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李光耀在接见工人代表时发表了讲话，他认为，他所接受的委托是明确的，就是用和平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李光耀指出，马来亚相当多的人还没有能够理解6月4日林清祥、德万·奈尔等人从漳宜监狱释放时发表的名为“马来亚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的政治宣言时所采取的立场的意义。李光耀认为：“政治宣言是一个完全真诚的文件，是一群勇敢的人在狱中制定的，为的是获得释放并重新进入积极的政治活动时，明确捍卫人民行动党的思想。”
李光耀郑重地向群众宣布：“往事不究。过去所犯的那种错误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向着未来前进——在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中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
8月15日，李光耀在为公务员政治研究所主持开幕典礼时，做了名为《公务员须保障民主制》的演讲。李光耀认为，公务员制度上轨道，将有助于民主政治制度的成功。
这个演讲是李光耀演讲中有代表性的一篇，现全文录下：
公务员须保障民主制
这个公务员政治研究所成立的目的之一，是计划把造成战后亚洲革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主要因素，编进研究课程里面，这么一来，你们将至少会了解动摇英国政治力量的原因。你们大部分是在英国统治下受聘任的，你们也是在这种统治下获得有养老金保障的终身服务保证。
有些人认为我们对要求太过性急，因而感到困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在参加这个研究所后，即使我们的意见不同，至少，你将明白我们之所以性急的理由。那时，你们至少会体验到，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如果这个民主国家想要存在的话，民主机构、人民意志和政治情势互相配合的重要性。
行政机构是否有效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或者只为一小部分的人着想，这得全靠内阁部长的政策。但是，你们的责任是保证公务员的服务是有效率的。
环顾整个东南亚，你们可能对于某些新兴独立国家，从初期的民主宪制国家，进入军事或半军事的独裁主义国家感到困惑。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是一些可怕的例子。它们的情况提醒我们，单单成立民主宪制，不见得就能照顾自己。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崩溃，是有许多理由的。印度和锡兰之所以成功，也有它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印度和锡兰有许多行政官员操纵这个民主制度的机器。印度的公务员比巴基斯坦多，锡兰利用了很长时间建立公务员制度，因此，虽然淡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佛教和兴都教之间，多次因种族、宗教和语言而发生冲突，印度的行政制度并未崩溃。
我们不能以为自己很幸运，有印度独立时那样的公务员制度。但是，我们的情况远胜于印度尼西亚，因为当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手中接过政权的时候，它根本没有公务员制度。荷兰人认为，不应该教导印度尼西亚人怎样统治自己。
我今天和你们讲的题目只有这一点，就是你我对于这个民主国家的存在，都有既定的关系：我们民选的部长都要通过你们和跟你们合作，把我们的计划和政策付诸实际。你们应该尽你们的力量为人民服务，不论你们信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不管它们是进步的或保守的，在今后5年里面，你们的工作和我的工作是完全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是要证明民主制度能产生有效的结果。我们所要证明的是，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能建立一个有效而诚实的政府，通过一个有效的行政组织，为人民利益工作。如果我们不尽力去做，一旦人民失去信心的时候，只有归罪于我们。人民不只对你失去信心，不只对公务员服务制度，不只对我们，不只对民主政治的领导者，而是对你和我共同努力的民主制度感到失望。再说，当人民失去信心的时候，他们将要寻求另一种形式的政府。现在，我们的责任是要使人民永远不会面临这种失望。
