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安出生的那一年，布莱尔家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他们买了房子。那是一座旧房子，但很大，位于特里姆顿火车站附近一所老矿工居住的宿舍后面。这里也是布莱尔新一个阶段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确切地说有4个特里姆顿，相互距离不过几英里远：特里姆顿村庄，特里姆顿农庄，特里姆顿煤矿和特里姆顿车站。后两者目前已不复存在。迁入属于自己的房子后，布莱尔一家算是在伦敦扎下了根，不过这只是家庭生活，他的政治生活的根是在选区。按规定，议员必须居住在自己当选的选区，至少是在其附近，所以布莱尔在塞奇菲尔德又弄了一处住所，定期带着妻儿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也好，那里成了他们家的乡间别墅。1986年，布莱尔一家又从海克尼搬到了位于伦敦北部、海克尼西边的伊斯玲顿。把家安在首都伦敦是个明智的选择。布莱尔常去自己的选区，不过一家人总是在一起，使他能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和由此而产生的饱满激情，而不象许多政治家那样过着让人萎靡的生活。
切丽并没有完全变成家庭主妇，她在工党内仍很活跃。1983年底，她当选为工党协调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再次当选。工党协调委员会那时日益成为中左派积极分子为进入议会而选择的使自己在党内享有盛誉的讲台。切丽的8位同事后来都当上了国会议员或欧洲议会议员。然而，切丽在这一机构中工作了两年之后，认定一个家庭有一位政治家足矣，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建议，优先考虑“家庭和工作，政治摆在第三位”，从此放弃了进入议会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样，切丽也许会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不过，在所有英国首相的夫人中，切丽的文化和政治素质是最高的。
1984年，英国爆发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煤矿工人大罢工，对工党左派来说，这次罢工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作为工党协调委员会执委会成员的切丽·布莱尔是最反对这次罢工的。她与她的同事们的分歧不在于矿工们罢工的理由是否是正义的，而是在于罢工发动之前没有依照法律进行秘密投票。她阐明自己反对罢工的理由意在维护自己的声誉，因为她是个律师，懂得法律。而工党内许多人包括领导层的人此时却对事态的发展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会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尼尔·金诺克后来感到罢工那年在工党现代化历程中是“失败的一年”。托尼·布莱尔对此次罢工的看法与切丽一样。
直到布莱尔出名之前，切丽的知名度主要来自于她是演员托尼·布斯的女儿，而不是来自于托尼·布莱尔的妻子的身份。她自己说过：“我过去是某人的女儿，现在是某人的妻子，我将作为某人的母亲而终结生命。”不过，她很快就进入了“某人的妻子”这一角色，因为布莱尔在进入议会仅17个月后，就被提升到了领导岗位。
1992年大选后，在是否出山竞争副领袖职位这一问题上，切丽曾表示希望布莱尔出山，他劝丈夫不要犹豫不决，看起来她比他更清楚地看到了机会。布莱尔来来回回与她通了很多次电话，商谈这个问题。不过最后布莱尔还是没有听从夫人的劝告，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有人说，布莱尔不参加竞选，是因为他得有更多的时间来照看孩子，切丽后来说，“当他决定将不参加竞选副领袖一职时，欧安说他很高兴爸爸选择了更多地呆在家里。”
在1994年领袖竞选时，切丽成了布莱尔竞选班子的业余成员，积极为布莱尔助选。她总是为丈夫的事业操心，就象他们的朋友查尔斯·法尔科内尔所说的：“她完全投身于托尼的雄心大业之中。”就在史密斯去世前不久，她对人说：“如果我真的不相信托尼所从事的事业，那就太糟糕了。但我很为他骄傲。我想他有很多东西要奉献给社会。我真的希望他成功。托尼名气很大，而我没有，我一点也不为这个事实而苦恼。我在自己的领域有很好的报酬并得到了较高的承认。”她虽然在为丈夫出力，但却不是公开的，她没有显出她已卷入这场领袖竞选运动的漩涡中。布莱尔也深知妻子是赞成她竞选领袖的。当有人问起他的家庭对他竞选领袖的态度时，他说他不会因为妻子的缘故而在竞选领袖上犹豫不决，“切丽毫不怀疑，为了工党，我这样做是对的。”在布莱尔竞选领袖获胜后，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要感谢切丽。
