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江华后，发现此地环境比道州还要恶劣，而且一点党和群众基础都没有，红七军只能再度跋涉，先向广东连州前进，再翻湘、桂、粤三省交界的老苗山，一路不断地与地主武装交火，最后于1931年元月中旬到达广西边界的桂岭山区。
在桂岭，红七军休整了四天。此时的红七军，兵力已不足四千。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商量后，决定将部队进行整编，将原来两个师的建制改编为两个团，为提高部队士气，以主要官长兼任团长。原十九师缩编为五十五团，龚楚为团长，邓小平兼政委，下辖两个营，共一千二百余人。原二十师缩编为五十八团，总指挥李明瑞亲兼团长，下辖两个营，有一千三百多人。军直属队还有八百多人。全军还有六挺重机关枪和三门迫击炮。
这样改缩以后，组织比较严密，且军首长亲任团领导，原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干部较前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又得到了一些恢复，而且吃穿问题都得到了一些解决，官兵的情绪也有好转。
桂岭，地处桂、湘、粤三省交界之处的重要位置，其时正值广东粤军和云南滇军大举向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进攻，在桂粤边界上气氛已很紧张。而且桂岭一带地主豪绅力量强大，民团也多，地方反动武装还强迫老百姓集中在炮楼不许出来。这些，都给红七军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因此，红七军决定离开桂岭，向广东方面的连州地区进发。
行不多久，即出了广西地界，进入广东，1月19日到了距离连州城六十里的东陂后，七军即讨论是否攻打连州，经权衡利弊后，决定不打连州。根据龚楚的建议，决定还是北上湖南，到湖南的宜章一带，因为那里原来就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且地势险要，利于生存。七军乃向东北方向开进。
途中，在1931年的1月17日，七军到达离连州八十里的星子，时闻前往湖南的途中已有湘军千人布防，因此七军又折返连州。
红七军的到来，引起连州敌人万分惊恐，乃放火烧城，企图阻挡七军。七军闻讯，立即入城救火，使得连州城没有全部毁于烈焰。红军救火的英勇行动，大大地感动和教育了连州市民。市民和商人们主动为七军筹款、筹粮，慰劳七军，还接纳了百名红军伤员。
到达连州后，红七军的总部署还是想北进到湘南地区，在那里站稳脚跟，建立苏维埃和开展土地革命，并补充红军。因此红七军再度掉头北上。
1月底，红七军途径广东星子，30日到达广东乳源县梅花村一带。
其时，正是隆冬未过，腊梅正开的季节。
梅花村是湘粤边界的大村，离七军的目的地宜章已经很近。三年前，朱德、陈毅领导宜章起义，梅花村曾住过红军伤员，群众基础较好，因此，七军前委便决定在这里着手发动群众，为创建苏维埃做好准备。经过数日的工作，发动群众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同时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了六十支枪。
在梅花，部队刚住下，中共湖南省乐昌县委派宣传部长谷子元前来和红七军联系。谷子元带来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
看到这些文件，父亲和红七军前委才知道，原来，早在去年的9月，也就是他们在河池之时，党中央便已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立三路线！
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这个时间上的差距，竟使红七军辗转作战数千里，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减少三分之二！
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大的差误，回想起来，怎么能不令人深感震撼！
逝者已逝，无可挽回，也没有时间去挽回。
红七军刚在梅花住下几天，2月3日，他们即得报，说粤军邓辉一团从星子方向追来，七军前委认为，只有一个团的敌军，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乃决定进行战斗的军事部署。
仗一打响，敌我双方一经接触，才发现，敌人的兵力绝非一个团，而是三团之众，其中两个团是由乐昌方向过来的。
错误的情报导致了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决定导致了失败。
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而又残酷的一场恶战，红七军歼敌一千多人，但本身伤亡亦很大，最后于黄昏时撤退下来。
在这场恶战中，七军损失巨大，伤员不下二百，二十师师长李谦、五十五团团长章健等英勇牺牲，七军参谋长龚楚、五十九团团长袁振武、五十八团营长李显等负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部队人数只剩二千多人。
对于梅花一仗，父亲记忆深刻。1992年他到广东时，还曾感慨地提起他在广东的这些战斗经历。他万分惋惜地说，在梅花一仗中，牺牲了许多重要的干部，比如李谦！
1931年2月5日，梅花村战斗结束，在掩埋好牺牲的战友后，红七军退入山区。
经梅花一战，七军损失严重，兵力疲惫，部队情绪不佳。
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在中央苏区休整部队，并任命张翼为五十五团团长，冯达飞为五十八团团长。
在安排好了二百多名伤员后，红七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的带领下，向西开拔，强渡乐昌河（即武水）。
中午时分，邓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过乐昌河，不想此时敌人由乐昌、韶州两处用汽车运来部队，阻止我军过河，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仅过了一个连，便为敌人炮火截断而不能渡河。
经乐昌河一役，红七军又被割断为两部，五十五团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向江西进发；五十八团则由张云逸率领继续在湘粤边界迂回，最终渡过乐昌河，向江西方向前进。在此期间，红七军的两部失去联系，全无音信，直到4月中旬，两部方才在江西永新会师。
