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有趣而且成为鲜明对比的事实是：中华人在其生命形态和文化形态早期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由大《易》所蕴藏的“太极说”；西方人在其生命形态和文化形态早期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伊甸说”。“太极说”用哲学性符号语言高度概括了宇宙人类的生成与发展，即“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阴阳之最生男女，由此构成“生生不已”的天、地、人大生命共同体；“伊甸说”用神话与艺术性语言描述了人类的由来与命运，即上帝造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根肋骨生夏娃。
正是“太极说”与“伊甸说”分别构成了东西方两大“创世纪说”对比言之，大《易》之“太极说”所建立与强调的，是一个由天、地、人“三才”构成的大生命共同体、大生命动力构架“伊甸说”所建立与张扬的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圣”构成的上帝为第一推动力的众生框架。由此，决定前者突出的是人作为现实的大生命共同体之一的大人格情结，后者突出的是心目中唯一神圣的上帝的神人格情结。有位西方学者指出，西方文化学与伦理学中的人格，永远是一个部分，是一个“世界的相关相”。
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唯一性，并不是建基于逻辑意识的统一，也不建基于科学、文化的某一根基，而是建基于具体的人格的上帝本质中，即建基于上帝的共同体中。一切以此共同体为基础，所有的爱、沉思、思维、意愿都只是作为一个“在上帝之中”的部分，才与这一具体的、宏观宇宙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宏观宇宙”或“共同体”的构架，规定着或统帅着人的人格。不难理解，千百年来西方人始终是在上帝神人格的光环底下维系着一种“负罪”的人格，尽管理性主义帮助他们在现代化的进展中不断高扬人的主体性，但尼采早就一言警世地指出，长期主导人们思维和行为的理性主义，实则是声称绝对真理的基督教观念的翻版，于是高呼：“上帝死了！”直至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又继之喊到“人死了！”
不妨说，现当代西方社会最大的危机，正是人格的危机。
与“伊甸说”的“三圣”共同体框架及负罪人格不同，大《易》八卦所建构的天、地、人大生命“三才”之共同体构架，潜在地赋予人一种大人格品质。在这种共同体中，天、地、人均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正如老子所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种大人格，对于天、地、人均采取一种大生命观与大审美观，即从天、地、人的大生命形象上吸取人格的力量与启迪。《易传》曰：“大哉乾元！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至哉坤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认为生机盎然的大自然是人的良师益友与楷模，人们应以其大生命形象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对于富有大生命形象的人，人们也应该以其为榜样，并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如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同时，作为大生命体的天、地、人本身就具有一种美的属性与形象，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基于这样的大生命：观与大审美观，先秦诸子百家和历代文化与伦理中的人格观，在统一中均呈现出多样。比较而言，道家强调的以“大道”为核心的自然人格，儒家强调的以“大仁”为核心的人文人格，墨家强调的以“大器”（大德、大爱之物化）为核心的科学人格，屈原强调的以“内美”为核心的艺术人格，禅宗强调的以“大觉”为核心的普世人格……多姿多彩，无限丰满，共同构成了光照人间的中华大人格的形象与情怀，并成为世世代代人们心中的理想人格范式。
《易》不仅昭示着堪称“黄金法则”的大科学观、大人格观，而且同时蕴含着一种通览天地人的大审美观。正如《易传·系辞》有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其中所强调的言“尚辞”（文）、制（人造物）“尚象”和“至变”、“至神”方为最高境界，正构成了中华美学和中华艺术的主导性理念与关键性范畴。因此，自古以来，人们认为“易、诗相通”。如唐代孔颖达曾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
宋代陈抟说“《易》文似诗”。清代章学诚进一步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易大传》总结伏羲八卦所采取的那种“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掌握世界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就包孕了这种独特的大审美观。这种大审美观认为，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作为一种极富灵性的生命体，本身就是天地间最值得珍爱和开垦的一种存在。一切美的观念和范畴，都根植于人的生命活动，并为了人的生命意义的高扬而不断更新和拓展。
上述大生命观所引领的大科学观、大审美观和大人格观，正构成了大《易》所昭示的创世纪精神，而这种精神是紧密与日常实践相统一的。这在《易传·系辞》中，早已清楚地作了解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显诸仁，藏诸用……富有之谓大业，日新（汤铭早有‘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提示）之谓盛德。”就是说，《易》的最大功能就在于理论上明白、可亲，实践上深得要令，能有效地指导人们将对于天地人的大审美、大情怀、大信仰，具体贯彻到每一天。其对“富有”与“日新”的强调，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是我们津津乐道和孜孜以求的优质生活境界。