虽然切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把它放在自己生活的第一位置上，但是她仍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不单单当一个贤妻良母。她继续干自己的律师工作，1995年，她成了一名皇家法律顾问，这是英国律师最高的荣誉，而布莱尔由于从事了政治事业，没机会得到这个头衔。切丽说她还想当法官。除了为丈夫助选时外，在其他与自己事业有关的场合，切丽都用自己娘家的姓。就在布莱尔当选上工党领袖后，当有人问及她，如果布莱尔将来当上了首相她是否还当她的律师，她的回答是不容质疑。如果这样，她将是英国历史上首相夫人中的第一位职业女性。
布莱尔有一些女性追随者，其中之一就是他中学时代的女友安吉·亨特。亨特小姐在少年时代就是旧传统的叛逆者，这正是她与布莱尔结下友谊的基础。她直到30岁、已经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时才真正热心于政治。当时她正在布莱顿理工学院读学位，成绩优异，历史学和英语都得了第一级。那时，她下决心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完成自己中断了的学业。1987年大选后，她利用假期为布莱尔工作。1988年3月，布莱尔聘请她为私人政治顾问兼秘书，她在最后考试结束才一周后便来到伦敦，开始全力以赴为布莱尔工作。她追随布莱尔正是因为她觉得他是颗新星，而且会升得更高。布莱尔当上影子内阁大臣后的全部岁月中，她一直是他的一位关系最密切的政治信任者和助手。1994年7月领袖选举后，布莱尔在他的答谢讲话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安吉，他说：“我遇见安吉是在我17岁的时候，在一个晚会上，我们俩都在那儿呆了一整夜。”他还恶做剧地补充道：“那是我的第一次胜利。”
布莱尔和切丽现有3个孩子，两男一女，布莱尔与孩子们的关系都很好，在他们年幼时，他经常照顾他们上床安歇，为他们准备早餐。
在领袖竞选期间，《每日快报》报道了布莱尔和切丽准备把他们的长子欧安送进“伦敦礼拜堂”的消息。“伦敦的拜堂”是一所传统主义的罗马天主教国立男子学校，该校曾借助保守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摆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在领袖竞选期间发出这样的报道是想向人们说，布莱尔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英国传统的教育。几天后，布莱尔在电视中发表讲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父母们要为他们的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我们不赞成政府为孩子们选择学校，但这不等于说孩子的父母因此也不能为孩子选择学校。”
从事政治事业就难免使自己的家庭受到影响。还在史密斯去世之前，切丽就表示过，她很担心公众对她家庭的兴趣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我是个很讲究隐私的人，很想保护我们的孩子。当托尼送孩子去学校时，其他孩子们总是在说：‘我们昨晚在电视里看见你了。’我不想让孩子们长大后仅仅因为他们爸爸所做的事情而感觉很特殊。”可是切丽的希望落了空。欧安才10岁，就已处在全国舆论关注的中心。党内的反对派利用给欧安选择学校这一点来攻击布莱尔，说他很虚伪，因为他一方面攻击政府偏袒某些学校，一方面却又利用这一点为他自己家庭谋好处。有人说布莱尔不能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而牺牲自己的儿子。而布莱尔则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他说：“任何父母都想为他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东西。我不准备基于政治上的是非来为我的孩子做出选择。”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布莱尔一再强调“伦敦礼拜堂”是一所国立综合性的中学，它在招收学生时不考虑能力或背景——除了宗教以外。但事实是，该校在孩子入学前要对他们进行面试，主要是评估家长和孩子的目标是否与学校的目标一致，从而使学校能够有效地以学习能力为标准选择学生。
看来，使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卷入政治生活，这还只是开始，尽管布莱尔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