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文明形态的第二次转型
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第二次转型。
自人类诞生特别是工业化以来，工具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取得了无数次辉煌的“胜利”。这一切似乎都得益于科学技术，以至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生产力”。特别是在第二个公元千年和第三个公元千年交替之际，科学技术实现了爆炸式发展。“万能”的科学技术成了人们征服并占有一切的魔杖，甚至成了人们的唯一，人们心目中的“神”，人们顶礼膜拜的“宗教”。任何存在只要打上“科学技术”的印记，就再没有人敢斗胆怀疑它、批评它；如果我们试图判定一个人是反动的，只要给他贴上“反科学”的标签就足够了。一时间，“科学技术万能论”甚嚣尘上。人类在科技万能论和功利主义的陷阱里越陷越深。但是，铁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同样是科学技术结出的苦果。
卢梭对理性和文明的反思，揭开了批判科技文明浪潮的序幕。他认为，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普遍的道德堕落，“自然使人幸福和善良，而社会使人堕落和不幸”。这说明卢梭在对自然状态的美化和对文明社会的批判中，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但他既不否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作用，也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文明成果。相反，他明确指出，远离文明社会，重新回归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人就应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为人类幸福工作，并在文明社会中重建更高的自由平等，即政治法律上自由平等。这样，才能消除社会上的不平等。概而言之，在西方近代文明史上，卢梭最早看到了工业文明的弊端，并对之进行了浪漫主义的批判——反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他之后，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真正确立起来，并对现代悲观主义文明论发生了深刻影响。
“他的这一思想成就为康德开辟了道路，这是18世纪其他思想家所没有做到的”。“后世所有对理性主义的偏颇心怀不满者都是从这里经受了第一次洗礼，并从这里出发、扩张，逐渐汇成了20世纪的今天不可轻视的一股非理性洪流”。
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汤因比甚至爱因斯坦等人都对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变成对自然和人进行控制和压抑的统治工具。因而，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而发达工业文明是压抑性文明发展的顶峰。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指出，文化工业借助于科技手段实现了技术化、产业化，导致工具理性支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因而文化工业不仅调节公众生活，也控制私人生活；不仅灌输思想，而且还渗入了人的心理结构。总之，“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所以，工具理性的进步意味着非人化过程的加剧。马尔库塞指认，发达工业社会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一，工业技术高度发达和滥用；其二，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其三，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并干预经济；其四，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提高，但精神生活却极度空虚。也就是说，发达工业文明是单向度文明。一方面，它是一个富裕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文明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们过上了富裕生活。但“在这个虚幻的表面现象背后，整个工作世界及其娱乐活动成了一系列同样甘受管理的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因而，它又是一个病态社会。在这里，劳动几乎完全异化了，工作关系几乎变成科学活动和效率专家的处理对象；性关系几乎完全商品化了，家庭在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无足轻重；指导超我的人格变得非人格化了，代之而起的是“合理化”管理。即这个社会的统治形式发生了变化，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技术体系变成统治体系，技术理性成为最有效的统治手段。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因此，“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这样，在技术帷幕和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全面的奴役和对个人精神压抑的日益加剧，是人的尊严的丧失。在技术理性中，没有了古典人文理性的整体和谐，也没有了近代启蒙理性的人文关怀，科学技术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文明的进步就是技术的进步，而文明本身则成了一种普遍的控制工具。由此，在发达工业文明中，人对自然的支配、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在日益加强。
“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在这里，思想变成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性的单向度的思想，政治变成了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的政治，社会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而人失去了选择能力，成为屈从社会需要而又麻木地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但可悲的是，人处在这种单向度文明中，反而感到舒服、安逸，舒舒服服地成为“工业文明的奴隶”。然而，“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
在存在主义看来，技术是人所不能控制的东西，相反人要受到技术的控制。虽然科技文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但是科技文明缺乏精神灵性，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危机，使人文化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人关系的疏离，人自身的严重异化。海德格尔指出，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因素，也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一种去蔽方式。换言之，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而座架属于展现着的生命。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是一股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控制不了的一股力量。所以，不是人控制技术，相反人是由技术控制的。现代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控制整个地球的程度，人造物、自然物、甚至连人本身都成为技术的“备用物”。我们这个时代成为技术时代，这个时代的人变成“技术的人”。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由自然的托管人、守护人变成了自然的主人。雅斯贝斯也说：“技术本来应服务于人类，而非人类服务于技术，现代技术竭力追求把最初的状况颠倒过来，以便随意使人成为劳动单位服从于经济和技术的目的。”这样，科技文明就使人从控制自然到丧失自然和依附自然的双重异化，使人“成为在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
