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水性杨花的女子。田洁知道这件事后，一天晚上醉意汹汹地冲到我房间来抱着我痛哭，我推开了她，并毫不掩饰对她的厌烦。她便更加认为是她伤害了我，抱着头蹲在那里哭天抢地，不住地用最恶毒的言语咒骂自己。他们一个样，总是在占到便宜之后认为伤害了我。他们似乎都很会后悔和自责，可最简单又最悖论他们给不出答案的问题是，那又为什么当初要占我便宜呢？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后悔与自责绝不是为了解脱内心的自我折磨，而是企图更多地占我便宜，至于具体原因我根本懒得去猜测。他们没有伤害我，如果我不愿意，谁也伤害不了我。真没必要，我瞧不起田洁，虽然她看上去是那么发自肺腑。但年长如她，仍然没有了解社会真相，或者尽管了解仍然假装不接受，假装不承认，把真相残忍地拒之门外，而活在一种虚妄的温暖、情义与感恩戴德里。这就是她活得不好的原因，我一直这么认为。七千块与一夜情之间，孰轻孰重，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甚至有些庆幸，当我需要七千块时，我身为女性，如此年轻，并且尚有几分姿色。我从不愿意也很惧怕自己和田洁一样，被一些无谓的思想束缚住手脚，正如在真相之外挣扎一样在财富之外彷徨。这是一个为钱可以不择手段的时代，守住某些可笑的东西，留下的只能是笑柄。
那个年轻小个子男医生开始没完没了地向我道歉，道歉最后竟变成了纠缠。他抱着一个企图负责任的十分可笑却并不单纯的目的约我吃饭、喝茶。在一个秋天的下午，喝得双眼迷蒙的他竟然借散步之机骗我去民政局门口，掏出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在那里不停地晃，信誓旦旦地说他要跟我结婚。有一刻我确实被他感动了，我也显得认真而热情地看着他，但我知道，我的认真和热情都是假的，我内心里真诚而炽热的情绪调动起来要多么费力，又多么的无以为继。秋天的风肆无忌惮，藏掖着冬天的气息并向我昭示着不可言说但无处不在的淫威。这种淫威从身体内外交相撞击着，我的心倏地冷却下来，那一刻真像从火烧火燎的夏天一下掉进了冰窟里。我的心冰凉无比，感到一种透骨的冷，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再也不会有热情了。
而他依旧在那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必须对我的那摊红血负责任，而我又是个多么好的女孩。很难能可贵，面皮如此之薄的他终于直截了当地提到了那摊红血，那代表什么呢？什么也不代表！那只是一摊红血而已，男人看重的东西其实分文不值。尽管他已经满面通红，我仍然大声呵斥他不要再提了。那一刻，我其实真想上前去抽他几个耳光，让他瞬间成熟起来，我想求他别再以一个小男生的态度对待世界了，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复杂、无情得多。但看着他可怜的样子，我甚至有些于心不忍，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把那摊红血馈赠给他。于是，我开始也像一个纯真的小女生一样，向他道歉，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个好女孩，不配让他这样。我突然觉得这些话很无聊。我仿佛不自觉地掉进了某个自己设置的魔咒里，只有靠谎言和自我解嘲才能解脱。
而他依旧不断重复我很可爱这类的话语。我不胜其烦了，开始不留情地攻击他，说他看错了，并用除掉撒娇什么都不会的小女生的腔调斥问他如果我不是好女孩他就不负责任了吗？他显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长时间愣在那里。男人们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掌握了世界和真理，其实他们永远掌握不了女人，连理解都理解不了。他们比女人还容易活在自己设置的桎梏里，自我安慰，自我满足，自伤自怜，还以为就此拥有了天真、爱情和怀念。