群众对于法律、宪制形式和各种细节是不表关怀的。他们对于在这种宪制下政权分裂的定理，以及政治中立的公众服务的目的和效能，也不感兴趣。他们所关怀的是，在1959年5月，他们有一个运用选票选出的政府，他们也同样能够选举他们自己的政府。因此，他们选举自己政府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得到一种比较好的生活。如果他们的前途无法变好，不是因为民选部长的愚昧，便是由于公务员的无能。接着，在5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人民便不再相信他们所选出来的政党，或他们所承袭的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和公务员马来亚化相浮沉的。在公务员看来，这是马来亚最重要的社会改革的一面。因为，这是有关欧洲籍海外官员离开行政控制位置，而由你们接任的改革。你们之中，有些人——如吴庆瑞博士和贝恩——先后参加了消除不公平制度的斗争。不过，专为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公务员制度中争取公平的斗争已经过去。在群众方面，他们争取公平的斗争刚刚开始。脱离了殖民地统治，选举他们自己的领袖主持他们的公务员制度以后，他们希望能看到社会革命的开始——给他们较好的工作，给他们家庭较好的房屋，给他们的孩子较好的学校，以及希望在一个较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中有一个较美好的将来。
如果公务员政治研究所能使你们觉悟到以前你们所疏忽了的问题，如果它能打开你们过去单从行政眼光认定是厌烦的政治难题的头脑，此外，再也没有其他收获，这个政治研究所可算是成功了。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公务员都是忠于职守的，你们准备承担国家答应付予你们的那一部分工作。但是我坚信，如果你们能够透视新加坡宪制改变的平静表面，直达在宪制下面争夺权利，有人企图把这个社会改变成他们本身的革命力量的时候，你们将和我们一样担忧，急着要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带来一个公平的社会。因为，再没有其他途径，能维护我们过去认为好的东西。要这样做，政治领袖和行政机构必须承担重任。
这之后，为促进立法议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新政府还专门办了一个立法议员研究班，李光耀再次到会做了讲话。
8月16日，在记者联合会的午餐会上，李光耀以《受英文教育者及其前途》为题，发表了一篇寓意深刻的演讲。李光耀认为受英文教育者由于接受了不同文化，失去元气及自信心。这篇演讲较长，但其代表了李光耀对“受英文教育”的态度，反映了李光耀的主要思想，故全文录下：
受英文教育者及其前途
以我的观点看来，受英文教育的人能够在马来亚的社会革命中扮演部分的角色。
贵会的会员们尤其要肩负起这项工作。如果你们不能提出解决办法，你们至少能够激发他们的思考力，想出解决之道，而不是使他们埋没于陈旧的环境中。没有一种东西像报纸那样，使马来亚的受英文教育者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因此，在这里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应该负有一项重大责任，不允许报馆歪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的演讲，就以《受英文教育者及其前途》为题吧。
首先，我要分辩“受英文教育者”和“讲英语人士”这两个词语在意义上的区别。我所说的受英文教育者，并非只是指那些能读、能讲和能写英语的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些曾经在马来亚的政府英文学校或教会英文学校受教育的人。他们不仅能说英语，而且因为受到本邦英校教育而具有某种特性。
马来亚还有其他能讲英语的人，诸如英、澳、美籍等人士，甚至于法国人。我们这里还有那些曾在中国香港或其他地方学习英语的华人。但是，他们不是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亚人，他们和我们是有区别的。他们不但操不同的音调，应用不同的俚语和成语，而且也和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亚人的态度、特性有别。
我们也许不会感觉到，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亚人具有一种传统上相同的特性。现在让我举个例子。
当我留学英国时，我常和来自马来亚的朋友们到一个叫作中国协会的地方去，那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我们可以会见来自中国的华人，也可以会见来自西印度、毛里求斯、马来亚和其他地方的华人。大家都说英语。他们的英语如果不是在中国、印度学来的，就是在毛里求斯或马来亚学来的。但是，留英的马来亚学生却很容易地从他们的服装、谈吐和态度方面辨别出来。在马来亚受英文教育的人，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点令人感到奇异的是，来自马来亚的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发觉到他们和来自马来亚的非华族的受英文教育者之间的共同点，比来自毛里求斯、西印度或中国的受英文教育的华人更大。
