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以及世界文化的交流，翻译的任务，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需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尽可能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同时也是一个各民族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交流手段。那译者作为译事活动的实践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纵观翻译研究的发展史，译者的主体地位并非一开始就得到认可，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蒙蔽到彰显的演变过程。传统翻译理论将作者视为意义的中心，将译者视为作者的“仆人”，译者必须忠实于作者，必须忠实地传达作者的目的。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语言学翻译论将文本视为意义的中心，强调译文应忠实于原文，注重语言层面的对等。这两个阶段的翻译研究明显忽略了译者主体的存在，无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积极介入。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这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也提高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和主体地位。翻译目的论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解构主义的出现使翻译界出现了译文和原文是平等互补的关系的观点，对译者提出了发掘原文文本意义的呼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以至于“创造性叛逆”亦成为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一部分。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1 期。随着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受到了翻译界的关注，对三者之间相对独立但又相互作用地位的探讨又引出了“翻译的主体间性”这一译者身份问题的新的理论视角，使翻译理论走向了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积极对话。本章节以译者文化身份为核心，从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以及翻译的主体间性几个方面，分析法律语言翻译中译者作为文化操作者的内涵及其表现。
8.1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8.1.1历史视角下译者的作用及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翻译工作可谓源远流长，从有文可考的周代开始便有了关于翻译的记载。以《礼记·王制》还载有周代所设翻译东、西、南、北各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的职称。但有组织有规模的翻译工作始于魏晋时期，及至东汉末年佛经的翻译。在众多译经大师当中，最为知名、成就最大者，当属东晋时期从西域来到平原的鸡摩罗什（344-413）和唐代的玄类（600-664）。佛经的传入使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导致中外文化与传统的碰撞与融合，其结果即便是现在对很多人的人生哲学，处世之道仍产生着影响。作为佛经译者的杰出人物，在当时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尽管如此，在当时世人的眼中，“翻译徒”还是谈不上“文雅”的。唐代的刘禹锡在《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中写道：“勿谓翻译徒，不谓文雅雄。”可见译者的地位在当时知识界之低下。
明末清初的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1552-1610）当时在北京获准建立教堂。此后至清朝雍主年间（1723-1735），先后有数十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外，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许多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对于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些传教士还在还向西方各国译介了我国的一些典籍和文学作品，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沟通和交流起到重要的作用。
清末，“五四”运动前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在我国翻译发展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五四”运动以前是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开创时期。对翻译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当首推严复。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严复是一位主将，他开启了我国近代和现代翻译活动全面蓬勃发展的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比较有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思想家。他译的《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要义，激励中国近代仁人志士进行了民主革命。他还参照了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序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翻译标准。作为清末翻译活动的延续，“五四”运动以后的翻译活动更加活跃，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大量的欧、美、俄、日本等国的名著被译成中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在中国革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我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翻译家，其中有不少人同时还是文学大师，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朱生豪，等等。尽管如此，上述译者所作的工作都是个人或民间自发的行为，并未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肯定。其社会地位仍然低下，翻译工作和译者的地位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官方都没有得到重视。
解放以后，我国的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科学翻译事业进一步获得空前规模的发展。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从各方面封锁我国，科学资料也不例外。新中国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翻译引入各种先进科学资料，以发展科教与经济，无奈只得依靠前苏联唯一来源。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大批翻译俄文资料，在当时科研、教育、经济建设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文革十年期间，翻译事业一度出现萎靡的状态，译者的地位更是从本来就不高的位置上一落千丈。甚至出现了译者不敢署名、出版社强行干预和零稿酬的现象。云霞：“中国翻译史上译者的社会地位”，载《安徽文学》，2008年第7期。
