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法勤工俭学的人中,以中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学校学生、教师、工人、商人、记者等等。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是54岁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她毅然离开了故乡,与儿子、女儿(蔡畅)一起举家赴法,去受中等女子教育。其次是43岁的徐特立,他是湖南省著名的教育界领袖,也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到法国去做工。贵州省教育界知名人士,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也是如此。这些老前辈的壮举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榜样。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王树棠,只有10岁。15岁以下的还有20人左右。在勤工俭学中还有一批女生,约20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涌现出众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陈毅、王若飞、李富春、陈延年、陈乔年、郭隆真、钟汝梅、刘清扬、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蔡畅、萧三等等。他们有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英勇牲牺了,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们在留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并没有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而是埋头读书,成了科学家、工程师、教授或者企业家等等,在旧中国,他们的报国志向无法实现。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但也还有后来或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消极颓废皈依天主的,他们成为勤工俭学生中的渣滓,被时代、被历史所淘汰。
勤工俭学大致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半工半读”,即白天学习,晚上做工。第二种“先工后读”,先工作3至6个月,积攒一定数量的钱后再专心读书。第三种“先读后工”,先用带来的钱读书,用完后再做工。也有的一开始就去当工人,一心在工厂学习技术,也有的工读学生并非每天同时进行学习和劳动,而是利用春季或夏季休息的时间集中做工。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带钱的多少。得到省里补助金的学生,大都选择了第三种方式,从1919年到1920年上半年来法的学生,资金较充裕,先读后工的多。1920年下半年,先工后读、半工半读的人是多数。
总部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在李煜瀛、萧瑜(子升)的安排下,特设“学生事务部”,用专人处理日常工作,帮助勤工俭学的学生寻找适当的学校学习,或寻找适当的职业做工,以及负责发放各省补助金、借贷和追回华法教育会单独发放的奖学金等烦杂事务。赴法华人还出资买房,建立“华侨协社”。这个设于巴黎西郊哥伦布、设有讲演室、图书室、商品陈设室的活动中心,是个名符其实的互助组织中心,一度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经常来访之地。
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的工作能力也很有限,所以为学生们寻找工作颇费周折。几经努力,基本上都在雷诺汽车工厂、克鲁佐兵工厂、里昂汽车工厂等地找到了工作。学习上,他们一般需要读3个月或半年就可学完课程的速成科,与留法俭学会素有交情的蒙达尔纪和文道姆、枫丹白露等10多所中学接受了大部分中国学生,有的还成立了中国学生速成科。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中国学生从事的多是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工资仅仅是法国工人的一半。除去生活费、学费,他们只能勉强度日。华法教育会不时地给生病、失业的学生少许救济,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多数学生能够坚持做工,坚持学习,依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和学好知识和技术报效祖国的信念。王若飞曾在圣夏蒙钢铁工厂做学徒。圣夏蒙黑烟滚滚,河水污浊,工人们衣着破烂。王若飞暗暗告诉自己:“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王若飞做的是铸造工。他每天劳动8小时,还规定自己学习5小时,并且坚持记日记。勤工俭学完全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劳动的弊病,也粉碎了知识分子爱虚荣、缺乏真才实学,过寄生生活的梦想。勤工俭学在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成功。徐特立高度赞扬勤工俭学运动,李煜瀛也颇为得意。但王若飞的观点却不太相同:
“我非不知劳动为自己对人类应尽之一种义务,劳动为良心上平安的生活,劳动是愉快的事业,对于劳动而生痛苦观念是很可耻的事。但是,现在这种劳动,完全是替别人做事,拿劳力卖钱,不是自动自生的劳动。”
勤工俭学的出路是什么呢?工人中的知识分了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1920年6月,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生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法国经济衰退,物价高昂,勤工俭学生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华法教育会又置之不管,致使双方矛盾加剧。1921年2月28日,勤工俭学生提出“求学权、劳动权、生存权”的口号,包围了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二八斗争”。
1920年,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高达6600多人,几乎人人都希望找到工作,但由于经济的不景气,缩短工时、停工、大批解雇工人的浪潮席卷整个法国,因此不太懂法语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就业率更低,实际能找到工作的不过500人。失业与通货膨胀紧密相连,勤工俭学生的旅费不断贬值,加速了他们的贫困。当时的房租、伙食费、被服费、学费、书籍费平均上涨4倍,中国学生往往是把1天的食物分作3天来吃,即使如此,也往往靠借贷度日。因病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此危急时刻,华法教育会于1921年1月6日,突然宣布停止向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援助。
