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党的神童
1983年，是布莱尔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在议会民主制的国家里，进入议会是所有政治家的必经之路。布莱尔在他刚刚30岁的时候，就实现了他从政道路上的第一个目标。此时，对他的党来说，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
1983年的大选是工党的奇耻大辱。大选后不久取代富特为工党领袖的尼尔·金诺克对工党人士说：“记住你们在那可怕的6月10日上午时的感觉，谨记当时的所感所想，并告诫自己：‘1983年6月9日，我们将永远不会再经历那样的日子’。”
在这种情况下跻身议会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早在一年前，他在澳大利亚的演讲中就曾预言，工党虽然处于很不利的境地，但现行的选举制度会帮助工党稳拿200个席位。他的预见很准，工党得了209个席位。不过这对工党来说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保守党在议会里拥有144席的空前多数，而工党在新议会中只有32个新议员。布莱尔则是这32人之一。他一到下院就对工党议会党团的残部进行了通盘考察，然后得出结论：“升迁到工党高层不应花费我太多的时间吧？”在新的工党议会党团中，年仅30岁的布莱尔是最年轻的议员。左派实际上已经破产，许多左派议员在这次大选中落马，就连强硬左派的领袖托尼·本都失去了他在布里斯托尔的席位。不过左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托尼·本甚至谵妄地自认为左派获得了成功，他将这种悲壮的、具有英雄气概的失败视作道义上的胜利。但是布莱尔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是失败。不仅如此，他还担心工党会就此土崩瓦解，以至于必须重新建党。在以后的4年中，布莱尔一直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工党还没有从内耗中摆脱出来，在是走向团结还是继续分裂下去这个问题上，工党内部还没有形成共识。面对这种状态，布莱尔有时会感到非常沮丧，甚至认为自己是一名生不逢时的议员，尽管他从未真正地想要放弃他的议员席位。
进入议会将近一个月的时候，1983年7月6日，布莱尔在下院发表了他的处女演讲。在演讲中，他断言工党虽已分裂，但是在就业问题上，党内各派甚至包括已分裂出去的工党人士还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他通过描述他的选区的政治传统来论证他的观点。他引述了他的前任们的话：
“人人都认为每年把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没有可能被持续雇佣前景的情况下抛到劳工市场上是一种极为悲惨的行为。这导致了许多童工在毫无希望的职业中盲目地随波逐流。他们没有接受过适当的训练，他们感到自己是多余的，前途渺茫。”
布莱尔在演讲中抨击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对失业现象的大量回升漠不关心，甚至暗自得意。在英国议会中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即新议员的处女演讲不应该是可能引起争议的。可是，布莱尔却打破了这个传统，尽管他一再否认他所讲的事实是有争议的。布莱尔说，他的选民在失业后不仅要蒙受被迫无事可做的耻辱，而且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支付诸如结婚成家的费用，他们也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得到本属于自己的社会福利。
布莱尔特别强调现实生活中人们安居乐业的愿望。他攻击保守党政府的年度预算只对那些拥有3倍于平均收入的富人有利，这是与保守党是为民众谋利益的低税收政党这一神话相抵触的。他引述了伦理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是因为我信仰它。社会主义最为符合一种既合理又道义的存在。它代表合作，而非对抗；代表友谊，而非猜疑。它代表平等，并非因为它想要人们变得都一样，而仅仅是因为只有通过在经济环境中的平等，我们每位个体才能得到正当的发展。英国的民主极其依赖于所有公民在享受公共福利时的共同感觉。”
这就是布莱尔当时的政治信仰。以后他一直坚持这种信仰。
发表这个很引人注目的演讲并不是布莱尔作为新议员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就参加了工党新领袖的选举活动。大选过后，麦克尔·富特就宣布辞职，随后便开始了领袖选举的竞选活动。参加竞争的有4位候选人：尼尔·金诺克，罗伊·哈特斯利，彼得·肖和艾瑞克·海佛。本来托尼·本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无奈他未当选上议员。按规定，只有议员才有成为领袖的资格。不过强硬左派也提出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艾瑞克·海佛。在竞选期间，人们最关注的是候选人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肖和海佛都坚决反对英国继续为欧共体的成员。而金诺克则坚决认为：英国加入欧共体已有10多年之久了，工党必须接受这一现实，而不应漠视它。当时工党内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潮流正在扭转，金诺克的观点正代表了这一新的趋势。实际上，在4个候选人中，金诺克最具有实力，而且又得到了富特的支持。富特有意在对金诺克最有利的时机宣告辞职。所以，这次竞选结果是不争自明的。布莱尔在这次选举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支持金诺克为领袖，哈特斯利为副领袖。
