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的同心圆再朝里，进入生活方式的层面，这是同心圆的内层，这里的交汇和碰撞有其更大排异的力度。生活方式与该民族独特的生活氛围、生产方式，以及历史进程中经过千百年形成的民族习惯、民族仪式，包括民族英雄崇拜、民族交往习俗相关联。比如说，中国人用食时使用筷子，西方人则使用刀叉，可以相互学习，但作为整体民族可能很难融合。同心圆最内层是观念，这个层面的交汇与碰撞中，民族生存的意识和价值观，更有其独特的一面。
同心圆四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这四个层面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对一个民族来说，最内层的观念有向外放射的趋势。比如，观念对最外层的器物有明显的影响、烙印。建筑也是“器物”层的东西，而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中国的紫禁城建筑有中国封建帝王的风格，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等建筑，有中国不同地区人们的观念和风格。而在欧洲大地，星罗棋布的教堂则凝聚了欧洲基督教、东正教等宗教文化的理念；欧洲城市里的人体雕塑则有从希腊民主制到文艺复兴时期民主制追求与发展的理念。
另外，巴黎气派雄伟的凯旋门显示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气势，华丽美妙的凡尔赛宫留下欧洲贵族王家的品位，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建筑凝固了近代荷兰资产阶级冒险开拓的形象，威尼斯的水城建筑群记录了精明商人们的打算。当然，随着世界文化的交融，如今建筑的相互学习、融合变得普遍了，尤其是新材料所塑造起来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挺括的建筑群。而真的属于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如苏州庭园、北京四合院、飞檐宫式大屋顶、上海石库门和奥地利乡村别墅、荷兰风车等，则难以在他国大量移植，那些有浓厚文化理念的建筑最多出现于各国仿制型的“世界公园”之中。当然，如今上海的一些大厦宾馆、豪宅山庄也有法式厅室、西班牙屋顶、英国绅士院落的设计与布置，而这不过是文化“胃口”的调剂和点缀而已，有的甚至是一种猎奇。相比之下，或者越是古远留下的，或者越是经悠久历史使用而积淀的文化器物，相互的吸收则越少；反之，越是现代社会新出现的器物，世界各国的共同性则越强。
比如那些电脑、手机、摄像机、数码相机、复印机等，在巴黎可以用，在上海也可以用，几乎没有民族的特征了。这可能是世界的一种趋势。观念在制度层面的扩射更为进一层。中国人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苦苦探索的，就是如何适应中国的国情，而称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在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也有很明显的区别。而理念在生活方式中的渗透则比以上两个层面更为明显。这方面，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进一步分析，器物层面除了直接可以使用的生产方面的器物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器物之外，还包括产生这些器物的“器物”——技术手段，这种技术手段包括科技性手段和工艺性手段，而工艺性手段又可分为技术性工艺和艺术性工艺，所谓技术性工艺是生产流程设计，生产材料及其成分量的安排，还有生产时序的控制，而艺术性手段则有一种美术、美化的手段渗透其中。如果说产品的文化品位，就在于后者，那么工艺手段，尤其是艺术性工艺手段则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民族的特质。欧洲建筑为何百看不厌，因为有艺术性文化手段进入，巴黎的服装、意大利的水晶玻璃器皿、荷兰的钻石，都有其独有的文化魅力。
文明交汇与碰撞中，观念的内层独立性比较明显，因为这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长期积淀下来的观念层，往往不易被外来文化所同化。比如，中国的民主传统比较少，这与历史上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有关系。农业生产四季变化有规律，人们比较崇尚社会稳定、事物渐进和长辈的经验；人们长期在方圆不大的乡村生活，而中国又幅员广大，因而形成既有宽阔心胸又视野比较狭窄的矛盾心理；基础社会结构的族长、家长式的结构形成，决策、意见一般由最长的家长来“拍板”，所以讲究辈分、顺从，民主讨论的意识淡薄，等等。日本学者曾将日本的国民性格概括为季节风的风土特质：一是日本受季节风的风土影响，性格是接受型和顺从型的；二是受大雪和大雨两重现象影响，因而又是热带型和寒带型；三是因为有台风，又有季节型和突发型的特点。这三种两重性格的复合的特殊形态形成日本国民性格的“寂静型的激情，战斗型的恬淡”，表现为人与人关系上的“利己心的牺牲，复仇思想”等。
还有学者从日本国土狭窄，四周为海的岛国地理特点出发做过分析，认为日本人的奋斗、勤勉、好学，但生活空间小，比较扭曲、又有扩张的心理的特点等。欧洲则有中欧游牧生活的特质和西、北欧航海生活的特质，形成欧洲民族的冒险性格、民主讨论的意识、追求独立人格的意识等。可以说，内层观念的变化是最难的变化，有些民族历史的积淀比较深。所以，观念的更新有其难度。当然，观念变化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关系最密切，随着生产方式变化，观念也会随之而变化。现代中国已走出农业国形态，生产方式也不是男耕女织的形态，人们主要参与现代化生产的过程，这样与大工业和高科技联结的纪律、创新等观念，与市场经济联结的竞争、独立性、平等、民主等意识也在迅速发育起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为生活、经济交往中的规则。
总之，文明交汇与碰撞在这四个层面展开有其不同的特点和情况，我们应根据它们的不同特点，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文明更好的交汇。
四 社会文明交往中的相互借鉴
从文明角度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外两大动力：一是自身的传统文明；二是吸收外来有益的文明。两者缺一不可，后者又常常是本民族文明加速发展的催化剂。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各民族的精神文明都是在相对封闭的范围内独自成长的。但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交流工具的发展，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也就越益普遍。近代的世界历史尤为如此。
1．欧洲对中国文明学习借鉴
从17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
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着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着作。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 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霍尔巴赫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1945年写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讲，自1680～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换时期。他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布莱尼兹、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法国和英国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具体研究儒学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关联，有以下几点：
第一，儒学与西方经济学。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被公认的“欧洲孔子”，他的学说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观点有直接的影响。亚当·斯密认为，“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重农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如果说斯密的理论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重农学派就有了间接的功劳。最直接启发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文化，是儒家思想。魁奈的大弟子米拉波认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重要的贡献之一，即“净产品”的概念，“是孔子的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的产物”。由此可见，儒学与西方经济学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内在联系。
第二，儒学与西方哲学。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传到欧洲的儒学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是一种“纯正”的儒学。在当时，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已成为一批启蒙学者同基督教文化、同封建贵族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一方面，他们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事实，反驳上帝创世说。伏尔泰在《天真汉》中说：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50世纪以上”，并据此驳斥《圣经》中有关上帝创世的假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一些启蒙学者，都把中国的哲学、儒家的思想，看作一种“自然神论”。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宗教的理论”，儒家要求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孔子不是什么教主，而是宣传伦理道德的圣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的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前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以前。”魁奈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儒家的“自然神论”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天”与人、“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和哲学的精华，是中国人的宇宙观。
第三，儒学与西方民主。顾立雅认为，孔子在欧洲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孔子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关切。儒家提出的某些民主、平等的原则，反对世袭制度、道德哲学、重视教育等德治思想，是当时欧洲人所欣赏的重点。法国学者波维尔在1769年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幅迷人的图景。到北京去瞻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孔子），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儒家关于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等等，都成为近代欧洲民主的思想来源之一。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就已经被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反复宣扬了。孟德斯鸠曾写道：
“中国的皇帝如果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政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以至推翻它。这一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之后，国民议会所宣称的：“当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中国“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之间的血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