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采访诸多的革命老前辈时，有一位革命老妈妈在给我讲述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历史以后，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候，我们的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和左右摇摆的时期呀！”
事情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总要经过从幼年无知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成人这一过程，同样的，一个党，也必得经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年的左右摇摆到成熟以后的坚定强大这一进程。
自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创立以后，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个期间，曾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几个历史阶段，而在长达近十四年的战斗历程中，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用他们的英勇斗争和顽强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和巨大的革命成果，但是，由于党的路线、党的政策一再的变化，由于党的领导者的决策和认识一再的失误，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的不当影响，致使中国革命的道路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风险，遭受过那么样令人痛心的损失！
父亲曾经说过，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从未形成过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
从1921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建立了红色武装，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同时，也经历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挫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员人数由成立时的五十多人，迅速发展到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1927年，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和中共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使得大革命惨遭失败，共产党人锐减到一万余人。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后，党中央进行了改组，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顽强战斗，卓有成效地迅速恢复了组织和开展工作，到了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上升为四万多人。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起义，湖北的黄麻起义，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西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贺龙等领导的湘鄂边起义，彭德怀等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等。在这些起义中，公开打出红旗，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各苏维埃红色政权和红色革命根据地。在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色区域还进行了土地革命运动，使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举行的党中央紧急会议，及时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进行红色武装斗争的方针。“八七”会议，具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党中央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的错误开辟了道路。
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集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上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会议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其“总策略”的核心便是进行武装暴动，进行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这种暴动的实质是强求工人暴动，搞“城市中心论”，而对农民暴动的估计，也过于盲目乐观，认为甚至可以发展成农民总暴动。
在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坚决支持。
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领导下，中央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全国总暴动的“总策略”，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暴动，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暴动先后失败，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瞿秋白的错误指导方针，曾在党内受到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同时，共产国际也对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不到半年的时间，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基本结束。
瞿秋白，生于1899年，江苏常州人，曾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第四届到第六届中央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期间，虽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他接受了中央和同志们的批评，在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后，继续为党努力工作。他曾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打击，曾在上海与鲁迅一起领导了“左联”的工作，著有约五百万字的作品，后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武平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六岁。
李维汉是这样评论瞿秋白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像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1935年被捕以后，他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因此，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犯过错误，但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他才华横溢，斯文隽雅，却又坚定顽强，视死如归。他的一生，绝非“如歌的行板”，而是一首悲壮的交响诗。这样的人，子孙后辈、千秋万代是会永远纪念他的。
1928年6、7月间，为了避开中国白色恐怖的险恶局势，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总结了过去革命工作的经验教训，反对了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正确地估价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还决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确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革命纲领。但是，这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对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等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因此而留下了再犯“左”倾错误的后患。
党的六大还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过分强调工人成份，使得根本不能胜任的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常委主席（相当于总书记）。
早在“八七”会议之前，陈独秀便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六大以后，他拒绝中央给他分配的工作，联合了一些观点相同的人，反对六大路线和党内对他的批评。他进一步提出了取消主义的政治纲领，认为南京政府的国民党统治已经稳定，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还组织了反对党中央的小组派别活动，因此1929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以后，陈独秀便自立门户，联合各托派，组织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省江津县，死时62岁。
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五四”运动以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中央局书记（总书记）。他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是中国进步青年心中的偶像；他曾经当过六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他个性很强，固执己见，是党内有名的“大家长”，因此他非但不能接受意见、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反而和党分道扬镳，从此失去了他人生的光彩。最后，正当全国进入抗日战争高潮的时候，他却默默无闻地病死他乡。所以，可见，一个革命者，无论他曾经多么著名，无论他个人的贡献曾有多么之巨大，当他离开了革命的群体，离开了革命的队伍之后，他的影响和作为就会黯然失色。因为，中国的革命，不是依靠任何一个个人，而是依靠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的集体奋斗，才最终取得成功的。陈独秀的悲剧正在于此。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领导人，无论他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无论他的错误曾造成过多么大的危害，但只要他没有走向反共、反人民，甚至充当汉奸卖国贼的道路，后世的人们，总会全面评价其功过，总会把他放在他应得的公正的历史地位上的。
前面说过，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确定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路线，因此在六大以后，党的组织结束了涣散状态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930年9月，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增加到十二万二千三百多人，白区工作得到了整顿和发展，一些中心城市，如武汉、广州等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赤色工会会员达到十万以上。
到了1930年年中，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了较快的发展，建立和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全国正式红军共十几个军，连同地方武装力量共约十万人，开辟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赣南、闽西地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近两万人，纵横驰骋数百余里，形成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在湘鄂赣边地区，由彭德怀等率领的红三军团，下辖两个军，形成了具有一万五千余人的武装力量。
在湘鄂西地区，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建立了有部队一万人，在长江、汉水之间的红色根据地。
在鄂豫皖地区，由许继慎、徐向前领导的红一军，建立了有部队五千余人、二十多个县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在赣东北，在方志敏、邵式平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个县，两千余红军的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七千余人，建立了右江十一个县的革命根据地。
此外，在苏中，在广东东部，在陕甘边和陕北等地区，都建立了规模不等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
在军阀割据、相互混战、无暇他顾的大好时机，全国各地，特别在军阀势力薄弱的南方各省交错之地，红色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得到了发展壮大。星星之火，现已成为即将照亮中华大地的燎原之势。
与此同时，各革命政权建立以后，迅速开展了土地革命。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民族工业十分薄弱，因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先解放千百万贫苦农民，发动农民，形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军。中国的革命，实际上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在土地革命中，许多根据地排除了“左”、右倾干扰，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路线。由于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获得了人身解放，大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广大农民拥护红色革命政权，踊跃参加红军和支援前线，使根据地的革命形势一片高涨，有力地壮大了红军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在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和革命力量增长的时候，中共中央内的某些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党内本未彻底肃清的“左”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由向忠发主持，李立三为主导，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夸大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力量，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坚持“城市中心论”，提出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形成革命高潮，紧接着举行武装暴动，达到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党的策略总路线”。
由此，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基于这一“左”倾冒险路线，中央规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并下令全国工农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中央命令：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以夺取整个江西；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和长沙；红一军切断京汉路以进逼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并最后夺取广州。最终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同时，立三冒险主义还制定了白区各大城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
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立三中央对他们扣上“调和派”、“取消派”、“右倾势力”等帽子以行压制。恽代英、何孟雄、林育南等同志因反对冒险主义而遭到压制和打击，乃至受到组织处理，被排斥出中央和撤销、降低职务。这些作法，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错误。
为了切实保证贯彻立三冒险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党中央还派了许多特派员，到各苏区和红军去指挥和监督。
派往广西红七军的代表，就是邓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