马克思早就深思熟虑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这种早熟，在今天看来，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早慧特征，也代表了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一个重大阶段上的成长奇迹。如前所述，人类的进化，是以2000万年的地球生命进化为前提，以100万年的所属种类进化为孕期，于1万年前至公元前1000年的黄金时段上，人类的生命内涵与生存方式首次进行了重大建构，这集中地体现为人类生命智慧的盛大奠基，而《易》正形成在这一黄金时段的始点或母点上。
如果说伏羲首创的是一种由大生命观所引领的大科学、大审美、大人格创世纪精神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母结构文明范式，西方哲人（以马克思为代表）始创的是一种代表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创世纪精神与日常实践相统一的现代科学形态文明范式，那么，两者的有机整合正构成此次人类社会文明转型所诞生的新创世纪精神与日常实践相统一的当代科学形态的新文明范式的合理内核。这种新形态的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将充分继承和发扬《易》及东西方其他形态的创世纪精神，以对天、地、人大生命共同体的感恩、敬意为最高信仰，超越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高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全方位和谐发展的大生命观和普世精神，构建大生命理念统领的宇宙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体系；这种新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将建立和开拓新的科学时空观，探索与发展关于宇宙的大统一理论，大力倡导自繁归简、以简驳繁、以美为枢的大生命哲学美学的方法论和方略论，掀起当代形态的哲学美学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与文化艺术革命，进一步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推动人类生命活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不断飞跃；这种新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将大力倡导做人、做事上的大审美观与大审美实践，按照“美的规律”促进人的大人格生成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社会从“适者生存”型向“美者优存”型的不断上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正趋于这样的共识：以地球上20%的人们，消耗地球80%的自然资源、65%的电力、46%的肉类、85%的金属品和化学品并产生占全球总量的70%的二氧化碳的那种欧美文明发展模式，早已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早已到了以旧文明范型求人类全球性“生存”而不得，必须转型为共谋“优存”的新文明范型的时候了。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当人拥有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安全感和很好的把握生活时是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为什么不造就一种经济来传递和培育这种人最基本的需求而是毫无理性地刺激大量的物质需求呢？把一周的工作时间像荷兰人那样降到36小时，给人们留下更多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怎么样？有机食物降价销售，垃圾食品却要上交税怎么样？把我们的自行车道像法国那样扩大一倍让我们得到更多的锻炼怎么样？城市的邻居之间不是互相掣肘而是互相鼓励怎么样？如果这些事情都做到了，同时降低了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藉此又改善了环境健康不好吗？那将会是激动人心的发展模式。曾经以高薪和占有更多的物质来衡量的成功将要以新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低消耗水平上的高品质生活。这些话何等好啊！虽然它们表达的是富裕国家中一些富裕者们的醒悟与心愿，但也是生活在全球各地的人们共同的期盼与心声。上述新创世精神即新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范式，不正是当代人在内心深处所千呼万唤的吗？
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人类社会文明范式转型不仅是互补互动的，而且在内涵上是互通的、统一的，同时又是有中国特色的。总体言之，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就是在上述人类社会文明新范式的全球性建构中，在创世纪精神与日常实践相统一思想的指引下，以天、地、人大生命为“根”，积极继承弘扬大生命理念统领的大科学、大审美与大人格优秀文化，以深化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康”通向“大同”的伟大实践为“纲”，以推进大生命哲学美学、大生命科学与大生命艺术三大革命和人的“智、艺、健”全面发展大方略为“枢”，加快大生态与大审美经济、大审美与大文化教育、大生态与大文化社区建设等的发展，促进经济、文化、制度等全面提升，走新范式的现代化之路，奉行互利互惠、不称霸、共繁荣同优存的国际大家庭路线，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生活质量与生命境界，发扬中华儿女争做天下人才、天下人格、天下之事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新人类、新文明的诞生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大方略，也是走文化与文明路径建设中华强国之大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