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未来所要拟定的一种教育制度，将使得出身于我们所有学校的人，都能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目前，有些原来应该归由受英文教育者担任的工作，将交给受华文教育者、受马来文教育者和其他人士担任，但必须在公平和公开竞争的原则下进行。这不是要摧残受英文教育的人，因为他们是和受华文教育的人或受其他民族教育的人一样能干，而且将能在公平和公开竞争中生存。
受英文教育者最终所要面临的是什么？我想，他们既然属于英国殖民地制度下的一类人物，他们将会逐渐消失。如果他们要生存，就应该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特性。
我现在准备提出一些有趣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将显示讲英语的人，在我们社会里人数不断增加。1938年，在校儿童有47586名，其中30%在英校，60%在华校，9%在巫校，1%在印校。1959年的求学儿童共计324689名，其中51%就读英校，44%就读华校，5%就读巫校，0.5%就读印校。因此，从1938年到1959年的21年中，在英校读书的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且居于首位。
我相信，他们将不会成为以往那一类“受英文教育者”，因为他们多数不再完全接受异样的教育，纯粹灌输英国的文化价值观。许多受华、巫文教育的家长们，着令他们的子弟在家里或在其他学校里学习各自的母语文化。
最后，谈到学校本身。在学校里，儿童们接受母语和马来文（国语）的教导。通过这些语文，他们得到学习各国文化和文学的机会。课本内容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它向学生们灌输一种精神，对自己身为马来亚人民感到光荣，同时对国民和自身的文化引以为豪。
英文在联合邦可能继续使用10年或10年以上，新加坡亦然。没有人对英文的用处发生疑问。印度在独立12年后，仍然怀疑放弃英文为官方语文是否为上策。全世界的理科和技术科目，都以英语为媒介语。
在未来10年内，将有更多精通英文的人，因为他们不只在英文学校学习英文，而且在华、巫、印校也有学习英文的机会。
但是，我认为今后10年或20年内，出身华、巫、印校的讲英语的学生，将和以往受英文教育的人完全不同。因此，现今的一类受英文教育者将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将是另一类不同特性的讲英语的新人。
这是亚洲人民的历史过程。他们先是受西方教育，不想做亚洲人。后来则改变为亚洲人学习西方的语文、技术和理科，但他们仍然视本身为亚洲人，同时以身为亚洲人为荣。今天受英文教育的人应该做的事，就是不仅要帮助受教育的马来亚人，同时也要使得他们精通英语。
这就是我向各位所建议的未来之道。
9月1日，李光耀在华人记者联合会上发表讲话，他敦促自治邦全体记者组成一个单一的联合会，不要以种族团体划分而成立联合会。他说，无论是华文报纸、英文报纸还是马来语报纸的记者，其职责都是相同的，即以事实报道唤起和启发人民大众，并教育他们。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不组成一个联合而坚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华人”一词含有沙文主义的态度，用“新加坡华人”或“华侨”名称登记的组织意在保护华人的利益，阻止其他人种参加，对种族团结极为有害。最后，李光耀深有感触地说：“目前，国内不少人还不理解马来亚感，有的人认为这个词难以接受，他们认为马来亚感正被利用为排斥中国文化的借口。作为新闻工作者，你们的责任是让所有的华人明白马来亚民族和马来亚感的含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张表达华人观点的报纸，而是需要以华语为工具表达马来亚人的观点。”“东南亚的教训是，倘若华文报纸希望继续存在，它们应该与民族文化浑然一体，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9月16日是李光耀的生日，这一天，他仍然赶到外国记者协会去发表演说。他在这篇具有理论意义的演说中认为，马来农民，而不是受城市教育的华人，必然决定马来亚发展的步伐。李光耀严肃地指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4年中，亚洲的政治面貌较亚洲历史上任何别的同等时期经历了更多变化。从已经发生的事情看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重心可能从欧洲和西方转到亚洲和东方。印度和中国的巨大潜力支配着亚洲舞台。”李光耀认为：“马来亚的直接威胁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种族集团主义。在马来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存在以前，不可能有共产主义的马来亚。从这个假设得出：不是城市华人无产阶级，而是马来农民能够而且将会决定革命步伐。