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的带领下，突破了企图阻止红军过河、并将红七军全歼于此的敌人的围击，一千多人的队伍经过广东北部仁化地区，向北直入江西。2月8日左右到达内良，在这里，他们欣喜地遇到了中央湘赣边特委领导的崇南游击队。
江西，毕竟是我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发祥之地。这里，有党的组织，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有地方游击武装，有中央正规红军，比起广西来，真是另外一番天地。所以，红七军一进江西，便遇到了自己人。自己人，哪怕只是一支小小的地方游击队，也足以令人倍感亲切！
红七军虽然几经挫折，几损兵力，但仍不失为威名远扬、英勇能战之师，因此，红七军一到江西，敌人的报纸立即登载消息：
“李明瑞率红七军入湘赣边”；
“李明瑞率红军由小道趋乐昌仁化”；
“粤北民军散兵及当地农匪联合响应红军第七军，牵制我军攻击红军”；
“红军第七军分两路入湘南攻赣”；
到了这个时候，敌人仍然密切注视着红七军，仍然不敢小视红七军！
红七军在游击队的安排下，安置了伤员，还听取了情况介绍。
他们得知，这一带尚属游击区，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六十里外的崇义县城还是敌占区，但敌人兵力较弱。
红七军乃决定，北进六十里，拿下崇义！
红七军以较强的战斗力和兵力上的压倒优势，很快占领了崇义县城。
崇义，在江西西南部，此地地处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离井冈山约一百公里，已是我红军湘赣根据地的外围地带。2月14日到达崇义后，即得知离城二十五里处有我红军三十五军的一个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三日后，红七军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会见了中共赣南行委的同志。
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红七军决定在崇义开展工作，以崇义为中心创建一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建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在粤赣大道上，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
红七军在乐昌渡武水河时虽被分割为两部，但后来东进途中一路无战事，武装没有大的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人员千余（其中党员约占四成），枪支近八百支，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五挺。在崇义，为了加强地方武装，七军把崇南游击队改编为红色独立营，派出军事干部加强地方武装，还特拨八十支枪给苏维埃政府和新建之独立营。
在崇义二十几日后，红七军迅速创造了几个区苏维埃政权，在全县形成了一片红色区域，与此同时，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工作开展比较顺利，部队也有了暂短的休息，战斗力已大大恢复。
在此期间，恰逢1931年的旧历新年。也就是在公历2月17日那一天，崇义家家户户辞旧迎新，过了一个平平安安的新年。红七军全体指战员，也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与民共乐，享受了一个欢乐的节日。
过了年后，七军得知，敌军对崇义之红军已不能安枕，在讨论红七军的行动时，赣南行委书记等提出，崇义地区原本是游击区域，群众基础薄弱，如敌大军前来，恐不能立足。在崇义东南的信丰一带，我三十五军已经离开，红色区域正逐渐失去，因此建议红七军开到信丰一带，以便巩固信丰的红色政权。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和前委委员李明瑞、许卓商议决定，采纳行委的意见，将部队转移至信丰地区。
在崇义时，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一消息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因为，对于王明此人，他向无好感。他想到，自从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邓小平指定，他走了以后，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邓小平一再叮咛，红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跟完成任务，在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方向靠拢。
交代完工作后，父亲告别了李明瑞，告别了这个与他共创红七军，共同开创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友，离开了崇义。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与李明瑞的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父亲和许卓一起，先到离崇义三四十里的一个镇子去，一是看望留在那里的百余伤员，二是和行委的同志讨论和布置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并商定由行委的交通员送他去上海汇报工作。
在父亲告别许卓时，听见远处有枪声，他再度叮嘱，必要时，部队可向井冈山靠拢。
此后，父亲化装成一个买山货的商人，由行委派一个交通员带着，步行几天经粤赣交界处的大庾，到了广东的南雄。
南雄当时是我党的一个主要的交通站，由一对姓李的夫妇主持。父亲在交通站上住了一夜之后，即由他们派另一位广东的交通，带领步行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的一个旅馆住了半天后，又由交通代买了到香港和由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当晚由广州到香港，并很快再由香港坐船到了上海。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