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不仅是物质交往，它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和精神变换活动。这就是人们精神生产活动及其能力、产品等交换和交流的精神交往。精神交往改变着人们的主观世界和人与人的精神关系，并且使精神生产的理论成果，凝结成政治、法律、宗教、文艺、道德、哲学等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精神交往虽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但其基础是物质交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引书中所说：“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总之，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物质交往，也离不开精神交往。交往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这种序列在不断实行新旧更替，但其内容总归于交往的直接产物——经济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
社会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社会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但表现于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交往由地域的、民族的交往，走向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历史逐步转变为全世界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巨变。社会文明交往的每一进展，都包含着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人类活动范围随着交往扩大的表现。这种趋势在16世纪加快了发展步伐，逐渐形成为当今的全球化交往。
2．社会文明交往的总体特征
社会文明交往发展的总轨迹所呈现的，是逐步摆脱人类的野蛮性而日渐文明化。社会文明交往的发展总特征，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是由自在走向自为，是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是由必然走向自由，是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社会文明交往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谐，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是对自己文明的自尊、欣赏和对异己文明的尊重、宽容、乃至欣赏，是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广阔胸怀和对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追求。
和睦与和谐是人类的理想境界，自尊和尊他是人类的文明愿望。但是，不和睦、不和谐、自卑和斥他始终是这种理想与愿望的伴随者。这种对立面的统一状况，集中表现为社会文明交往与野蛮交往互存于人类历史交往的长河洪流之中；而分别体现为“和”、“斗”的交往哲学上，而又归总于“合”与“分”之争。
“和”是根源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思想，“斗”是现实境遇中的存在状态。“和”与“斗”都是有生命力的、深刻的、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思考和智慧。和谐、平衡与不和谐、不平衡，“和”与“斗”、“合”与“分”确是互为依存，而且同为人类和自然发展前进动力。
社会文明交往所倡导的是不同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是对不同文明的感性同情、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理解是打开社会文明交往门户的钥匙；深刻的理解，可以解开社会文明交往的深层次之谜。但深刻理解源于感性的同情和理性探索。因此，深入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社会文明交往的问题十分重要。当然，“和”与“斗”、“合”与“分”的哲学问题是总的理论问题，需要窥其总貌。不过，研究社会文明交往领域的专门理论更为关键，因为哲学总问题不能代替专门问题。或者说，社会文明交往需要自己的哲学，需要自己本领域的社会文明交往史观。
概括地说，社会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的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文明化问题。研究社会文明交往的历史、现实、内容、形式、因素、属性、环节、特征和规律，可以了解社会文明交往进程的不同侧面。现在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融合论”、“文明整合论”、“文明危机论”等理论，都应当在各个历史和现实的个案研究中接受验证。
三 社会文明交往的内容与机制
1．社会文明交往的主要内容
社会文明交往的基础是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是人类的社会交往，即社会关系或联系。社会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客体-主体的多种关系和普遍的社会联系。经济交往提高了人们富裕文明生活；精神交往升华了人们思想文明境界；政治交往推动着人们社会文明规范的完善；而生态和社会文明交往则增进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
社会文明交往的形态是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史前的原始蒙昧社会，其经济基础是采集渔猎经济，其交往是前文明的原始交往。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这一段社会文明的前史基本是长达数百万年积淀的血缘关系史。
血缘性是原始交往的主要特点。母系和氏族是交往的主要组织形式。交往范围处于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状态。原始交往遗传给社会文明交往的许多基因，如家庭、种族等等，它本身虽不在社会文明交往史的参照系之中，却给社会文明交往留下了许多印记，影响了不同文明的形成和特征。
社会文明交往史肇端于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初期，这个时期是由血缘关系发展而来的人的地缘关系。地缘性表现在两个先后联系的过程：先是按地区组成的农村公社和畜牧业部落，取代了“包括许多世代的成员”的血缘家庭公社；继而建立起有人口、领土和文化联系的国家。尽管农村公社和畜牧部落作为基层仍存在于社会组织之中而呈封闭、孤立状态，但国家（由邦国而帝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相互交往中，却逐步扩大着陆上和海上的交往范围。地缘性交往在农耕畜牧的自然经济时期，由原始狭小地域的点线空间交往，发展为区域空间的文明中心之间的面上交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不同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地缘的扩大而表现为种族、民族、国家乃至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成为关系社会文明交往的纽带。这是被以后称为“传统社会文明交往”的一大特征。地缘性交往的频繁，使血缘性交往日渐淡化，交往的主体随之强化，以国家、民族、地区为单位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交往过程中膨胀起来，并成为地缘性特征而积淀于大众社会心理深处，长期影响于后世的政治文化交往过程。欧洲中心论、霸权主义、种族歧视、地区偏见等当代的交往之垢，皆源于此。
