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儒学与西方平等、竞争。早在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宣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英国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或福利的地位，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受到这样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1789年以前，法国的维吉尔·皮诺特就指出：在中国独有的是，“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国家的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之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
杜霍尔德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是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到了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一条是，“在他们的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差别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可见，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对于法国启蒙学者与法国大革命，在反对贵族世袭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响。
第五，儒学与西方教育。耶稣会士们，通过翻译“四书”、“五经”等渠道，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魁奈在1767年发表了《中国专制制度》一书，提到他特别“欣赏中国的教育制度”。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体现了教育平等的思想。从中央到地方都办学校，重视教育，“学而优则仕”和“科举考试”的教育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就成为他们反对欧洲贵族世袭制度的思想武器。按照“中国的教育模式”，法国倡导和推行了教育世俗化和普及化。1789年大革命后制订教育发展计划，引进竞争性考试制度，为满足资产阶级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
所以，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近代突飞猛进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充分吸取了包括东方文明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遗产和精华。正如西方一位着名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言：“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迅速而自发的传播运动从西欧的一端影响到另一端，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起源于不同的民族的人群和运动之间的联合，它们都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创造一个共同的但是又有高度差别的文明模式。这个过程也没有随中世纪的结束而停止，因为文艺复兴本身就是这种自由的交往和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为了一个共同的文明目标和不同思想之间的和平共处，它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把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们联合起来。”西欧各民族在吸收东方文明过程中，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又能吸取彼此的长处，从而创造出西欧高度的文明。
2．东亚吸收西方文明的经验
在东方各民族中，日本民族是一个不断大量吸收外来文明特别是通过西方化实现现代化的范例。日本长期以来实行所谓“拿来主义”。在历史上，日本民族早期主要是吸取中国文明。日本把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作为吸取的主要对象。从公元600年日本向中国派出特使到1636年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主要实行所谓“全盘中化”的时期。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逐渐传入，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日本民族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人们开始崇拜西方文明，而鄙视东方文明。日本现代化思想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提出了“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口号，主张彻底学习西方。在这种思潮主导下，日本在近代以来有过两次较大规模所谓“全盘西化”的浪潮。
第一次热潮是从1853年到20世纪20～30年代，把学习西洋文明作为目标，通过西化，西方先进的文明迅速主导了日本的社会发展趋势，使日本出现了巨大的发展。早在1871年日本就派出百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历时近两年访欧美12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作了详尽考察，全盘引进西方的典章制度。在1872～1898年的26年中日本大量聘请外国专家达1.5万多人次。日本几乎是全盘吸收了欧美的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以及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价值观，西方的生活习俗、服饰、饮食、歌舞也流入日本。
日本第二次西化（主要是美化）的热潮是二战后期（1945年到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的议会民主、教育制度、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地改写了日中战后的历史”。这一次的“西化”或“美化”对日本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从此一跃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由此可见，“外化”特别是“西化”在日本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它使日本先是在19世纪末超过了中国，又在20世纪80～90年代超过了西欧诸国，由弱势文化变成了强势文化。可以说，不了解外来文明，就不可能了解它（日本文化）的发展。中化与西化二者各有侧重。
“中化”主要是表现在儒家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上，“西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上。但日本并非被所谓全盘“中化”或“西化”，日本并非因大量吸收儒家文明而中国化，也非因大量吸收欧美基督教文明而西化，相反，日本民族在这两种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日本大和民族文明。日本对于外来文明中的好的东西，总是先采取来者不拒，一概接收，实行大胆的“拿来主义”，然后“少弃多取”，加以模仿复制，在吸引外来文明时又总是有选择、有区别地吸收，并且进行整合与加工。
总之，既有模仿复制，又有综合创新。日本人自称是所谓“和魂洋才”或“西洋艺术，东洋道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谈到日本的“中化”和“西化”的特点时指出：日本民族是一个不遗余力地学习外国强势文化的民族，“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好的方面说，是对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宽宏大量，从坏的方面来说，是容易成为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新加坡既是倡导儒家文明的典范，同时也是学习吸取西方文明的范例。
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日本一样，也实行“拿来主义”。正是这些拿来的西方文明成为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机”或“催化剂”。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国家的原生型现代化历程不同，它们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启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西方文明的冲击和“移植”。东亚国家儒家文明本身追求和谐的与秩序的伦理或价值观，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动的。“西方形态的现代化经验在新加坡现代化的初期是有开启之功。”