华法教育会的财政问题由来已久,停止救援也是必然。华法教育会本身没有收入,只是依靠个人捐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货款和经费开支不断上涨。1920年10月前的15个月,经费开支为4. 8万法郎,货款46万法郎,而11月到1921年1月,3个月时间,经营开支便达到4万法郎,贷款竟达32万法郎。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均相继回国,在勤工俭学生处境最困难时,没有一个勤工俭学的倡导者留在法国。具体办事的向迪璜等人不仅摆官僚架子,对学生颐指气使。还更为严重的是,刘、向负责的华法教育会会计帐目不清,大肆贪污学生补助款。1920年4月,湖南省政府捐赠勤工俭学生10余万法郎补助款。《旅欧周刊》也刊发了消息,可直到1年后,华法教育会才开始发放这笔款子。1921年,北京政府拨款10万元救济勤工俭学生,华法教育会的职员绞尽脑汁,利用虚报人数、强征横敛的手段,从总值73万法郎中侵吞了12万法郎。对华法教育会的问题,吴敬恒等人佯装不知。1921年1月,蔡元培出国考察欧美教育,来到法国。他不仅拿不出解决方案,反而听信谗言,以“勤工俭学生来法国者,多不合所订条件”、“无勤工之志”为名,决定停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蔡元培的电报发回国内,其反应必然不是采取措施救济,而是强烈主张遣返勤工俭学生。接着1月12日和16日,蔡元培又两次向全体勤工俭学生发表“通告”,宣告停止经济援助。蔡元培的所作所为令学生们极为失望。1月26日,学生代表见到了与蔡元培同行,却无任何权利的李麟玉。李敷衍学生说:“教育会已宣布两个月后和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他还转嫁责任:“诸君,应向公使馆、领事馆请愿以图维持。”蔡元培早已躲到比利时,学生们只好把斗争矛头指向驻巴黎领事廖世功。1月28日,学生们提出,希望领事馆暂时每月发给勤工俭学生相当于官费留学生费用一半的400法郎,廖世功不屑一听。学生又使新任公使陈箓提出了要求,陈箓也没有明确的答复。旷日持久的交涉,使学生们日益穷困。2月27日,公使馆接到北京教育部电报,指示将“勤工俭学生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这无异是最终判决。
危急时刻,蔡和森、王若飞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勒令学生退学,互学互助社向各地勤工俭学生分发印刷品,号召他们奋起斗争。工学互助社还揭露了华法教育会和公使馆的不负责任,剥夺贫穷子弟求学权的阴谋。2月27日,工学互助社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召开了“赴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驳斥对于勤工俭学运动的中伤、非难,提出了有利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劳动权、求学权、生存权”的口号,并决定次日到公使馆进行请愿。
2月28日,从法国各地来到蒙达尔纪的学生,在蔡和森、工若飞及向警予的带领下,开始向巴黎的中国公使馆进发。但巴黎警察署收到一封匿名信,将消息通知了中国公使馆,并派大批警察将公使馆包围起来。学生们无法进入公使馆,只好推举包括向警予在内的11名代表会见公使陈箓,其他300多人在附近在公园待命。
学生代表要求:“无论如何,必达勤工俭学目的。请求政府每月给费400法郎。”陈箓声称“无答复之权”。谈判僵持不下。午后,陈箓被迫到学生们面前亮相,却仍坚持不能答复。愤怒的学生向他涌去,陈箓仓皇逃走。法国警察袭击学生,将学队伍冲散。学生代表们被拖出使馆,并被警察带走。陈箓怕态扩大,又请求警察释放了被捕学生。
“二八斗争”由于遭受武力镇压失败了。腐败无能的官依靠帝国主义,用武力镇压正义学生,是当时国内中国人民遭欺凌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次斗争,留法俭学生们认识到,法国,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军阀统治无所不在。
而法国政府则认为勤工俭学生扰乱了法国社会的秩序,一些狂热分子叫嚣:“那帮中国学生,都是些要革命的人,非赶快想办法对付不可。”法国舆论界批评中国政府未采取救济措施,就提出强行遣返的方针。陈箓迫于法国政府和舆论的压力,只好提出三项解决办法:一、对业已入学者暂时给予一个月的补助;二、对失业者除每月发给生活费外,设法与工商界联系安排就业;三、对志愿回国者给予费用准其返国。这一解决方案虽不完善,但总算使勤工俭学生勉强渡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期。
“二八斗争”刚刚平息。5月14日,中法两国政府正式成立了以救济俭学生为目的的“中法委员会”。中国方面由在袁世凯手下任过交通总长、内务总长的朱启铃任名誉会长,陈箓任名誉副会长。蔡元培及巴黎总领事廖世功等人任委员。法国方面由前总经理潘鲁维任名誉会长,教育部代表别兰、商工部代表皮克娜尔、法比银行代表康恩、东方汇理银行代表圣·皮彼尔等人任委员。中法委员会实际是从3月份开始工作的。在5月14日的大会上,收支决算说明,收入的一半业已用作救济金了。若发给2000名勤工俭学生的旧国船费,就必须准备多达240万法郎的资金。不仅是强制学生回国,就是“中法委员会”本身也面临着夭折的命运。
那么,法国政府为什么要救济中国勤工俭学生呢?原因在于法国试图抵制美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正如法国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潘鲁维所说的:为了防止法兰西文化从远东被驱逐出去,法国应当坚持对中国青年的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从中国被挤了出去,美国、日本大举推进。美国甚至用义和团赔款为基金,加大了清华大学的留美事业。法国期待从2000名勤工俭学生上取得不次于美国的清华大学留美事业的“成果”。
中国政府之所以同意救济勤工俭学生,则是为了向法国借款,即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纸包不住火,1921年6月中旬,由于法国大银行之间因分摊不均,中法秘密借款之事被法国报纸披露。借款总额为5亿法郎,“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建筑权、全国实业购料权作交换”。对此,旅法华人无不义愤填膺。王若飞、李尉农、张增益等人印发传单,各华人团体多次集会。1921年6月30日,巴黎300多华人,主要是勤工俭学生会和工人举行拒款大会,反对中法秘密借款,并对双方正在进行的此项谈判表示抗议。法国政府仍以拉拢为手段,将学生的救济款发至学校。正在此时,传来中法已于7月25日草签协约的消息。勤工俭学生们又一次包围了公使馆,和华工一起火烧了公使馆。8月13日,旅法各界华人召开第二次柜款大会,迫使使馆一等秘书王曾思立即向法国外交部声明反对5亿法郎大借款。在各界华人的共同努力下,秘密借款终于流产了。气愤之极的“中法委员会”在9月初宣布,从9月15日起停发维持费,送学生入学的许诺也随之取消。这实际上是把大批勤工俭学生推进绝境。中外反动派的阴谋并未就此止步,勤工俭学生的斗争也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