在随后的9年中，布莱尔有意靠近金诺克，与他建立起一种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在党内青去直上，以至于到了1992年金诺克辞职时，布莱尔已成为工党副领袖的有力竞争者。布莱尔自称是金诺克政治上的核心伙伴。实际上起初他只不过是一位受到新领袖的青睐并被提拨的后座议员，在新领袖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太高。而且最先支持金诺克的是约翰·史密斯和罗伊·哈特斯利。不过到了金诺克领袖生涯的末期时，布莱尔已经居于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他与金诺克为实现工党现代化这一目标而并肩奋斗。
在改革工党问题上，布莱尔的思想在当上了议员后有所变化。在1982年澳大利亚演讲中，布莱尔虽然预见到金诺克会成为党的领袖，并宣告新领袖的行动方针是：将从极左派中分离出来的中派与右派联合。但是1983年工党灾难性的失败促使他重新思索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内战略。在1982年，他还认为工党依靠现有的政策能够击败保守党，因为这些政策已经体现了英国社会和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但是，现在他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工党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否则就决不会有胜利的希望。
不过布莱尔的主张却被左翼指责为修正主义。在大选后不久，强硬左派在布莱尔选区中的斯潘尼莫尔组织了一次集会，会上充满了对布莱尔的敌对情绪。当布莱尔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一些主张后，左派议员丹尼斯·斯基诺抨击他背弃了社会主义原则。斯基诺还指着与布莱尔竞争过塞奇菲尔德议席的莱斯·哈克菲尔德说：“他才是直正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斯基诺的话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大声喝彩。会后，布莱尔对他的代理人约翰·伯顿说：“也许我做错了，我不该说那些事情。”
伯顿答道：“你不必对那些事缄口不语，你不必向党靠拢，相反地，工党应该向你靠拢，应该朝你指的方向加以变革。”
实际上，说布莱尔是一个无耻的修正主义者是不公正的。在富特、金诺克、史密斯分别任工党领袖的3个时期中，布莱尔始终站在工党现代派一边，而且与自己的领袖保持一致。这3位领袖按政治倾向划分，分别属于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有采取当时的立场才能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拥护。
在下院，普通议员还不能享受独有一间办公室的待遇，必须两人合用一间。开始，布莱尔作为一名新议员被分派与一位有极左倾向的议员戴维·尼立斯特同处一室，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尼立斯特是战斗倾向派的成员，虽然富特于1982年就采取措施反对战斗倾向派，但直到金诺克在1985年年会上猛烈抨击战斗倾向派时，这一斗争才算获胜。而尼立斯特和他的另一位同志直到1991年才被开除工党议会党团。
幸好，与尼立斯特同处一室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后，布莱尔就找到了一位令他非常愉快的伙伴，这就是后来成为他的挚友的高登·布朗。在布朗于1987年成为影子内阁大臣之前，一直与布莱尔在威斯敏斯特宫中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俩相识后很快变得彼此非常熟悉，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与布莱尔一样，布朗在演讲时也是充满自信、富有说服力，而且透出某种机智。布朗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贫困状况和就业问题的，他列举了一系列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保守党的负责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的一位官员为了说明就业问题不是很严峻的，讲了这样了一个例子：“做一名玻璃清洁工几乎不需要什么设备——一个水桶，一、二块抹布，一架梯子足矣。”布朗对此评论道：“当首相在选举期间定期地谈到可作为就业机会的梯子时，我不知道下届保守党政府将会有什么更高的招术。”他常用“上你的梯子”来讽刺保守党解决失业的措施。