也就是说，儒家文明不能自主地推进现代化，必须导入欧美的新教伦理创造的先进体制和先进技术，并与传统的文明相结合，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再生机制”。一方面，新加坡具有儒家传统文明，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有利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有助于克服与缓和急剧变革中引起的社会秩序与发展性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以及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和宏观调控，调整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整合等。
另一方面，“依据新教伦理而来的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与此相关联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既保障了市场原理的适用和开放性，又使得传统的伦理和秩序的存续与传承成为可能。新加坡经济正是在健全正确的经济秩序中，创造出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将西方文明的积极成果与东方文明的优良积淀，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突发性的成就”。
新加坡不仅在弘扬东方传统文明方面成为东亚国家的典范，而且在大胆吸收西方文明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经验。概括地说，在20世纪50～70年代新加坡比较注重西方文明的引入，对于冲破传统保守经济和社会伦理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拿来主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入新加坡，与在新加坡有更悠久历史的各种非西方文明相结合、相碰撞，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消化和融合，终于塑造出一种新型的精神文明——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精神文明。
3．社会文明借鉴三层含义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认为，人类社会文明借鉴可在三层含义上展开：
第一个层次是所谓“外围文明”，即独具民族特色的文明。其特点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超越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它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社会风尚，如各国各民族饮食，衣着、装饰、建筑、音乐、舞蹈等。在这些方面各民族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无所谓高下、正误之分，也无阶级局限。因此，对西方民族特色文化的交流、交换、学习和引进，对丰富东亚的民族文化生活受益无穷。几乎无弊可言，无疑应该大胆吸取。
第二层次是“科学理性文明”，它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除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的体系，是人类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智能的结晶。它是没有民族、没有阶级、没有国界的，但在这里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其水平有高下之分。对落后国家而言，无疑应学习、吸取、接受先进的发达的科学理性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它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极大的意义。”
第三层次是“思想道德文明”，包括世界观、道德规范、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理想等。这一层次的文明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它相对比较封闭和顽固，不易受外来文明的影响。这种文明“对弱小民族文化有很强的吸附力，对比较强的民族又有很强的抗拒力和排斥力”。它“既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又有鲜明的阶级性；既有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又有保守落后的消极的因素”。对此正确的态度应是取长补短，去弊兴利。在东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尽管也受到西方一些消极价值观的影响，但西方人生价值观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已被吸收了，东方人生价值观念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五 全球化与世界文明的多重整合
文明的和平交流与暴力冲撞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交往方式，但两者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一个——文明的整合。整合（intergration）一词的英文含义是指综合集成为和谐之整体，并有融合的含义。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来看，文明的整合具有一种必然性。即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文明整合的这个结果是所有文明都要承受的。开放的、主动积极的文明之间往往通过和平交流的方式实现文明的整合；开放的、积极的文明与封闭的、被动的文明之间通过暴力冲撞的方式来实现文明的整合。
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发或激化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矛盾、个体文明与类文明的矛盾、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矛盾、后发现代化文明与原生现代化文明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矛盾既是对立，又是统一，在对立中走向统一，在冲突中达到整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1．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整合
全球化打破了民族的藩篱，把各民族文明都卷进了大交流、大融合的浪潮，然而，它却是以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为先导的。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民族文明倚仗着经济、科技的优势，造成了对工业程度低民族以及农业民族文明的排斥和压抑，引起了这些民族文明同一性的危机，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文明的同一性，是指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或另一些群体的关系以及它们互相承认和自我承认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外来文明借助各种大众消费品的倾销，影响遍及民族国家的穷乡僻壤，改变人们原有的消费观和生活方式；随着跨国公司到处建立，新科技和新生产方式的引进，新的政治制度文明也悄然而至，与原有的民族政治观念和架构形成直接的碰撞；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外来的价值观念的扩张，民族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面临崩溃的危机。而当文化危机导致政治、社会危机时，民族文明的主体，特别是知识分子必然奋起抗争，在对外来文明理性批判的同时，对民族文明作自觉的反省，高扬民族文化精神，维护民族的自尊感和自信心。
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危机同样发生在西方发达民族，只不过采取不同的形式而已。当西方文明的先发性优势在全球张扬之际，随着财富的剧增和征服的喜悦，清教精神被享乐主义取代，进取意识被自满自足意识淹没，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下降，种族矛盾、“代际”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在加剧，以至于西方许多政治领袖和学者都把重整民族文化价值观作为跨进21世纪的治国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