“受英文教育者”这个字眼既然已经确定了，那么，就让我们来列举他们的特性吧。首先，他们的优点就是具有传统上的相同特性。其次是他们不再视本身为华、巫或印度人。他们效忠于本地社会，为人诚实，态度和蔼，似乎过于服从殖民地当局。他们的弱点，就华人和印度人来说，是由于他们接受不同文化的结果，失去元气，几乎柔弱到极点。战前马来亚英校的课程标准，向他们灌输一种完全属于英人式的理想和价值观。
他们丧失了自有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由于他们无法制定一种关于他们自有的文化方式，有如华人、印度人和西印度的黑人自己也拥有的一套，使得他们丧失了一些自信心。当你们看到受华文教育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在公众场所演说时，你们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受英文教育的人似乎具有一种不安和犹豫不决的心态。他们终生所讲的、所思想的，都是依靠他们所学到的语文，可是，这种语文并不是他们自己的。
其次，对民主制度最为不利的，就是受英文教育者已经同他们那些说本族语的同胞大众失去联系。唯一的例外，是受英文教育的马来人。他们先到马来学校求学，直到修满五年级的课程后才进入英校。因此，受英文教育的马来领袖，和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及印度人之间的差别，就是前者一直和他们的同胞保持接触，后者，就一般论，已经和他们的广大同胞失去联系了。
我从来没有碰到马来人不会说，或者不会读写马来文的。但是，我却遇到许多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不能谈、写甚至不会讲华语、淡米尔语或是他们的其他母语。当然也有例外，比方说，有许多在英校读书的华人，他们也在家里补习华文，或者曾经进华校。但他们是例外。
过去，他们在殖民地马来亚曾经得到最好的地位和待遇。英国人自然愿意和那些能讲他们的语言、懂得他们的风俗习惯的人来往。因此，受英文教育的人，在政府机关任职者，担任律师、医生、教师、工程师者，以及在工商界任职者，都有机会升任高职。
他们是优秀分子，是殖民地社会的优秀分子。他们在英人商行里所享有的待遇，是比那些任职于华人或印度人商行的来得好。通常政府机关只收容那些最优秀的受英文教育者，当时的两所当地高等学府，即医专和莱佛士学院，只招收英文教育的学生。在三轮车夫或手车业劳工当中，不会发现有受英文教育者，因为受英文教育的人无须做这种工作。其他一些待遇更优厚的职业，会为他们打开一条出路。
受英文教育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和本邦的政权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可以从1942年日军占领时看出一斑。当时，受英文教育的人突然丧失了他们的特殊地位，而能升高职，能和日本商人做生意营利的人，都是那些能讲日语、能读日文，或者充其量懂得“汉字”的人。
受华文教育者在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因此比受英文教育者的生活来得好。受英文教育的人，在仓促之间，发觉他们丧失了他们的“养父养母”，他们必须和别人在那种无情的艰苦社会里竞争。但是，值得我们欢欣回忆的是，虽然他们未能一如英国人当年所做的那样好，但他们同操其他语言的人进行公开竞争时，却未见全告失败。
1945年英国人返回马来亚，受英文教育者又恢复原有的地位。如今，以上的一切，都成为过去的事了。
现在，我要提到目前的事实。凡是要为受英文教育者辩护的人，很容易指出说：新马两地的领导权乃操在受英文教育的国家主义者的手里。新马两地政府多半的阁员是受英文教育的，东姑曾进瓜拉江沙学校和剑桥读书，拿督拉昔也到瓜拉江沙和英国求学。
新加坡方面也一样。但我要和大家说的是，这不能当作受英文教育者的超等素质的证据。不过，在某种历史情况下，受英文教育的国家主义者的确扮演一种有益的角色。在英帝国各殖民地的独立革命过程中，英国当局总是把政权移交给受英文教育的当地国家主义者，例如印度、锡兰（后改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缅甸、加纳和马来亚就是这样。可是，赢得政权以后，他们要执行的任务，就得依靠国内人民和国家的环境与条件行事了。
我认为，新马受英文教育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印度受英文教育领袖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们应该进一步推行社会革命，把他们从英国人方面得来的权益带给广大民众。这些民众多半不是受英文教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