布朗仅比布莱尔年长两岁，但他的资历却比布莱尔深厚得多。他在进入下院之前就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他是苏格兰地区的工党主席，在党内有一定的地位；出版过几本有关苏格兰政治方面的著作；70年代早期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就已是一名由公众选出的学生政治家，当时布莱尔正在牛津大学就读；1979年在约翰·史密斯的家乡——南爱丁堡选区第一次被作为国会议员候选人。苏格兰工党的政治主张不同于英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伦敦，但是布朗和布莱尔都发现，他们在工党所存在问题上的共识竟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布朗是苏格兰地区工党反对本主义的领导人，曾经与本主义新左派所提议的一系列过激行动，如对由苏格兰工党执委会推举出来的领袖麦克尔·富特进行非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很有意义的是，为了抵制来自本主义者的威胁，布朗已着手为扩大工党的党员基础而工作。他开始构想在党内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计划，依据他的计划，那些现在向工党交纳政治基金的工会会员（即工党的集体党员）将被吸收为工党的个人党员。这一想法表明布朗是相当有远见的。
在与金诺克的关系上，布朗与布莱尔不同。布莱尔在1983年领袖选举中对金诺克和哈特斯利持同样支持的态度，而布朗则是一位纯粹的金诺克分子。布朗一当上议员就加入了金诺克参与领导的左派“论坛”组织，因此在领袖竞选中，布朗自然成了金诺克竞选班子的成员。“论坛”曾是一个强硬左派的组织，成立于60年代，因以《论坛》周刊为活动基地而得名，在70－80年代工党左派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该组织逐渐为温和左派和中派所把持，于是强硬左派分子分离出去建立了另一个左派组织——工党议员论坛集团。
布莱尔是工党中左派组织“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不过该组织只是在基层有影响，作为一个派别组织，在议会中从未起过什么重要作用。布莱尔一直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参加议员的派别组织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不愿在任何这种组织中工作。他认为，作为通向工党改革之路的方式，正当的争辩和工作业绩要比为派系组织工作更有价值。不过他的这种看法和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1985年，他在布朗的说服下加入了已变了质的“论坛”，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组织已成为金诺克分化强硬左派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将可能成为通向影子内阁的一条有效途径。
布莱尔与布朗的政治伙伴关系一直持续着。起初，布朗的地位和职位相对较高，因此在工党内的活动更为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且他以前还在新闻部门当过记者和编辑。布莱尔对布朗能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尤其是能透露政府一些文件的内容深感羡慕。一般的议员能在《卫报》第8版上发表点小文章就感到很高兴了，而布朗则常常问津许多报纸的头版。至于布莱尔，甚至做不到让工党的刊物公布他的“伟大思想”，费边社（隶属于工党的一个政治团体）就曾拒绝发表他在1983年大选后写的一本关于社区的小册子。布莱尔对他的这位朋友非常佩服，深为他的能力震惊。当时，党内很多人都把布朗看成是潜在的领袖人选，而且从未设想过布莱尔会当上领袖。
尽管布莱尔和布朗这两位工党的新星都是金诺克的追随者，但最初却是通过党内右派的支持才得以在党内发达起来的。约翰·史密斯早已慧眼看到了他们的才干。史密斯认识布朗是在70年代中期，当布朗担任他的家乡南爱丁堡选区的候选人的时候；他认识布莱尔则是通过他的朋友亚历山大·欧文的介绍。史密斯很欣赏布莱尔的律师才能，称他是一位绝顶出色的律师，经常向别人举荐他。
有抱负的新议员来到议会后的首要目标就是使出自己浑身的解数尽快使自己由后座议员成为前座议员。反对党的前座议员在议会里可以直接面对政府各部的大臣，向他们提出质疑。要想尽快成为前座议员，就需要多参加辩论，多在议会中抛头露面，并在辩论中展示自己的才干，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同时还要熟悉议事程序和有关议会的法律。而达到这个目的的通常方式是接近议案审查委员会，甚至成为它的一个成员。因为作为一名议案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他所提出的议案更容易被委员会审查通过，从而有机会拿到议会中去辩论。
约翰·史密斯在新的影子内阁中担任劳工大臣。为了起草一个反对保守党搞的工会法的议案，他需要从议案审查委员会会员中挑选两名后座议员来帮助他，他选中两名新议员，这就是布莱尔和布朗。布莱尔早在进入议会之前就曾在倾向于工党的《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后来在1982年成为劳工法案的泰比特议案。1983年，保守党劳工大臣、诺曼·泰比特的继任者汤姆·金提出了一项旨在打击工会的议案，提出：在选举工会领导人、决定政治集会和罢工等重大事务前，工会会员要进行秘密投票。这使布莱尔得到了在议会中展示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