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所以竞选议员候选人的程序必须被大大压缩。拟定名单的第二天，选区工党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将在斯潘尼莫尔再次碰头，审查通过这个名单。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议，因为它最后确定谁有资格参加议员候选人的竞争。约翰·伯顿带着一个特殊使命来参加这个会议，这就是增补布莱尔为议员候选人的候选人。伯顿回忆说：“他们先把整个被提名人名单查阅了一遍，考虑已获得提名的人，哪一位还可以增补到候选人名单上。当查到布莱尔时，我站起来说：‘我得到一封麦克尔·富特写来的信，信上说他希望布莱尔能尽快被吸纳入议会。’没有人想到这样一封简单而普通的信件，竟很快发挥作用了。”在这次会议上，仅增加了一名候选人，就是布莱尔，而且布莱尔仅有一票的优势，42比41票。真是太惊险了！当伯顿从总委员会返回把这个消息带回来时，焦急等待着的布莱尔和他的支持者们都兴奋地高呼：“乌拉！”整个房子顿时沸腾起来。
第二天，布莱尔就来到德汉姆教堂，他是信上帝的，而且他就是在这个教区生活、上学和加入工党的。早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约翰·伯顿就去了特里姆顿的圣玛丽·麦格达林教堂象布莱尔一样去祈祷上帝保佑他们竞选成功。不过布莱尔并不知道伯顿此举。
两天后，星期五的晚上，119名代表在斯潘尼莫尔市政大厅举行了塞奇菲尔德工党候选人的选举大会。在投票前，候选人名单上的7个人分别做了5分钟的演讲，再用5分钟回答问题。当莱斯·哈克菲尔德被推到前台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时，他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太妙。布莱尔和伯顿虽然经验不太丰富，但也并不是胸无点墨。伯顿早已准备好了几个写着问题的纸条，分发给一些与他关系好的代表。其中一个问题是哈克菲尔德的反对者斯道特事先想好的，内容是：“哈克菲尔德先生，当你想争取的议席因竞争双方势均力敌而可能为任何一方得到时，你是否会允许对手指责工党说它的在任议员有许多缺点因此不应该得到这个席位呢？”
最尖锐的一个问题是：“运输和普通工会支持登记制度（指反对战斗倾向派的登记制度——作者），那么哈克菲尔德先生将怎样继续反对它呢？”哈克菲尔德是支持战斗倾向派的，而登记制度就是针对战斗倾向派而设计的。运输和普通工会是英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在工党事务中很有发言权。提出上述问题的琼·米尔斯先生是运输与普通工会北部地区的领导人，他解释道：“我们必须让参加选举大会的人看到哈克菲尔德的本来面目，使他爆光。因为德汉姆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托尼·本的政策，所以我们要让哈克菲尔德支持本的政策的面目更清楚一些，使人们认识他过去是什么样子。”
塞奇菲尔德的人们一直有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一次该选区的前议员代维·瑞德在一次集会中与两个年青的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辩论，赢得了与会者的喝彩，而瑞德“从党内的政治面貌来看是中右派”，是该地区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化身。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如果考虑到富特和党的代表大会也反对极左派的话，那么塞奇菲尔德的左派们就更没有时间来支持战斗倾向派分子了。这对布莱尔是十分有利的，使他最强大的对手减少了获胜的机会。
布莱尔是最后一个出场演讲的。他显得非常机敏、思想活跃、精力充沛。他在演讲中提到了欧洲问题，因为有一个代表事先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发挥作用，而且工党正在改变以前的对欧洲政策。
选举采用多轮投票的方式。第一轮投票，布莱尔所得的票数刚好超过1/3，但是他排在第一名，哈克菲尔德排第二。在以后的几轮投票中，布莱尔都居前列。经过5轮投票，布莱尔终于击败了哈克菲尔德。约翰·伯顿将每次投票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了。第一轮投票，布莱尔得了39票，哈克菲尔德得27票；第二轮投票剩下6个候选人，布莱尔的票数上升到53票，后者未变；第三轮投票时只剩下4个候选人，布莱尔减少了两票，而主要对手的票却增加到32张；第四轮投票有三个候选人，布莱尔的票猛增到58张，主要对手的票未变；最后一轮投票只剩下布莱尔和哈克菲尔德两个候选人，结果是73比46票。
塞奇菲尔德工党的书记乔治·佛格森说：“我相信妇女们都投了布莱尔的票。”在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选区工党主席米克·特仁斯在宣布结果时竟忘记了说出获胜者的姓名：“我们产生了一名新议员，让我们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他叫……什么？”在别人提示下才说出“布莱尔”这个名字。
