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显然不认为战略本身就必然代表着诡诈的意思，并且他还认为出敌不意与诡诈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克劳塞维茨将诡诈当成是每一次出敌不意的行动得以成立的必要的基础条件，但是，他所反对的则是将诡诈等同于欺骗的做法。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也正是因为如此，诡诈“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和欺骗很类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诡诈和欺骗只是在最终所达成的结果上有所相同，“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毕竟还有所不同。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因而，克劳塞维茨最终对于诡诈的定义是，“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尽管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诡诈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史中很少记载这些情况，而且在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它们也很少是突出的。”
“战略的活动不是别的，只是采取同部署战斗有关的措施。战略不像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可以单纯在口头和文字上进行活动，发表谈话，草拟声明等等。但使用诡诈进行欺骗时，所要利用的却主要是这些廉价的东西。
战争中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例如，透露只是为了骗人的方案和命令，故意向敌人泄漏假情报等等。这些活动在战略范围内通常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在个别碰巧的场合才是合适的，因此不能看做是指挥官可以随意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通过部署战斗等这样的活动使敌人受骗，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兵力，而且活动的规模越大，花费就越多。人们通常都不愿为此付出这代价，因此，所谓佯动在战略上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况是很少的。事实上，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来装模作样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不发生作用，而在决定性地点上这部分兵力却无法使用了。
指挥官能够经常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平凡的道理，因此他不喜欢狡猾灵活的把戏。单调而严肃的必然性经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使他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总之，在战略这个棋盘上，是不存在诡诈和狡猾所不可缺少的灵活性的。”
克劳塞维茨因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诡诈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偶尔可以被使用并且产生效力，“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为必要，更为有用。”
此外，克劳塞维茨还认为，诡诈只是在我方兵力薄弱、其他的作战方法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才会成为必然的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是他对于这种情形下所实行的诡诈的看法是助长胆量进行冒险活动：“人们越是在绝望的处境中，就越想孤注一掷，而诡诈也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在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胆量和诡诈可以相互促进，并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一道也许还可能引起火焰的光芒。”
克劳塞维茨可能意识到了在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利德?哈特强化的迂回作战这种间接路线模式的巨大效能，但是，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一贯思维模式自然而然地使他对于这种迂回作战模式并不特别在意。这一点出现在克劳塞维茨对“先遣部队的行动方法”一章的论述之中，在这一章中，克劳塞维茨反问说“先遣部队为什么既能够等到最后的时刻，又能够进行抵抗，而且不致于遭到重大损失的危险呢？”克劳塞维茨对此的回答是敌人也是以先遣部队来摆在行军的最前沿而并不是以战压倒性优势的主力来直接与我方的先遣部队接触的，由于敌我双方的先遣部队通常在规模上差距并不悬殊，因此我方的先遣部队完全有时间来侦察敌人的行军状况和从容应对敌军即使很快前来支援的主力部队。随后，克劳塞维茨就很自然地设想了我方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优势敌人时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在抵抗优势敌人时，主要的危险永远是军队有可能被敌人迂回和遭到包围攻击，因而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而克劳塞维茨却并不认为这种危险是可以经常发生并足以致命的，“先遣部队在适当的阵地上抵抗时，这种危险往往是很小的，因为行进中的敌人常常摸不清我军主力距离先遣部队有多元，因而顾虑派出的纵队会遭到来自两方面的火力夹击。”因而，“行进中的敌军总是使各个纵队大体上保持在同一条线上，只有在确实查明我方情况以后，才开始小心谨慎地迂回我军的这一翼或那一翼。”而敌军在侦察我方确切情况的时候，则正好给我方先遣部队作出反应提供了机会，“由于敌军到处这样摸索和小心谨慎地行动，我方先遣部队就有可能在真正的危险到来以前退却。”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一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都会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且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追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的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而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理论要是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自然，经验是这些真理的必然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当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