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一、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二十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整个右江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4月初，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中原大战开始。桂系参与反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亲率桂系主力北上湖南参加中原会战。正是在这军阀混战的空隙中间，桂系主力北上，红七军才得以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巩固了右江革命根据地。
但是，右江红色烈焰的熊熊燃烧，早已引起了蒋介石的忐忑不安。
7月初，在中原战局刚刚变得对蒋方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便即刻下令，命云南滇军龙云，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
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也是渔翁得利之举。
滇军攻桂，主要目的是趁桂系北上之机，抄袭桂系后方，牵制桂系的讨蒋行动，同时，又打击右江的红色政权。利用滇军进桂，一打桂系，二打共产党，真是一个“以夷制夷”，不伤蒋介石个人实力分毫之绝妙好计。
针对这种形势，红七军撤出百色，向思林撤去。
滇军，素来勇猛善战，这次以卢汉为总指挥，师长张冲为先锋，率三个师来打广西。两万人的滇军，浩浩荡荡，的确气势不凡，而且一到右江，他们就占了百色，于是乎便更加趾高气昂。不想滇军大将张冲带领部队继续向南宁进发的途中，于平马附近的果化一带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红七军的伏击，恶战一场，滇军死伤五六百之多。经过这一战斗，气势汹汹的滇军真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以后再未敢与红色区域为难。
1986年，我们随父亲去广西桂林，在游览漓江的时候，父亲曾回忆起当年在广西的战斗生活，他说到这次伏击滇军一战：“云南军队能打仗，最沉着。但是每个兵都是两杆枪，一个是步枪，一个是烟枪。抽鸦片烟走不动路，所以滇军是打防御战打得好。我曾经与张冲打了一仗，在百色东面平马附近。张冲是云南的战将，滇军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后来张冲参加了革命，他是彝族人，解放后才死的。”
与滇军一战之后，红七军也伤亡二百多人，因此部队便开到平马，进行整训。
红七军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注意到部队的改造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同时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废除军阀作风。七军的各连队，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都建立了党支部，在战斗中发挥了党组织在军队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七军前委之下各纵队设立队委，各营设营委，各连设连支部，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党的领导系统。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前委还十分重视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理论水平。
七军各连队的士兵委员会，一般由七人组成，由连队政治指导员召开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群众民主管理连队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因此由士兵委员会负责贯彻党的决议，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废除军阀主义，维护部队纪律，管理部队物质生活，贯彻官兵平等的原则，同时对驻地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党组织领导下的士兵委员会的建立，是工农红军根本区别于旧军阀部队的标志之一，是红军战士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有力组织形式。
在平马，为了提高军队政治素质，红七军军部举办了一期为时三个月的教导队，以培养连排基层干部。
据七军老战士磨力回忆，教导队共培养了一百多名学员。邓斌政委亲自主持开学典礼，亲自作了形势报告，还亲自给学员讲课。邓政委几乎每隔几天就给学员们上一次政治课，讲授的内容有工农民主政权问题、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等。“他讲课能够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记得他讲到土地革命问题时，明确地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铲除封建基础，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红七军在对部队进一步进行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整训的同时，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颁发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及《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等指导性文件。
由于进行了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欢欣鼓舞，热情高涨，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由于贫苦青年农民的参军，红七军的部队成份大大地得到了改变，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红七军在右江约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在整训的同时，还与豪匪武装作战。父亲说过，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
为了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保护秋收，红七军决定在整训之后于10月初出发向河池地区行动。
红七军老战士莫文骅回忆：“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胜利完成。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有几千农民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就使红军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为四个纵队，全军发展到八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按父亲的说法，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
1930年9月间，由袁振武率领的红八军余部，历经六个月的转战，终于到达河池，与红七军胜利会师。从此，红七军、红八军，汇成广西革命的一支英勇的武装力量，开始了新的征程。
自1930年2月间父亲向上海党中央汇报广西工作离沪回桂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失去了与广西的联络。
4月，中央给七军前委一封信，称“自小平同志去后，中央没有得到你们的报告，仅从反动的报纸得到你们一些消息。”
同月，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前天广西左右江已有交通来，隔绝很久的消息，到现在才能恢复，但可惜他们带来的两件报告因缮写技术不好，致糊涂不清，只知其大概。”
到了6月，中共广东省委因经费缺乏等困难，还未打通与广西红七军的交通联络。
6月16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发了一封指示信，上面称：“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
在这封信中，党中央重申了立三路线的观点，认为“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极大可能”，要求“革命首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之内胜利”，在南中国要争取广东的胜利，“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同时批评七军前委对于李明瑞、俞作豫的态度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问题”，是“没有遵照中央正确指示做法，故结果遭受机会主义的失败！”
可以看出，上海立三中央因对七军前委一些作法不满，又联络不上，情绪十分焦急。
因此，党中央为了在广西更有保证地贯彻“左”倾方针，特派邓岗（又名邓拔奇），前往广西指导工作。
9月31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拔奇）来到红七军。
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前委会。会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红七军前委决定，七军由四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十九、二十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的阅兵典礼，以鼓舞士气，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韦拔群率领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
10月4日，红七军主力七千余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整装北上，向桂黔边界的河池地区进发。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朝气蓬勃、士气旺盛之时，他们怎么会想到，他们的总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的心里，却是思绪万千，很不平静！
原来，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到来后，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取得一省或几省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命令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以配合红三军团夺取武汉，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除了军事部署以外，邓岗还传达了中央对广西右江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批判，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
党中央的新的战略部署和对右江土改工作的批评，引起了父亲的沉思和忧虑。
对于革命形势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不同看法，对于红七军这支七千多人的红色革命武装力量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不容他不深刻的思考，不容他不心存忧虑。
一省或数省先胜，进而建立革命政权，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就是“立三路线”的战略布局。
那么，什么是立三路线，它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在下一章里，我有必要作一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