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中，随着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日益 扩大 .翻译事业也跨入了极其繁荣的阶段，翻译人才辈出，各个领域的译著如恒河沙数，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加强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迄今为止，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科研教育、外交外贸及文化传播的许多领域中，译者们都硕果累累，对我国改革开放后近30年的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些年来，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在总结经验和借鉴前人与国外理论的基础上，一直致力于建立一门新的学科——翻译学。这是一门横跨多种学科的领域，旨在揭示和描述翻译的基本规律与过程，为翻译实践与教学以及翻译软件的编制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与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等翻译组织相继成立；《上海科技翻译》与《中国科技翻译》等翻译类刊物相继创刊；目前，翻译课是高校外语专业的必修课之一，有的院校还设立了翻译专业硕士和博士点，专门培养高级翻译人才。翻译理论研究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可以说，今天的译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译者都更受到重视，但无可否认的是，如今译者得到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与其所作的工作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从以上谈到的各个时期的翻译历史来看，千百年来译者的社会地位迟迟得不到认可，译者总是处于尴尬的社会地位。其原因除了政治因素和译者自身因素外，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人们对翻译本身工作性质的传统偏见。所谓政治因素，是指翻译工作未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和认可。从中国历史来看，佛经翻译时期尽管有些译者受到了礼遇、他们的翻译工作得到了支持，但是使他们享有此等殊荣的不是翻译这项工作，而是佛经的特有影响力。明清和民国时期，翻译工作在统治者看来更是无足轻重。尤其是闭关锁国的清政府，一贯藐视外来的东西，更不要说提倡学习和借鉴了。译者自身的因素是指在译坛中为了满足各种功利目的而粗制滥造的译作，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影响，因而无形中贬低了整个翻译工作以及译者的价值。从中西整个翻译史上看，人们对翻译本身工作性质的传统偏见是造成译者长期以来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
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批评遵循“忠实性原则”，要求译者以原作为中心，努力寻求作者的本意，使译文与原作达到全方位的契合。在此过程中，作者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而译者只不过是他忠实的“翻译机器”。历史上，译者曾被冠以“舌人”、“媒婆”、“译匠”等不公正的称号，认为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从关系，译者是没有丝毫主体性可言的。十八世纪法国的翻译理论家巴托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只能紧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僧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得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十七世纪英国的John Dryden 就说过“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他们“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都是主人的”。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3页。这是因为翻译不是创作，译者不如作者。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历尽艰难，跋山涉水，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可是衡量译作好坏的标准却是：译者要隐形（invisible）、译文要忠诚（faithful）。这些主张和原则，虽然表述不同，但集中体现了作者中心论的翻译思想。在译者的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认可的传统文化建构下，对译者研究呈现出极为消极的状况。
8.1.2译者主体性
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和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史分不开。早期翻译活动及对翻译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哲学的特征，受哲学发展的前两个时期的影响。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而不是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作为人的规定性称之为人性，而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是主体性。众所周知，早期的翻译基本都在宗教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圣经》的翻译。由于当时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圣经》的内容及形式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不容许修改，以宗教的权威来压制译者的主体性，迫使译者完全“忠诚”于原文，译者成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奴隶。追求的也是“文本意义”（即哲学上的物质及存在），完全忽视译者，译者不过是一个传声筒，是隐形的。在西方哲学界，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研究，是由笛卡尔首先提出并于十七世纪开始。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引发了哲学上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笛卡儿的“我思”强调的是作为思维主体的人，一个具有先验理性的人。它都必须始终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而‘语言’则仅仅是自我的工具，受自我的支配，被用来表达和再现自我的思想”这实际上等于确立了语言是世界的表征，语言与所指事物合一的这样一种语言观。语言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实现的只是充分的表象功能。在这种语言观的统治下，文本的作者被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作者意图成为意义的本源和终极的参照。语言成了表达作者个人意识的透明工具，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图的忠实记录。在这里，作者=原意=文本意义=读者发掘的意义。这就要求理解者回到和重新进人过去文本特定的处境中去，尽量用过去的眼光看过去，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意图的再现，翻译就是重新表述或重构作者的意向或思想。因此，忠实地复制作者的原意理所当然成了译者们殚精竭虑所追求的目标。为了忠实原作和重建作者原意，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把“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信达雅”等翻译标准视为金科玉律，流传至今。
20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史上出现了诸多学派，其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对翻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主张文本的意义是来自语言内部的结构，是确定的，具有客观性，强调译文应忠实于原文，注重语言层面的对等。结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来自语言内部的结构，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者的主观意图决定的，语言符号和它所指代的现实之间也没有本质的直接联系。这样，作者意图中心论让位于文本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在翻译研究中表现为翻译的语言学。因此，翻译被当做一种纯语言的实践，要求原语与译语对等，“忠实于原文”，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是建立在消除文化差异和译者主体性的基础上的，过分强调文本的客观性。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对译者主体的排斥和否定，忽略了译者主体的存在，无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积极介入，导致译者的主体性遭到抑制。
近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这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翻译界对翻译主体性、翻译家的文化地位以及翻译主体意识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取得了很大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随感点评式的研究向自觉理论化的方向过渡，逐步彰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声援。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主体性贯穿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与委托者协商翻译要求、分析翻译目的、选取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源文的理解与阐释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