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3日。星期六。天空下着沥沥小雨。
上午九时，一辆黑色别克轿车驶出省城金沙，沿南下的高速公路急速飞奔。
车内坐满了五个人，他们是原江经济报《绿周刊》的部主任章彦及其父母、《绿周刊》主编于之恒和司机李蒲。
除了两位老人是局外人，三位年轻人今天要去到林州市五岭县执行一项特殊使命。究竟是什么使命，史社长没有说，章主任也没有说，因此，新来的于之恒并不知道，他出发的时候心里感觉有点像电影里的特工，充满了神秘感。
“于之恒，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到原江经济报来是受了不少委屈的，但很多时侯我也是爱莫能助。你虽然大我两岁，我却觉得你比我幼稚，你把整个社会想象得太简单了！原江经济报今年刚好创刊二十周年，以前报纸是办得不错发行量也大，但是最近几届报社领导把报纸搞得稀里糊涂的，报纸越办越差发行量越来越少，好多名记已经跳槽了。去年中央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下大力气整顿报刊发行，砍掉了一大批报刊，中央和省直辖市各部门办的报纸都不准再搞强制发行，一律走市场。省新闻出版局未砍掉我们的报纸，实在是给了省政府信息中心一个大面子。可惜我们报社领导还未警醒，依然保持官僚作风靠省政府这个码头混饭吃。整个报社从上到下都在抓紧时间和机会利用报社的招牌赚钱，报纸办得好不好都无所谓。所以，你不要指望马上扭转这个局面，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且牵涉到方方面面很多人的利益，就算你是天才，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你只有入社随俗少操空心想法设法捞钱捞名就行了。比如这次我们执行的特殊使命，你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包你一夜成名成为全国著名记者。”31岁的章彦看上去比33岁的于之恒还要老练，他从前排副驾驶位上转过头来对坐在后排的于之恒讲话。他名义上是《绿周刊》的主任，实际上也是《绿周刊》的老板。
原江经济报是原江省人民政府信息中心办的机关报，本来是对开四版的周六报，交邮政局发行，期发行量在五万份左右。由于去年下半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搞了一次全国报刊大整顿，砍掉了不少报刊，报社领导说要趁热打铁，按照广东省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之类的品牌报纸一样，走自己的路，谋求特色发展，决定今年开始自办发行。可是发行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销量也就急剧下降。报社为了节约成本，将报纸改为周三报，每周二三四出版，周二是《金周刊》，主要发金融保险和税务方面的稿子，每期四版；周三是《产经周刊》，也是报社的主打品牌，主要发国企改革、名厂名牌动态、汽车、房地产、IT产业、重大经济案例等消息，每期十六版；周四是《绿周刊》，主要发农业、林业、食品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消息，每期四版。这样一来，报纸的总版数虽然未变，仍为二十四版，但报社在其中玩了猫腻，《产经周刊》是收费的，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歌舞升平形势大好之类的专版或擦边广告，期印刷量三至四万份，而另两份周刊只有几千份。章彦原来在《原江广播电视报》当广告员，去年底听说原江经济报将《金周刊》和《绿周刊》对外发包，所以他通过关系以１２０万的年广告任务承包了《绿周刊》。用章彦自己的话来说，除了自己不能戴绿帽子，其他任何人和单位、行业都可以冠以绿字，甚至有人开始提绿色GDP这个新概念了，所以他相信凭借省政府这个码头是可以赚到钱的。
“我真不明白你们是怎么想的。从报社领导到部门领导好象都不在乎报纸的质量，大家只想着如何去拉广告赚钱，很少听说有人想点子抓有影响的稿子。难道你们忘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古话？报纸办得这么差，谁会来打广告？”坐在后排的于之恒有些冷淡，其态度令章彦的父母都吃了一惊，以为儿子与他有些不和。
“我说你这个人就是这么死板，脑子转不过弯来。我刚来时跟你一样书生意气，经常跟社领导提意见，也想把报纸办得更好一些，结果费力不讨好到处碰壁。后来我想通了，报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也不可能在经济报呆一辈子。自己只要打着它的牌子到处拉广告就是，只要每月完成１０万自己就可以提成３０％，超过部分倒过来，报社留３０％我拿７０％，至于报纸办得怎么样关我卵事！”
“这种报纸下面也有人买帐？”于之恒问。虽说来报社不久，但他看了一些报纸，觉得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有的版面甚至俗不可耐。
“嗨！你不知道，下面的人拿我们当老爷一样招待。”司机李蒲插嘴了：“我跟表哥经常下到各县，报纸虽是省信息中心办的，但我们的名片上印着原江省人民政府主办，而且办公地点就在省政府大院，所以那些书记县长特别客气，称我们是省里来的领导。”
“市里的人比较猾，对我们相对要怠慢一些，除非你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章彦补充道。
“报纸萎缩到这个地步，大家怎么办？”于之恒问。
“除了个别老员工，对大多数人来说报社没有最后的晚餐，所以大家只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拼命捞钱。”章彦回答说。
“唉！”于之恒叹了一口气：“没想到堂堂省政府大院里的报纸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李蒲说：“这并不奇怪呀！现在中国正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任何行业迟早都要面临竞争，优胜劣汰嘛！俗话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你还记得早些年的威力洗衣机和中意冰箱吗？如今都已被淘汰出局啦！”
章彦接着李蒲的话说：“是呀！如果我们报社的领导还不醒悟，只怕也难逃被淘汰的厄运。”
于之恒问：“难道就没有一点挽救的希望？”
章彦说：“希望不是没有，只是时机未到。报社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大面积换血和重新洗牌，但操纵此事的不是你我。听说现任社长兼总编史慧琳是个女强人，去年初她刚调过来时也曾想大刀阔斧地改革，但最后在报社错综复杂的人际和利益关系面前臣服了。除了自办发行勉强通过，改版也是三年前就提出来了的，其余的机构改革和人事改革遇到了不少阻力。她曾开玩笑说她在报社遭受的阻力不亚于朱鎔基９８年出任总理推行改革时所遭遇的阻力。”
于之恒问：“看来，我从作协跳槽到经济报是一种失误。”
章彦：“也不能这么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你在作协编《原江文学》杂志，接触面肯定没有报社这么广，要纯洁得多！到报社当记者，是要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所以看待问题和处理事情更需要理性，这样才能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
章彦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又没有什么文化，所以他们坐在后排于之恒身边像一对哑巴，面对三个年轻人的谈话根本插不上嘴。
车冒着沥沥小雨疾奔。
章、于、李三人的聊谈在继续。不过，李蒲只是偶尔插嘴。
就在章、于两人聊得兴趣盎然时，章彦的手机响了。章彦一看，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林州市五岭县双河乡姜甸村负责接待他们的村民打来的。对方问章彦等人到什么地方了。
章彦一看手表，哟，已十一点二十了。于是，他回答说：“差不多了，大概再过半小时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