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明转型，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发生质的飞跃。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国家权力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为文明转型。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型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文明的转型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文明转型；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文明转型。随着社会文明形态的跃迁，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必然发生根本的转变。当代社会文明转型的核心和底蕴是可持续发展，它开拓了社会文明的新视野，促进了人与自然矛盾的合理解决，弘扬了公平发展和道德消费新理念。
一 社会文明演化系统与基本图景
广义的社会文明，是对人类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创造模式的总概括。文明无疑是一种系统，不论哪个时代和地域，那里的社会文明总系统都是由生态文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狭义社会文明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几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当它们协调有序运行时，社会文明系统就呈现健康态；否则，社会文明系统就出现混乱，或者意味着现行文明呈现疾病态，或者意味着向新文明的转型演化在孕育中。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文明演化的内在动力。
在辽阔的远古地球环境中，不同地区的人类动物祖先在相差数千年甚至上万年期间或先或后分别进化为人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地理环境这个初始条件的差别，加上在漫长岁月中无数不同偶然因素的影响，经过数不清的分岔、选择、锁定这些动力学系统的通有机制的作用，以及进化过程不可逆性导致的路径依赖，逐步积累，历史地形成语言、文化、宗教、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等的不同，最终形成今天人们看到的地理空间分布上的不同文明，汤因比划分为28种，亨廷顿归结为八大类。这些不同文明彼此之间有的在地理上相邻而经常交往，有的相距遥远彼此只有间接的或时断时续的交往，有的甚至在数百年前彼此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从时间维度看，社会文明是一种演化系统，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呈现高低不同的历史形态，彼此有质的差异。人类的动物祖先以野蛮方式存在于地球上，动物社会是没有文明的社会。在数万年前，其中一部分萌发了自我意识，学会创造工具，创造语言，形成最初级的人类社会文明。这一步看似微不足道，却标志着一种不可逆进化过程的开始。由此起步，人类社会文明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缓慢而曲折的演化，不同地域或民族的文明呈现不同的发展水平。不同地域文明并非同步进化的，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文明可能呈现出高低不同的历史形态。世界上不存在永世长存的文明形态，文明的每一种形态都是历史的，都有其孕育、产生、发育、成熟、完善的演化，都有其顶峰。到达顶峰之前是文明系统的成型演化，越过顶峰之后是文明系统的保型演化。保型演化期不论多长总是暂时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要走向消亡，由高级形态取代低级形态的演变，称为文明系统的转型演化。转型演化实际上是旧文明形态的保型演化和新文明形态的成型演化的对立统一。从时空全维度考察人类历史，既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明各自独立地演化发展，以及彼此共存、交往、争斗、融合，又可看到发展水平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共存、交往、争斗、融合，形成等级不同的文明形态的兴衰替代序列，即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演变。
文明演化是一种非线性动态系统，也呈现出无尽的曲折、永恒的新奇和意外，既有量的积累，又有质的提升；总体上是连续的渐进演化，间或又有间断或突变。有些文明突然消失了，有些文明一度中断后又走向复兴，有些文明几经曲折延续至今；有些文明因顺利转型而兴旺起来，有些文明因未能转型而衰落下去；有些文明在上一种历史形态时期走在其他文明前面，辉煌一时，但在向下一种更高历史形态转变时却落在后面，辉煌不再，甚至单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实现历史的跨越等等，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给人们留下几多惊奇，几多迷惘，几多疑问，同时也就使文明研究极具魅力。
一般地划分文明的不同历史形态，考察文明的各种古代形态，预测各种未来可能的文明形态，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任务。我们只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研究文明的形态及其演变的规律。在当今世界居主导地位的是工业文明。
我们拟聚焦于工业文明，考察它的“来龙”和“去脉”，“来龙”即前工业文明，“去脉”即后工业文明。关于前工业文明的划分，学界有不同意见，最接近工业文明的是农业文明，这一点没有分歧；分歧在于对前农业文明的看法，为简化计，我们把前农业文明统称为原始文明，不再作更细的划分。后工业文明实际是无穷久远的未来文明演化序列，其中最接近工业文明、目前唯一能够谈论点什么的是生态文明。
如今人们都鲜明地感受到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水平高低差别是多么悬殊，以至于往往使人感觉到二者的差别同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差别简直没有可比性。历史学家毕道村把自组织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用近平衡结构与耗散结构的比较来寻找答案，提供了有益于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把人类社会文明的整体放在足够大的历史尺度中看，文明系统的演化是一种自发的自组织运动，越向前追溯，这种演变的自发性越明显；在历史大尺度上看，原始文明很少打上人类自觉创造的烙印，文明的未来发展也远非完全属于人类的自觉创造。因此，应用自组织理论的系统演化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论证文明的演化是可行的。
当代自组织理论有不同流派，如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论、艾根的超循环论、巴克的自组织临界态理论、控制论的自组织理论等，影响最大的是前两家。普利高津和哈肯是基于物理学和化学建立自组织理论的，他们以物质系统的热平衡态为系统演化的起点，揭示系统如何演化出不同的耗散结构，给出自组织演化的基本图景。普利高津还考察了系统离开平衡态不远时的行为，发现系统在这里还存在近平衡定态，也是一种非平衡自组织结构。