社会文明交往史转折于工商业经济时期，其特点是由地缘性的区域交往发展全球化的现代交往。这个历史转折始于西欧的农本向重商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和以全世界为市场的外向性商品经济。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本质力量的书，它蕴藏着人同自然界之间的历史关系。商品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人类生产的特殊产品，而且是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特殊文化，它是人类发展到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文明交往的凝结物，并深刻反映着人同自然交往的普遍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特点是全球化，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17、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全球已经联结为一体，一个由世界市场力量推动的开放的全球性格局已经形成。20世纪是全球化交往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世纪。它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人类社会空前规模的历史交往，用这种热战的交往形式，把全球化推向一个新阶段。热战过后，政治家们希望营造一个新秩序，防止类似的全球性冲突的重演，成立一些国际性机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成立了联合国和十几个国际组织。
但热战过后的半个世纪，世界在冷战的全球交往形势下度过了40多年。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对各国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经济交往中，世界贸易如滚雪球般的不断扩大，各公司竞相通过兼并或收购其他公司以满足全球化市场的需要。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文化全球化失去平衡，呈现出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状态。这种文化全球化交往对文化多样性构成威胁，于是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发出了下列呼吁：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使之同西方文化并驾齐驱。政治全球化交往需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文化全球化也同样需要有一个新的文化交往秩序。
信息网络化和知识经济是冷战后全球交往的总特点。其交往速度之迅猛为前所未有。交往的距离感已被消除。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被卷入这个势不可挡的大潮之中。但是，全球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
社会文明交往仍然伴随着野蛮交往。纷争、冲突迭起，令人忧虑的问题丛生，新情况层出不穷。如何取利而去弊，需要对社会文明交往内涵及作用作深刻认识。
社会文明交往是世界走向普遍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不仅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交往的发展程度；而且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社会文明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文明交往既表现在民族、国家之间，也表现在人群、集团之间，还有地区之间。社会文明交往中的各个文明群体的主客体地位是多类型和多变动性的。基本的类型是同为主客的对等性的交往、主客转化性交往和主客不平等交往。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拓精神的道德人格和消费主义生活人格的转变与矛盾，日常生活世界的多样性、有序性和可持续发展性，都围绕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向前演进。因此，社会文明交往既是历史哲学概念，也是人生哲学概念。从根本上讲，它是文明的交往史观。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文明，常常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关系矛盾的潜在根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社会文明交往史上的诸多绚丽篇章。那些中断了的古文明和新兴起来的各种文明，都能在交往系统中找出兴衰存亡的缘由。
社会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其常态是相对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
2．社会文明交汇与碰撞的机制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繁衍了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就有几千年。人类在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从野蛮走向文明，创造、积累了千姿百态的文明成果。有人从地球方位角度观察，将文明概括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有人从地理特点角度观察，将文明概括为海洋文明、大陆文明；有人从地理、区域、民族、宗教等综合角度观察，将它们概括为八种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中华儒家文明、日本岛国文明、印度教文明、非洲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无论从什么角度，据日本现代着名学者分析研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些国家、民族属文明原创性发达型社会，有的则是文明接受型社会，被称为“剧场型国家”。欧洲的希腊、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属于“发达型”社会，亚洲的中国、印度也属于发达型社会。
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汇与碰撞，实际上是不同民族几千年共同生活积累下来的较为独特的生活方式、生存习惯，包括社会各种制度之间的碰撞。随着人类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尤其是现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发展，这种文明的交汇与碰撞随时随地在发生，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取、融合，相互碰撞和各自的保留也在世界范围中进行。
根据周锦尉先生的研究观察，这种文明的构成及其交汇碰撞的机制可以用同心圆来表示。这里有四个层次：其中最内层的是观念层面，这是文明圆的核心所在，是民族核心的观念，也是民族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特色；向外第二层是民族的生活方式，即人们吃、穿、住以及娱乐的一些特点；第三层是制度层面，是社会组织、社会协调组合和运行的特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组织和运行的规则；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是生产和生活中的器具，以及生产器具的技术。
在中西文明的交汇与碰撞时，首先是最外层。在四层结构中，这一层也最容易交汇和被对方接受。就在清朝晚期，中国实行闭关自守的国策时，清宫皇族对西方精美的钟表等手工艺品，非但不拒绝，反而千方百计去搜集。新时期，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中国民众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器物也是最快的。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大中城市中等以上生活水平的人们，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家用电器，可以说与发达国家的人们已很少有“时间差”了。作为制度层面，交汇中碰撞较明显，尤其是社会根本制度之间的互相对立、排斥。然而，有一些具体制度属于世界文明成果，或合乎规律的某些操作方法、手段等，可以交汇和被吸收。当然，在这种交汇中，碰撞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