罗马俱乐部主席佩西对科技文明也持批判态度。他说，尽管我们的新技术成果可能非常迷人，但我们却处于失去生活意义感的危险之中。为了将自己献身于科学，抛开一切不管，认为科学技术能保证我们得到安全和幸福，这是愚笨的。任何进步，如果仅仅限于技术的进步，而不同时带来道德、社会、政治的进步，以及我们行为习惯的改进，那是毫无价值可言的。总之，单纯技术进步的观念是不明智的，甚至是糊涂的，社会进步首先是文化的进步。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毁灭人类这个地步。汤因比指出，现代科技文明急速地在全世界发展着，其前景令人感到恐惧。随着文明本身同时发生的社会隔阂，今后有继续发展下去的趋势。科技文明不仅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而且带来了生态危机。技术进步总是带来各种灾难，“天灾”就是人类反叛自然产生的结果。消除各种灾难的结果不是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而是用宗教来引导科学技术。
如果不用宗教来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就会摧毁人类社会文明。爱因斯坦也说：“在战争时期，应用科学给了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使我们生活匆忙和不安定。它没有使我们从必须完成的单调的劳动中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人们绝大部分是一天到晚厌倦地工作着，他们在劳动中毫无乐趣，而且经常提心吊胆，唯恐失去他们一点点可怜的收入。”托夫勒悲观地预言：“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摧毁整个地球。”可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悲观主义，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从原始形态向农业文明的转变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今日仍然存在于地球上的多数民族，尽管彼此之间发展水平有明显区别，却都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过渡。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就不同了，直到工业文明已经显得过时、新文明形态开始孕育的今天，世界大多数民族仍然未能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这种转型演化，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在文明系统的每一次转型演化中，不同民族的转型一般都不同步，先发式转型是个别的，多数为后发追赶式转型，这是共性。但人类历史表明，率先完成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变的民族不想也无力阻止其他民族向农业文明的后发转变，而率先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那些民族却不愿意并且有力量阻止其他民族向工业文明的后发转变。在前工业文明的演化史上，常常有文明落后的民族用武力战胜文明先进的民族，终究又为被战败民族的文明所同化。然而，自工业文明兴盛以来，这种现象不再出现，人们看到的总是先进的工业文明进攻并战胜落后的农业文明。
四 社会文明形态的第三次转型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第三次转型。
由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和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人们要求改变工业文明模式，实现向新文明的转向。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无意识到自我意识过渡；第二个时期由自我意识向新意识过渡。
余谋昌指出，这第一个时期产生了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而第二个时期的“新意识”或许就是生态意识，这将要产生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即生态文明。尽管汤因比的“新意识”未必就是生态意识，但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目标之一。正如佩西所说，必须让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必须转变传统文明观念，改变工业文明模式，实施全球发展战略，转向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生态文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指出，世界环境正在不断恶化，地球正遭受着落后与过度发达带来的灾难，包括人在内的地球上的生命已相当脆弱。因此，需要进行一场环境革命来拯救人类的命运。《21世纪议程》否定了“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环保道路，主张实施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这之后，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走向生态文明之路，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已经经历了前现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两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后现代的生态文明即将到来（这种文明实际上是一种和谐文明）。在这个阶段，和谐论自然观占统治地位，它把自然拟人化。人对自然的态度既不是盲目膜拜、消极顺从，也不是肆意征服、无限利用，而是尊重、爱护、协作、共生，它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人文主义或科技人文主义文化——生态文化。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受到了生态伦理学、和谐伦理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绿党等思潮和组织的追捧。
生态伦理学理论先驱A·施韦泽早就提出要建立一种文明哲学来解决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文明的转向。他说：“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必然会来到：人们将由此摆脱贫乏的得过且过的现实意识，而达到敬畏生命的信念。只有通过这种真正的伦理文化，我们的生活才富有意义，我们才能防止在毫无意义的、残酷的战争中趋于消灭。只有它才能为世界和平开辟道路。”生态伦理学奠基人A·莱奥波尔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学”，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主张从有机整体的角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以明确的、富有诗意却又浅显易懂的文字”使生态伦理学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伦理学沿多个方向发展。如H·罗尔斯顿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宣称“哲学走向原野”；A·内斯积极推进深层生态学运动；F·卡普拉批判机械论世界观，建立生态世界观，倡导“绿色政治”；苏宝梅等则对种种形态的生态伦理作了经典的中国式概括和升华。总之，生态伦理学、和谐伦理学要求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是生态文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