我终于走上前去，伸手打落了他一直擎举手中的两个证件。风一下子就把它们卷跑了，我看着他踉踉跄跄地奔过马路，蹲在对面灌木丛中埋头寻找的样子，放肆地笑了起来。那一年，我二十三岁，刚毕业。用毛主席的话说，风华正茂。确实，我笑靥如花，纯真的外表摄人心魄，但我知道，那时我的心中就充满着一种多么可怕的邪恶。它是那么无所顾忌地完全攫取了我。我不是它的奴隶，我只是它的道具，与它相伴而生，相随而活。而这一切，我愿意用一句时髦的话赋予其理由，那是因为社会漠视我，我需要用同样漠视社会的态度进行报复。而报复社会的最佳也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摧残自己。当然，这话也只是闲暇之余百无聊赖中找一个好玩的理由而已，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小个子医生报复我的方式更简单，他把我介绍给几个男同事，都是人到中年的色鬼。我真不想再一一阐述了。这毕竟不是一个适合写自传的年纪，还有，毕竟有些心痛。这些定格的陈年旧事或许在多年以后的某个日子会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一个于此司空见惯的年代，偶尔跟谁说到这些问题，最令人感动的答复也不过是个“哦”字，然后摆出一副同情加吃惊宁死不相信的并不复杂的表情。我需要别人的同情吗？这可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没人逼我。当然，我每次都让那些男人感觉是他们在逼我。我只想利用他们令人发笑的内疚赚取更多的钱，这只是一种策略。策略是超越廉价同情之上的。如果非要说，比如某一天，我面对审讯，我会说，我那时也会大义凛然地说，全怪这个社会，让我毕业即失业，全怪这个社会，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保护我这样美丽的弱者，是这个社会，让美丽招惹了罪恶，是它，让美丽与罪恶永远纠缠不清甚至沆瀣一气。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虽然，这是许多人认可的理由，而他们，也只是为这些虚妄之语而生而活。
五个男人，他们有家室，有孩子，还有不值一提却被他们那么看重还自认为是要挟我的法宝的社会地位，一一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其实这没什么好自豪的，对他们，我太了解不过了。只要是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无论美丑，他们都愿意。他们中有时是一个，有时是两个和我在一起。每一次，我都有羞耻之心，而他们没有。所以，我重申一次，我只是道具。他们玩弄我，其实是他们心中的魔鬼在作祟，他们只不过是玩弄自己罢了。
两年过去，我在他们身上赚了十万多。够了。这话出自田洁的口，她不止一次地警告我够了，并痛哭流涕地告诉我，她现在每个周末都去清凉寺烧香，她感到自己有罪恶，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她悔不该当初拉我进来，虽然与她的初衷相悖，但仍旧是她毁了我。
她毁了我吗？没有。我仍是我，我什么也没少。我以前埋藏于心中的仇恨倒得到了释放。好了，她还跟我说，明天，她指天发誓面目狰狞，明天就断了你的药源。她真断了。
没关系。我的方法很简单，我直接找到医院院长。把自己找律师写的起诉状呈给他看。院长是个眉目慈祥动作慢悠悠的老家伙，但谁都知道，这些都是表象。他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跟我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十分迅速地把五个男医生全部揪来办公室。五分钟就让他们内心如焚又透骨心寒。每人自愿赔偿我五万元。
我放过了那个小个子男医生。因为他当初对我是真心的。我不相信真心的持久，但我相信那一刻。为那一刻，我也曾有一些真心的感动。
三十五万，两年青春，于此画上等号。我总是喜欢下些定义，那么，我就把这个时代称为狂乱的时代吧。“狂乱”这个词，不入耳，但很实诚。没有什么能衡量一切，只有人民币。
田洁的离开，我没有感觉，只觉得有些怅然若失。我开始回不去了。其实，我想回哪里去呢？我曾经有过拿这些钱回去读书的想法。但把用那摊红血换回来的钱交给一文不值的教授们值得吗？
我去了一个最适合不过的场所。酒吧、茶楼、休闲中心，她们对我基本都欢迎之至。最终，我选择酒吧，理由很简单，这里有酒，尽管二锅头要自己买，还被别人瞧不起。他们真无聊。
下一页有两行颜色不一样的字：不写了，没意思。帕斯卡尔说：矛盾，蔑视我们的生存，无谓的死亡，仇视我们的生存。
周良
周良看着医院幽深长廊上的吊灯，那里面幻化出无数个他儿子的影子。吊灯浑浊的橘黄色光线散射在白绿相间的墙壁上，也幻化出无数个他儿子的影子。周良朝这样昏昧不清的影子轻声呼唤，周王，周王，我是你爸爸。影子没有回应。一阵风起，影子随吊灯一起前扑，又折回来。在这明暗交错之间，周良看清楚其中一个深重的影子背后是一摊呈放射状的鲜血。有一个初来人世的惊愕哭声从他右侧的某个病房里传出来。医院就像一个产人流水线。周良在心里为这种想法懊恼不堪，催动所有的影子一起扑过来捶打，将自己完全淹没。他盯着左手第三个门足足半分钟，仍没有动静，就在心里催动影子重新来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