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的价值的轻视，根源于近代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和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建立在对下面这个理性主义的哲学教条的信仰基础之上的：“必然的就是合理的。”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因此，合乎规律的、必然的东西就是合理的；只要我们的发展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不合理的。正是这种对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对完满性的承诺，构成了“发展天然合理论”的哲学前提。
工业文明的发展观的价值追求是多方面的，但基本的追求是物质方面的。
在物质的追求中，最终无非是两个：一是追求尽量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功能，以便使劳动更轻松，生活更舒适；二是追求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以便从自然界摄取、占有和挥霍更多的物质财富，使人类身体“健康”，生活“幸福”。这些追求的后果，就是人同自然的全面冲突。
第一，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无限提高，以便从自然界摄取、占有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后果，既使人类同外部自然相冲突，即造成资源匮乏、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又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同人类自身的自然（人的生理功能、生物学规律）相冲突。工业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如果立足于生存论的价值尺度来看，那么，时尚消费是一种“无意义消费”，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对于这种超越生存需要的消费，工业文明发展观把它叫作“生活水平提高”、叫作“进步”、“文明”，认为消费的物质财富越多越有利于人的健康，这种观点是违背生物学规律的。人的一定生物学结构，决定了它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是有限度的。人类消费的物质财富和能量多少应当同人的生物学的结构和功能相适应，过多地或过少地消费物质和能量都是不利于人类健康的。对于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影响健康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不足；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影响健康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消费过量。
第二，追求不断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器官的功能，以便使劳动更轻松、生活更舒适，这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观的基本特征。东方文明的文化特征是发挥人本身的内在潜能。如战争靠的是武术、气功，生产靠的是人的手艺，即人的天然器官——手的功能的训练；治病靠的是针灸、按摩、中药，主要是要调动人体和充分发挥人体内器官的自然功能，使体内达到生态平衡。这是符合生物学、生态学规律的，因而是有利于人类健康的。而西方工业文明则相反，它靠的是体外的工具。西方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用外部自然力代替人的天然器官的功能的过程。“自动化”就是对人的这种终极追求的最精确的表达。所谓“自动”，就是使生产活动和生活完全依靠外部自然力的作用，其终极追求就是使人的天然器官完全“不动”：机器代替了人的手和体力，空调代替人的抗冷热的生理机能，汽车代替腿的功能，抗菌素代替了人体抗病菌的功能，计算机代替人控制、计算、记忆甚至思考、学习的功能等等。这种终极追求的后果，就是人类的天然器官功能的弱化或退化，是人的生命活力的降低，是人的身体抵抗疾病战胜各种恶劣环境能力的降低，即生命质量的下降，因为它违背了生物器官的“用进废退”的规律。奥雷利奥·佩西说：“十分明显，人类身体和精神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意识到，人类登上世界统治的宝座后，一直谋求安全、舒适和权力，巧施一系列计谋和创造发明来保护自己。在此同时，人类丧失了在原始质朴的自然生存环境中不受干扰地生活的适应能力，身体结构日趋衰弱，生物警惕性变得迟钝。可以肯定，人类文明程度越高，承受外界困苦的能力越小，以药物治疗和滥用其他人为办法来维持健康和保护机体组织的必要性就越大。”
可见，工业文明发展观的终极追求的实质，就是使人越来越背离自然，越来越远离自然。这种发展观把支配自然、远离自然叫作“进步”、“发展”、“文明”，而把适应自然、接近自然叫作“倒退”、“落后”和“野蛮”。我们亲手创造的环境越来越远离自然，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远离自然。我们对人类的这种价值追求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外部自然界能够承受我们对它的无限增长的破坏吗？我们的身体内部的自然能够适应越来越远离它的生活方式和人造环境吗？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当外部环境发生巨大而迅速的变化、物种来不及作出基因的调整，即来不及通过改变它的器官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的环境时，这一物种就必然灭亡。如果我们的这种发展持续下去，我们人类能够逃脱灭亡的命运吗？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文明、文化的发展规律同自然规律相比较，哪一个是更根本的？传统发展观把社会历史规律看成是更根本的规律，而把自然界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仅仅看成是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这种观点从根本上颠倒了自然同社会历史的关系。其实，自然规律是更根本的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只不过是自然规律在人类活动参与下的特殊展现而已。我们既不能消灭自然规律，也不能改变和违背自然规律；社会历史也必须适应自然规律。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下，我们不仅同外部自然作对，而且同自身的自然作对。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各种理论，包括哲学，都体现着这一价值追求。近代哲学（理性主义、主客二分、工具理性等）所反映的，就是工业文明的终极追求。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现代社会就是工业社会。我们的现代化最终追求的就是远离自然和背离自然。我们的价值追求合理吗？我们应当怎样做？这是我们人类当今面对的最高的、最急迫的问题。
（4）精神困境
工业文明由于重视现实的世俗生活，强调物欲满足，追求经济增长，因而它容易导致理想的失落。马克斯·韦伯从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生活是如何离开自己的文化基础，远离人们最初的理想的。他指出：“自从禁欲主义试图重造尘世并在俗世中实现它的种种理想以来，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确实可以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大众文化本身则是工业文明的内容。它根本不是高雅文化，也不等同于“通俗文化”，而是工业社会中特殊的商品。高雅文化、通俗文化虽然形态各异，但都是为了陶冶人的情操，为了寻求超出纷繁烦恼的感性物欲世界的精神世界，而大众文化则是利用高技术手段和现代化大工业将某一文化作品成批地生产出来，其目的在于营利。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往往使人们看重文化的低品位、低格调，往往使人们亵渎神圣、否定崇高、蔑视理想。