在愤愤不平的受过教育的马来杰出人物领导不满的马来农民之前，不可能存在马来人领导的马来亚共产党。然而，十之八九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可观数量的受到教育的马来杰出人物在什么地方愤愤不平。因为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重要而有价值的工作比等着做这些工作的马来人还要多。而且只要联合邦政府保持农村的社会进步，马来农民就永远不会不满。但在同时，种族之间的紧张容易加剧。华族城市居民可能因为由马来人占优势的政府决定的缓慢步伐而生气。因而必然有成群的人准备利用城市华人的不满而做出种族集团的呼吁。另一方面，马来地区同样易受利用，提出种族集团的，而且——更加严重的是——宗教的呼吁。必然会出现成群的人利用马来人不但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支配他们自己国家的自然愿望。一个马来人占优势的政府，公然宣称希望培植种族间的合作，并对华人在经济、文化或教育问题上做出让步，可能被那些怀有种族集团心理的集团指控为出卖马来人的权利。因此，国家容易不知不觉地陷入种族集团的冲突中去。种族集团主义不像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效忠之前必须先接受共产主义的辩证法理论的教导而且学会它，而种族集团主义则诉诸直接、朴素感情的效忠，对这种效忠的反应可能是直接而自发的。经历过1950年马利亚赫托格骚乱和1955年福李骚乱的任何人都能够记起第一次骚乱和第二次骚乱产生的歇斯底里情绪强烈程度的差异。”
在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之后，李光耀又乐观地展望了新加坡的未来前景。他说：“我想以乐观的调子结束今天的讲话。联合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之间的政治哲学和思想不论有什么不同，双方都尖锐地提到了这一问题，双方都希望对此问题有民族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种族集团主义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一缘故，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一问题在新加坡和马来亚长堤两边以坚决而果敢的方式加以解决。假如我们成功了，那么外国报纸将没有这种大字标题。可是，我们是很能够避免这种大字标题的！”
李光耀的演说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一位满脸胡子的英国记者走上前来，握着李光耀的手说：“总理阁下，我将以大字标题报道你的成功！”
当时一些外国报纸以挑拨和中伤的口吻报道新加坡的情况，令李光耀很生气。而这位友好又颇面熟的英国记者是谁呢？突然，李光耀想了起来，他就是一直以正直态度报道新加坡情况的英国记者亚历克斯·乔西。
乔西对李光耀的好记性表示惊讶，他高兴地对李光耀说：“我相信你的天才一定导致你的成功。我的大字标题也在等待着你的成功！你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正确地处理多元种族的关系就是核心，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纲。纲举目张，这大概就是你未来成功的奥秘。”
乔西的理解令李光耀高兴，他激动地拥抱着这位英国记者，高兴地说：“让实践去检验，让事实去说话吧……”
9月17日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李光耀应邀参加伊斯兰教团的活动，并再度就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问题发表了讲话，解释了新加坡实行政教分离和宽容精神的宗教政策。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其特色之一是，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并肩信奉宗教，而不敌对或妒忌，这就是宗教的宽容精神。而倘若没有这样的宽容精神，新加坡就无法继续存在。李光耀指出：“只要宗教界和世俗领袖不犯把宗教拉进政治领域或者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作为外衣这种悲剧性错误，我们就能保持这种宽容精神。因为一旦宗教信条与个别的政治运动结合，那么每一个正常的、合理的政治冲突也就会立即转变为宗教的冲突。”
最后，李光耀总结性地认为：“宗教界的忠实人士，要强调贯穿在各种宗教中的基本原理——人类是一体的，而且不管教义有何不同，宗教的教导都是：人人都是兄弟，应该和睦相处。一切宗教都致力于实现人身上全部最好的东西——仁爱、礼貌、慈悲和谅解。”
