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生态文明推动了伦理道德建设。在人类的伦理道德和审美体验中，没有生态文明，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更不可能有人对美的感受。生态文明促使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传统思维中，一直将自然生态系统看成人类社会的附属物，忽视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主张按规律办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统一发展，是把伦理行为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赋予它们以价值，承认它们的生存权利，并制订新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约束人的行为，这必将导致人类精神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可见，生态文明是对建立在人与生态环境非协调状态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意味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再次升华，标志着新时代人类的道德进步和道德完善，也标志着人类处理环境生态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思路。
当然，生态文明的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为其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更是人本身的危机，而要应对这一危机，关键是要加强教育，提高人的素质。除了要求日常生活的环境意识以外，还有就是在进行工业与农业生产等经济行为中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本位利益，而不顾及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另外，还要注重生态知识的教育普及，减少因认识不足而造成盲目破坏生态的现象发生。
4．生态文明是狭义社会文明的促进者
第一，生态文明美化社会生活环境。通过高起点、高水平、有文化、有品位、风格独特、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利于达到陶冶情操、集聚人气、创造商机、发展经济的目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公民能够感到幸福和骄傲。
第二，生态文明是狭义社会文明发生的生态前提。优良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活领域文明进步的基础与前提。生态文明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人类文明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而形成，也因为自然环境的退化而消失，人类早期文明的形成不仅得益于良好的自然环境，而且实际上也暗含着对该区域一种环境机制的认可，正是这种完整稳定的环境机制将人类社会文明形成所需的各种有利因子较好地整合在一起并共同发挥作用，促生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环境机制的核心在于与自然的协调，也就是说，任何文明都不是在与自然对立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与自然的和谐而产生，是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尊重自然、遵循自然的结果。
第三，生态文明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和谐社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社会协调等各个方面。统筹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使达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的承受度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度的统一。和谐社会应是人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狭义社会、自然多方面的有机统一。没有生态文明，人们将会不断遭受自然灾害、瘟疫等的袭击，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由此必然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整个社会难有宁日。
第四，生态文明促进社会文明的持续发展。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就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影响社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设生态文明，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逐步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才能实现社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与经济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是须臾不可脱离的。如果脱离生态文明单纯地去抓经济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社会文明建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其他文明建设变得越来越空泛虚浮和不能实现。同样，离开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和狭义社会文明来谈生态文明，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因而，只有全面推进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狭义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谋求整个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才能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 经济文明的运行机制
经济文明的运行机制包括许多内容，但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机制。剩余产品的积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没有剩余产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有生产劳动和社会管理的分化，就不可能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也就不可能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当人类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没有生产剩余产品能力的状态中刚刚显示出具有生产少许剩余产品的能力时，人类社会便自动地、自发地形成了积累剩余产品的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过去人们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各种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自从人类产生到现在的一、二百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任何一个时期所产生的物质资料都不足以充分满足人类全体成员的需求。因为人类的需求是一个变量，它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到现在为止，其增长的速度仍比社会生产的发展要快些。因此，对以往的每个时代来说，即使把每年所生产的全部物质资料都让人们消费光，也无法充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则人类将永远不可能有扩大的再生产，甚至简单的再生产也很难维持。那么人类社会便会永远停止在最原始、最落后的水平上，即接近于动物的水平上，不但物质生活不会进步，而且也不会有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教育等事业。而且人类社会若不能向前发展，也就有可能在长期停滞中灭亡。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呢？对于人类来说，能够保证它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物质前提就是剩余产品的积累。只有社会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社会的再生产才能不断扩大，也才有可能使一部分人相对地从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文化、艺术、科学、教育等事业，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也不断向前发展。
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
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第一，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第二，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
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
私有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权制度。很明显，社会上的少数人要想长久地而且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产品，就必须建立一种产权制度，使他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合法化并且有不可侵犯性。而这种财产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少数人对于生产手段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从而造成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的完全脱离。由此便造成劳动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和从属。这就为剥削者占有社会财富提供了法理的基础，并造成剥削者养活劳动者的假象。
私有制的再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换。商品交换在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起着重大的作用。剩余产品对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的满足，只有通过经常性的商品交换才能实现。由于在经常性的商品交换中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和商人，使得商品交换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巩固下来。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剩余产品对人们需求膨胀的满足，也就是提供了贪欲的经常实现的条件。
这样，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已经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同时在私有制的推动下，人们又自发地形成了强制性地积累剩余产品的方式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