理想的失落或淡漠是工业社会所存在的普遍现象。值得指出的是，工业社会所失落的理想，既不是宗教神学的理想，又不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也不是西方世界以个人主义为实质的“自由”、“平等”、“幸福”理想，而是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完善的理想。
理想的失落是同人对物欲满足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理想的失落，使人们所剩下的唯一东西就是对物欲的贪求，而人对物欲的贪求，反过来又使人越来越失落理想。理想的失落，是人的根本性价值的失落，是具有绝对性的、终极的意义的东西的丧失，使人陷于怀疑、困惑、无望甚至绝望之中。
理想的失落导致了两种影响整个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的严重后果。
其一，实用主义盛行。理想的失落，使人觉得世界上没有某种确定的东西最重要、最值得人去追求。既然人的生活中没有一个规定人生目的、人生意义的终极目标，那么，人们的眼光自然而然会投向世俗生活，人们自然而然会关心一切存在的东西是否对世俗生活有用处。实用主义就是要人不要去追求终极价值、理想，而要去关心自己的具体行动。正如宾克莱所指出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如威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所发展的那样，给美国人之关心实际行动而不关心崇高理想提供一个哲学根据。”在实用主义看来，如果人们把全副精力集中在不可能达到的终极的、固定不变的目标或目的上，就不可能为改变现实的环境作出努力；只有人们去真正地关心改变现实环境的手段，才能获得成功、取得进步。因此，人们不要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为什么要为达到这一目的地而奋斗，而要着手解决自己所迫切要解决的物质需要问题，只考虑解决物质需要问题的手段的效用问题。
其二，相对主义抬头。“我们的时代常被称为相对主义的时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时代不承认绝对性的、终极性的东西。在相对主义看来，人们只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在实际上“怎样行动”，而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因为任何价值都是相对的，在这一具体的个人、民族、国家那里是合理的价值，对于其他个人、民族、国家来说则不具有合理性，绝对的价值、绝对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达到的，因此，人们追求绝对的、终极的价值的行动是徒劳无益的。而理想是一种绝对性的、终极性的东西，是一种至善，它本身就蕴涵着绝对的标准。失落了理想，就必定导致相对主义，就会抹杀行为的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就会使人们认为只要是符合自己意愿的就是可行的，用不着担心或者理会他人、社会的评价。
理想的失落所造成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严重后果，必定引起人的困惑。这种困惑既表现为理论上的困惑，又表现为人们现实生活方面的迷惘。
理论上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人应当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究竟有没有区别；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人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等等。理想的失落所造成的人们现实生活方面的迷惘在当代世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可否认，人们在物质财富的追求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人们在欣赏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较强的控制自然的能力和充分地享受自己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的时候，却产生了极度的精神空虚和苦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由于人们关于幸福的观念本身具有缺陷，对此，西方人是意识到了的。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享受美好生活给人带来的舒适和愉快，但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假如舒适和快乐的生活就足够了的话，那么有不少美国人应当说是极度幸福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幸福。相反，美国人以及所有西方人都陷入了痛苦之中，精神不健康，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病症状。美国学者弗洛姆在分析欧洲和北美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自杀、杀人以及酒精中毒的情况时发现：越是最接近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国家，在精神病症状上表现得越严重。他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奋斗的目标，难道没有根本性的错误吗？这是否是因为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在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要之后给我们带来了极度的厌烦之感，而自杀及嗜酒则是逃避这种厌烦的病态方式呢？这些数字是否有力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人不单靠食物而生活？’这些资料是否表明，现代文明没有满足人的内心需要？”这些问题正好表明了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苦恼、迷惘。
人的困惑、迷惘，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意味着人怀疑世俗社会和世俗生活，意味着人在金钱和物欲所主宰的社会面前的无能、无力，意味着人在精神上的焦虑、对生存环境的担忧和无望。这些困惑又作为一种心理压力促使人去解除困惑。解除困惑的形式，既有精神上的，又有行为上的，主要有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人让自己沉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灯红酒绿中减轻思想的负荷，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烦恼，不去思考“我是谁”、“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我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等超越感性生活的问题。第二种形式是信仰宗教，人通过信教解除尘世的烦恼，求得心灵的慰藉和满足。在西方国家中，虽然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是在批判和反对宗教神学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并没有彻底改变人们信教的现实基础，相反，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信教的人越来越多。第三种形式是自杀，它是人感到难以获得幸福和美好生活，难以摆脱痛苦，而采取的逃避人间烦恼的方式。自杀是与无望相连的，是与理想的失落相关的，自杀问题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严峻问题。第四种形式是与社会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