布莱尔竞选一个工党安全选区候选人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他首先给自己的妻子切丽打了电话。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奔走相告。那天晚上午夜时分，在苏格兰宾馆，工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他打开房门时不由大吃一惊，玛丽·高迪女士穿着睡袍站在门前，而她平时是很注意衣着的。那时她正在为工党工作，给他当顾问。她丈夫詹姆·高迪是高级律师，过去曾与布莱尔同住一室。当海特斯利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她问：
“你听说过布莱尔吗？年青的布莱尔做出了惊人的壮举，他起先并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他四处奔走，敲开每一家的门，结果，他成功了。”
在此之前，哈特斯利并不记得布莱尔是谁。后来他说：“从那时起，无论什么人说布莱尔不坚强、有力时，我总想起那个星期五的午夜，玛丽·高迪敲我房门的情景。如果有什么时候历史学家会注意他的话，就是那一时刻。”1
布莱尔一被选上候选人，就立即和特里姆顿的“五人帮”一起投入了当地的大选活动。切丽和她的父亲托尼·布斯以及帕特·菲尼克斯都赶到塞奇菲尔德来帮助他竞选。
布莱尔的竞选演说写得比较仓促，因为当他被选为候选人时，离大选投票日仅剩下20天。在欧洲问题上，他显得比较矛盾，有时在演讲中，他称：“我们将协商脱离欧洲共同体，它已耗尽我们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许多工作。”但有时他又声称他是个亲欧洲派。不过当时工党内许多人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是矛盾的、混乱的、前后不一致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工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罗伊·哈特斯利，曾一直支持英国做为欧共体的一个成员，但在1983年的竞选演说中，他却没有提及欧洲问题。而且，布莱尔一直认为，在公众面前，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能公开与党的政策唱反调。党内可以有争议，但必须保持在党内，不能公之于新闻媒介。在欧洲问题上，当时布莱尔是不太赞成工党的使英国从欧共体撤出的政策的，所以他说他是个亲欧派，但在公开场合又不好直接申明自己观点。这就是布莱尔在争取议会席位时的矛盾心境：既对党无限忠城，又试图改变现状。
由于工党在竞选中提出了非常左的纲领，等于自我毁灭。而撒切尔夫人不仅借助了马岛战争的余威，而且也提出了较切合实际的竞选纲领。此外，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也从工党那里分走了一部分选票。1983年6月10日，投票后的第二天上午，大选揭晓，工党仅获得了28％的选票，只比自—社联盟的26％稍多一点。这是工党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不过，它未来的领袖却以8281张的多数票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工党跌到低谷之日，正是布莱尔跻身议会之时。
在大选日，布莱尔的父亲利奥·布莱尔亲到现场，他感到非常骄傲，尽管他与儿子的政见不同。切丽·布斯帮助布莱尔作了一些竞选工作后便回到300英里之外的西撒尼特为自己竞选，不过他被保守党和自—社联盟挤到了第三位，幸好还保住了担保金1
大选过后，布莱尔给特里姆顿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写了感谢信。其中给彼得·布儒克斯的信是这样写的：“这是我平生最想做的事情，我在你的帮助下有机会使之成功。我希望你对我的忠诚能得到回报。”约翰·伯顿是使布莱尔走向成功的最重要人物。大选结束后，布莱尔在汽车上对伯顿说：“我只说一次，今后再不会说了。我永远无法报答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伯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了布莱尔身上。1994年从教师职业上退休后，他一直给布莱尔做选区的助手。他是布莱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就这样，布莱尔在特里姆顿刚结识的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努力，再加上各种运气，一举成功，终于成为议会下院的议员，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从此他平步青云，很快成为英国政坛上的一颗新星。这一年他正好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