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文化自觉的过程中加强文明对话并走出文明冲突的误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处于深刻调整与变革之中，国际经济政治联系不断加强，文明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彰显，不同文明的交流、互动、碰撞、摩擦、冲突、融合，使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日趋复杂的现象与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如果发生下一次世界大战，那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一场战争”。“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正面临非西方世界的挑战”，“冲突的核心将是西方与伊斯兰——儒教国家的矛盾”。
在后冷战时代，文明因素将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应该承认，亨廷顿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使人们不得不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国际政治发展中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但他并没有解决问题，也并没有“为当今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原创性的范式”。“文明冲突论”的失误之一是将不同文明的冲突推到极致，忽视了文明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不同文明之间既有相异性、独特性的一面，也有相通性、统一性的一面，而且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融通比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亨廷顿显然夸大了文明冲突的因素，不仅违反了文明的属性，而且忽视和淡化了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是最大的失误之处。应该看到，在许多国家和民族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的差异而引起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的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多元并存，共同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
德国着名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对“文明冲突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并警示我们，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他明确指出，我们期待的是多元文化的共存、对话与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许多学者都认为，文明共存中必然存在着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和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密不可分并互为前提，辩证统一。
尽管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不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不同文明发展更多的则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
历史上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形成文明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共存与融合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着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任何国家和地区要想离开文化交往来发展政治经济关系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加强文明对话，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交往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影响构成了文明对话的基本背景和基本主题。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凸显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同时，冷战的结束也为国际对话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使其成为当今国际合作与安全的重要机制之一。
但是，国际合作的基本要求是相互理解，而没有“对话”就不能获得相互理解。
所以，对话是理解的基础，也是合作的前提。但富有成效的文明对话需要各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作保证，其中对话主体的文化自觉则是开展对话，防止冲突，实现合作的客观要求。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可见，在文明对话与合作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倡导科学的理性和人文精神。
3．以文化自觉的心态超越文化问题上的“两极思维”
文明对话中所要倡导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其核心和灵魂就是文化民主的精神。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文化民主的内在要求就是肯定包括弱势国家、民族在内的人们选择自己文化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它以尊重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选择为前提，而不是以先在性的经济强势来决定文化的一致性归宿，相反，应强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包括语言和其他社会联系方面的创造性张力。显然，从文化态度上说，弘扬文化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尊重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一种理性自觉。
人类获得理性自觉，往往需要经历许多曲折和反复，也常常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人类历史上那些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甚至现代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当今的局部战事，或是到处存在的以强凌弱的事实，都是文化不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割据主义”发展而来的“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文化霸权主义”者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优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应该统治全球。一旦这种意愿不能得逞，就不惜发动战争，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另一方面，文化割据主义者也不甘示弱，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绝对优越，禁止讨论其可能存在的缺点；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唯恐受到污染，采取隔绝和孤立政策；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以至顽固、僵化，趋向好战的极端，最极端者就是原教旨主义。“文化割据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不同处仅在于他们无力对外实施霸权，只能对内镇压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以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旧日的一统天下。
“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之间的冲突已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所能概括的，这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如对石油的掠夺和反掠夺）、政治利益的冲突（权力的控制和反控制），此外，也不排除个人野心和变态心理的冲突。
为了挽救人类的未来，从世界各个角落传来“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也比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在顽固坚持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少数铁杆人物之间，恐怕是很难对话的，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希望就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以及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
如果已经觉醒的广大人民坚决反对战争，战争也许就发动不起来。对自身文化的封闭和固守，或是将自身的文化普及于全世界的强求，似乎都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和维护，都是一种“文化自觉”，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有益于今天；再次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明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无论是“文化霸权主义”还是“文化割据主义”都是旧的思维方式的极端发展，都不能清醒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两者的平等对话几乎不可能，更不能使自己的文化得到更新，并造福于人类的未来。但为了化解冲突，挽救人类的未来，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其根本出路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彻底转换思维方式，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文明共存的资源，为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
4．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以文化力为焦点的较量已成为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国际文化竞争不仅日趋激烈，而且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假借人权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控制国际机构推行霸权主义；利用市场经济进行文化渗透；争夺人才资源保持竞争优势；面对各种挑战加紧文化扩张。因此，我们不仅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且迫切需要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相适应的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是：世界民族无论大小、强弱、新旧，都是人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都有自己的文化创造并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不同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地域、历史、传统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各具特点的文明类型，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互相排斥；不同文明在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摩擦，应当通过平等的协商对话，而不应当采取对抗乃至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存在着不同的国家、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这种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每个民族和国家有权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风格，建立自己的文化安全机制，制定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但应积极参与世界文明交往和全球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割据主义”；世界不同文明和社会制度应平等共处，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任何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那么，如何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呢？
第一，树立文化自觉的理性是建构国际文明新秩序的重要基础。这是由文化自觉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文化自觉的理性包括对自我文化的自知之明和对他人文化的理解包容。在认识层面上，应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自觉反思和调整民族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差距，超越民族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非此即彼的界限，防止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两种倾向，按照新的文化环境进行调适，达到多元文化之间的新的整合和新的建构。在实践层面上，提高对不同文化环境的适应和反应能力，设身处地理解别人的行为，避免用自己的行为来解释别人的行为，主动协调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尽量减少和避免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错误。第二，建立有效的文明对话机制是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的根本关键。
开展并加强文明对话，是避免不同文明在交往中出现的矛盾、碰撞、摩擦乃至对抗的现实选择和重要保证。倘若以对抗取代对话的话，势必会导致武装冲突与战争，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造成世界永无宁日。这样文明的世界遭到破坏，文明自身的发展也将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建立有效的文明对话机制是构建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关键。这里首先应当明确对话各方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或称“对话伦理”：一是树立全球意识，自觉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二是承认人类文明的统一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多样性。三是积极营造文明对话友好气氛。四是保持文明对话的宽容态度。
第三，实现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是构建国际文明的新秩序的必要条件。
不同民族以带有自己特点的实践方式和认识方式，造就了本民族的文化及其特色。因此，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用一种模式的文化来取代所有民族的文化。
实现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即在不同文明的交往中，自觉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改造自身文化的局限性，以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适应性，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并创造出一种具有全球眼光的本土文化，努力实现各种文明、文化之间的互通与共融，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文明新秩序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