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具有两极差异，西方传统和谐文明观体现出对外部世界进行理性分析和辨别差异的能力，中国传统和谐文明观则较多孕育出对内部世界进行精神整合与和谐化的因素。我认为，正是这种差异和对立使其蕴含着创造性的潜力；正是这种差异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使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的整合成为必要，即通过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改造，从而把分离的，甚至对立的两种理论纳入一个统一体中。这将可能产生更加完满的理性，将以富有人性的方式实现和谐。
3．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整合创新的基本思路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和谐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多学科研究的特点。
学者们分别从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系统论、价值论、辩证法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和谐文化及其现代价值进行发掘、整理和再认识，以期达到人类社会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和谐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开拓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但须同时看到，面对全球化时代所凸现和谐与冲突张力失衡而导致的紧张局势，仅从传统文化发掘整理的研究来解决和谐与冲突张力失衡是有一定限度的，并带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决全球化时代和谐问题的缺憾，难以找到解决全球化时代“五大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冲突、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五大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的现成答案。
因此，和谐思想并不是儒家或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和智慧，在人类各大文明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体现。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如能同西方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乃至马克思的“辩证和谐”思想相结合，并在当代的基础上加以阐发，当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儒家“和谐”哲学意义的当代开拓，如能与国际理论界“对人类文化作为一个不可分整体的哲学反思”的最新成果相互结合，互为呼应，当会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所以，适应全球化时代人类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整合中国传统和谐思想、西方传统和谐思想，重构现代变整和谐文明观的理论体系并以其指导构建文明社会的新的实践，必然成为整个国际理论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为此，陈力祥博士提出如下基本原则：
第一，构建和实践现代和谐文明观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和谐思想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和谐思想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为我们在整合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的基础上，重新构建适应全球化时代需要的现代和谐文明观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成为这一构建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指导思想。然而，目前国内理论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对和谐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和谐概念的界定和意义的研究，而对和谐的性质、标准、适用范围等应有内涵并未涉及。对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和谐文明观问题或者说是未尝涉猎，或者说是答而无词。
第二，构建并实践现代和谐文明观的必须树立三大理念。其一，多元共存理念。人类只有自觉树立多元共存的理念并积极付诸于实践，才能消除矛盾、对抗和冲突，抵制霸权，减少冲突，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奠定坚实的基础。其二，双赢博弈理念。这一理念是利益主体以实现自身价值为目标，在对话、交流、协商、合作的和谐互动中，使个体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确定的思维程序、规则和方法。双赢体现了人类社会不同利益主体求“是”求“利”的辩证和谐统一关系，是人类存亡和全面发展的规则和价值设定。其三，可持续发展理念。这一理念是基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人与人的冲突失调所引发的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应运而生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无论在现在或将来的社会运行中，都能保持社会的全面进步，体制的优化，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通过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这些理念也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三，构建并实践现代和谐文明观必须探索实践路径。首先，应该选择并建立一种全球正义普世制度。“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以契约的方式来建立一种相对正义的制度，对所有成员形成共同的约束力。这是实现全球和谐的外部动因，也是最为可行一种制度保障。其次，建立全球和谐的普世伦理。普世伦理所具有的内化作用是构建和实践现代和谐文明观的重要“软件”。在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时，这种普世伦理要求全人类在基本的道德态度上达成共识，从全人类乃至宇宙的角度去关怀自身。这就要求我们增强全球意识和个人责任意识，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现代和谐文明观的构建，为和谐思想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全球和谐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全人类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应当在现存的多元主体之间进行不断地对话和交往，力求取得共识，整合探索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路径。毫无疑问，普世制度和普世伦理的建立对于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全球和谐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总之，适应全球化时代构建“和谐世界”的时代要求，在整合中西传统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构建现代辩证和谐文明观并以其指导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建构现代和谐文明观有助于纠正“两极思维”的偏差，树立科学的辩证和谐文明观。第二，建构现代和谐文明观对内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三，建构现代和谐文明观对外有利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第四，建构现代和谐文明观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完全统一。
七 文化自觉与国际文明新秩序的构建
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路和天下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
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条件下正确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在文明对话中走出冲突与对抗的误区，在文明交往中超越“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两极思维，在文明整合中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以文化自觉的理性正确认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的关系
怎样正确认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内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明将日益趋同并出现同质化倾向，由此产生一种普遍的“全球文明”而取代现存的不同文明。这是“普适文明取代论”的观点。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固然使现有的各种文明增添了一些共同性的成分，带来诸如全球性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那样的新事物，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强劲有力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多元文明共同发展论”的观点。显然，后一种观点是正确的。
文明多元并存是人类基于文化自觉而形成的理性选择。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在社会发展变革时期，文化自觉具体表现为文化价值选择和构建过程中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它要求将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所以，文化自觉就是人的自觉、理性的自觉。人类历史证明，所有文明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各种文明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各种文明都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并不是所有文明都以相同的节奏去发展，但是它们都继续存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并以平等的身份成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既然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平等性的特点，那么，文明多元并存就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文明多样性的根源在于文明的差异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形成不同的文明类型。正是有了这种差异性，才产生了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本质和特征。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分越来越多，构成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文明发展的同质化现象。在多样性中形成融汇和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发展中也可能出现更大的差异性，甚至发生摩擦和冲突，这就是文明发展的异质化现象。人类历史上不同部落、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如果从其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无疑包括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因素在内。但这只是各种文明类型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和主流。我们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统一、共存、互通的一面。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全球化不可能消除文明的多样性。在全球化条件下，信息革命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明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学习与借鉴；能源、环境、恐怖活动等全球性问题的凸现，迫使人们从人类整体利益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明的某些共同性，于是产生了“全球伦理”、“全球意识”等新的文化观念。但是，全球化不可能消除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也就不可能消除文明的多样性。这是因为：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文明秩序依然存在，使得现实的文明交流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不同类型的文明总是在走向世界和相互交流、碰撞、整合、创新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显示出自己的价值和生命；每一种文明类型或文化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合力文化更能使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