文明中的人类精神思维部分发生重叠，但出发点不同。“这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和“这是一个文明的人”，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有文化的人并不见得就是文明的人，而文明的人必定有文化。
“以文化涵盖文明”的说法十分普遍，似乎人们觉得文化已经把有关人的精神特征全部包括了。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在文化可以涵盖文明思想的指导下，精神文明建设自然就要以社会文化建设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这种指导思想背离了改造人们精神世界的客观原则，即要与一定的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相适合。相反，如果把文明提高到文化的位置，必然要首先重视一个社会文明的基础建设，而不是超越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提出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的口号或根本没有实现基础的“文明要求”。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体，割裂两者而单独提文化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失误。如果思想道德建设成了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道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做表面文章就是被人们根本忽视。
文化不仅不可以涵盖文明，而且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是文明。一个社会文化本身与物质文明决不是两个对等题，因此，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也绝对不能由抓好文化建设来代替，精神文明职能与物质文明相对应，并成为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实践中，它们的本质是前提与基础、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把精神文明与文化对等起来，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无效果。
2．文明是包括文化的最大的实体
英国宗教社会学家道森认为，文明在概念等级上处于比文化更高的层次，即文明包括文化，而不是文化包括文明。一个文明可能涵括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分化或文化多样性。因此，可以在讲法国文化、德国文化等的同时，不否认它们均属于一个共同的西方文明。也就是说，文明是最大的具有区别意义的生活共同体，在它之上不存在能将它囊括在内的更大的实体。文化却不是这样，它并不是最大的具有区别意义的实体，因为存在着能够将它囊括在内的更大的实体。虽然文明和文化在许多情况下有语义重叠，但如果采用道森的区分方法，则他们在概念等级上的重要差别变更能凸现出来。他们的所有语义差异中，这种概念等级上的差别也许是最重要的。
文明实体论的另一个杰出代表是法国当代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强调文明的整体性内容，认为文明首先体现在一个地理区域。因此，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其次，文明等同于社会。他认为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一个现实，文明与社会两者是永远不可分离的，只不过文明所隐含和包括的时段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要长得多。其三，文明还体现在经济上。每个社会，每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人口数量和经济生活，人口的升降，经济和技术的兴衰等往往严重影响着文化和社会的结构，所以研究文明也就要研究它的政治经济学。其四，文明也体现集体心态，这集体心态包含共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主导的行为方式。这里，宗教是文明中最强有力的特征，始终是过去和今天的文明的中心问题。事实上，布罗代尔的这种文明观及其研究可追溯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身上。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历史不是研究连续的进步，而应是对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把世界各民族分为文化民族（或称文明民族）与原始民族两大类，认定世界历史是文明民族创造的，而世界历史可分为八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浮士德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每个伟大文化都来源于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民族精神，都有自己表现于文化各个方面的基本象征。
他从精神、文化、政治等方面对印度、埃及、古典、阿拉伯、西方等文化类型进行了阶段划分，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以外，其他七种文化已经名存实亡了。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思想，认为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的社会或文明。他从宏观角度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划分为20多个具有文明发展过程的代表性社会，认为每个文明都有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灭亡五个阶段，但否认文明或文化是一个有机体组织，认为文明的起源和生长的法则是人类对各种挑战的成功应战。他认为最适度的挑战不仅能刺激它的对象产生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能刺激它积聚更大的力量去应付新的挑战，从一次成功走向另一次新的应战，以至无穷。他的这种“文明挑战应战理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美国着名学者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有汤氏理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