10月28日，李光耀来到了以华语为主要教学用语的南洋大学，他在讲话中警告说：“要防止出现使南洋大学成为华人优越、华语至上和非马来亚学术的象征的危险性。”他指出：“你们必须理解，假如南洋大学不仅被承认为一个新加坡大学，而且被承认为一个马来亚大学，南洋大学就最能成功和兴盛。”“印度尼西亚此刻已经发动全面运动，同化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或者消灭他们。我们决不要忘记：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我们处于马来亚人民的中心，尽管我国人口的80%是华人，但我们不能避开我们所处的环境。”李光耀最后明确指出：“如果你们的所行所言，能够向东南亚各族人民证实南洋大学是华裔人民创建的，东南亚各族人民寻求真理和学识的灯塔，那么，你们将会对种族协调事业和本地区的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为了努力促使多元种族和睦相处，李光耀在执政的第一年年底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12月3日，新加坡第一任马来人国家元首优素福·宾·伊沙克总统宣誓就职。当时，国家元首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内阁任命，也就是说，这位立宪总统实际上是由内阁总理李光耀任命的。
伊沙克总统是马来人，是《马来先锋报》的创始人，长期担任新闻记者。12月3日这一天，在伊沙克总统就职演说之后，李光耀也发表了演说。他自豪地说：“6月3日，恰好在6个月前颁布了新加坡自治邦的宪法，新加坡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和总司令官署被取消了！现在，我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我们的国家元首优素福·宾·伊沙克先生。并不是因为他出身高贵才托付给他这一崇高职位，其实他是一名老百姓。唯一的原因是：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深知我国人民的希望和忧虑，他的天然身份保证他信实而圆满地完成他那崇高职位的各种任务。随着他就任为我们第一任马来亚人的国家元首，我们还采用了新的象征物：国旗、军服和国歌，它们起着强有力的感情作用。”
当天晚上，李光耀到广播电台播讲了“效忠周”的意义。他说：“……假如新加坡人民要作为一个团结一致、有志的民族向前迈进的话，忠于新加坡，忠于自治邦，是义不容辞的。没有这种品质，我们永远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社会的基础……”
经过近1年艰难的努力，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终于立稳了脚跟。在新加坡各地的庆祝声中，李光耀正高兴地坐在沙发上，翻阅世界各国的贺电，推敲某些贺词的弦外之音……
学他人之长？避他人之短
1959年12月31日晚12点整，12响悦耳的钟声过后的国歌声中，李光耀那自信的声音从新加坡广播电台中传出：“祝愿我们大家新年幸福！”
随后，国家元首伊沙克总统发表新年献词。伊沙克在新年献词中指出：“对于新的国家来说，1960年是改组、巩固和准备未来任务的一年。”
为了更好地学他人之所长，避他人之所短，搞好邻国关系，在国内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李光耀仍将外交活动摆在极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新年一过，李光耀就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出访印度尼西亚。这之前，新加坡与近在咫尺的印度尼西亚关系时有紧张，印度尼西亚曾多次指控新加坡窝藏苏门答腊岛叛乱的教唆犯。所以，李光耀出任总理后，首先就通知几个印度尼西亚人离境。1959年底，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部长苏班德里约博士访问新加坡，表示“决心恢复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之间的友好关系”，并转达了苏加诺总统对李光耀的邀请。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位于爪哇岛西部北岸，是东南亚最大的城市，人称椰子城。新加坡与雅加达相距很近，专机一起飞，很快就抵达雅加达。在雅加达机场，李光耀高兴地对记者们说：“我很高兴来印度尼西亚访问，因为我们是兄弟、是亲邻。若不是欧洲殖民帝国的偶然分离，马来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很可能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葡萄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来到东南亚，把我们瓜分了。”“在殖民时代，雅加达与阿姆斯特丹之间、新加坡与伦敦之间的联系，反而比雅加达与新加坡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欧洲殖民统治就是这么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