把这个图式应用于社会科学，例如文明的演化，首先要确定作为演化起点的平衡结构是什么。耗散结构理论指出，天性不安分的物质粒子如果按照平衡结构整合起来，整体上就成为一种“死”结构，即使像晶体那样有序的平衡结构，也不可能有进化行为，只可能由于环境的变化使它无法保持自身结构而解体。由于人拥有自我意识或自觉能动性，人类社会文明从它产生的时刻起就具备了自我进化能力，尽管这种进化在早期极为缓慢，仍然足以表明人类较其他动物有了质的提升。人类社会文明即使其最原始的历史形态，都不是平衡结构，一切文明都是非平衡态系统。可以认为，作为文明系统演化起点的平衡态，只能是作为人类社会祖先的动物社会。作为生命系统的动物个体与人类个体一样需要耗散物质能量，对自然环境是开放的，属于耗散结构；作为社会的动物群体却是封闭的，不同的动物群体相互封闭，互不学习，自身没有进化能力，即使像蜜蜂、蚂蚁之类相当有序的组织，也不过是一种僵化的有序结构，相当于物理系统的热平衡态，可视为生命领域的类晶体。动物社会作为系统是一种“死”结构，要不然，在出现人类社会文明这一光辉榜样之后，其他动物社会就会通过向人类学习而有所进化了。
毕道村教授提出了社会演化或文明演化序列中存在近平衡结构，所有前工业文明（划分为三种），包括农业文明，都是文明系统的近平衡态。与物理系统的近平衡结构相比较，社会系统的近平衡结构无疑要多样、丰富、复杂得多，设想社会系统存在不同类型的近平衡结构是可信的。
耗散结构论断言，处于平衡态的系统是封闭的，处于近平衡定态的系统则是开放的，所谓近平衡定态即系统处于“最小耗散”水平的状态，开放性和耗散能力极其低下，跟平衡态没有质的区别。人类社会则从来都是相互交往的，有向别的社会学习的愿望和能力，通过学习而提高自己的文明水平，故属于开放系统。但早期文明形态的开放性和耗散能力十分低下，以工业文明作衡量标准，今天的人们易于判定：所有前工业文明都是低耗散系统，人类总体上处于贫穷状态。跟非系统相比，系统的组成要素之间建立起一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存在孤立元，但由于互动的方式和力度差别极大，形成有序性等级高低不同的结构。要素之间的关联程长是衡量系统结构有序性高低的重要依据。近平衡结构的每个要素只同周围的要素相互联系，即只有微观的短程关联（关联的局域性或地方性），系统属于低级有序。
耗散结构的要素之间建立起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尺度的关联，最重要的是宏观尺度的长程关联（关联的全局性），系统属于高级有序。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即典型的经济短程关联，除了国家机器运作这种长程关联之外，基层社会成员之间通常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没有长程关联，只有爆发农民起义才会形成基层社会成员在政治和文化上暂时的长程关联，但属于扰动社会系统的巨涨落。因此，无论向自然界开放，还是向别的社会开放，农业文明都是低度开放、低度耗散的系统。基于这些特征，把它看成近平衡结构有一定合理性。
上述关于文明历史形态的划分主要是基于生产力形态和产业形态给出的。就社会形态的整体而言，原始文明大体对应于原始社会（后期）和奴隶社会（前期），农业文明大体对应于封建社会，工业文明大体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
二 社会文明形态的第一次转型
从原始文明走向农业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第一次转型。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和进步，一万年前，终于告别了刀耕火种时代，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从渔猎采集文明向游牧、农耕文明转型，标志性的技术突破是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铁器的普及，使小农农耕生产组织方式成为可能，与之相适应的是，血缘部族组织走向崩溃，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权力出现。文明的转型必然伴随着战争与流血，伴随着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而每次文明转型过后，我们都会看到国家权力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变化。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在数百万年之久的采集狩猎时代，是以极其简单的工具，以采集、狩猎、渔捞等劳动方式，去直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采集和狩猎活动时期，人类的活动既对其用来为生的动植物群体施加影响，又受到自然界中植物的生长季节、动物繁殖、迁徙规律的制约。人类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是自然生态系统食物网上的一个环节。在这漫长的时期里，自然界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而人只是处于顺从、被动的地位。人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形式，是以生态规律占支配地位的原始人和自然共同进化的方式。
在采集狩猎文明末期，人类的生物进化基本完成，技术进步加快，发生了旧石器晚期的技术革命。狩猎技术的巨大进步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大量哺乳动物的灭绝。大片的森林、草原被开垦，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食物危机迫使人类寻求新的生存资源和劳动方式，在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随着畜力和金属工具的使用，人类开始驯养动物、种植庄稼，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从自然系统的食物链上解放出来，开始建造自己的人工自然环境。人们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在一万年以来的农业文明中，虽有各种自然灾害和斗争，但人类发展总的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活动是人类顺应自然，利用生物规律和生态规律进行有机物质再生产过程。传统的农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是有限的，对自然不能进行根本的改造，对自然的破坏没有超过自然的自我净化的能力，自然较少受到破坏。同时人类注意维护和自然的和谐一体的关系。
农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古代的中国尤其突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用于指导和约束技术实践。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许多技术领域都遵循这一原则。中国历代农民都知道“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道理。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秸秆，消化的食物废弃物，都作为农家肥还给土地，保持了土地能量的循环使用。在农耕技术方面，荀子强调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百事兴。他们从来没有超过畜力和铁制工具范围，自觉地根据自然的总资源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形成了自我调节，可持续利用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使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这正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的合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