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中旬，父亲和阿金两人由上海上船，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了交通站，即由交通站派一广东同志带路，径直北上，经广东边界大埔，顺利地进入福建的永定，这里已经进入中央苏区的地界。然后，他们再向西北经上杭、汀州（长汀），最后向西，跨过闽赣边界，到达江西的瑞金。
这时已是1931年8月间。
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认为，目前攻打中心城市不可能取得胜利，应把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以发展革命力量，并决定向湘赣边界的山区进军，在湘赣交界之处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和军队要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项任务结合起来。而井冈山地处江西、湘南之间，远离敌人中心城市，且山势险要，易于攻守。这个地区曾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地方群众基础较好，还有中共的地方组织和地方群众武装，最宜作为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个伟大转变的起点。
1927年底到1928年，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广州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相继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功地在井冈山开辟了一片革命的区域，并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中央批准，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共一万余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1928年底，敌人成立了湘赣两省“剿匪”总部，纠集了二十五个团，约二万余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猛扑。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红四军三千六百人的主力开始向赣南转移，留彭德怀率红五军等留守井冈山。
2月，红四军攻占赣东南的宁都，此后由于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将湘粤赣三省军队抽调到武汉地区，闽赣境内空虚。乘此机会，红四军先进闽西，再转赣南，连克闽西长汀，赣南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到了6月，红四军在赣南、闽西边境进行游击战，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相继建立了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
1930年，红四军打退了敌人的“会剿”，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又打通了赣、闽、粤三省红色区域的联系，解放了赣南大片土地，建立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各项工作蓬勃开展。1930年初，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扩大为拥有八十五万人口、纵横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十万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土地，各县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1930年6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红四军前委将红四军、红六军等部队整编，成立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形成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掉转头来，集中兵力，“围剿”他的心腹之患，红军。国民党军十万部队，于11月间开始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采取了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先是诱敌深入，而后中间突破，接着各个击破，到12月30日，全歼敌军九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经此惨败，并未罢休，狂妄地叫嚣要“三个月内消灭共军”。1931年2月，蒋介石令何应钦带队，调军二十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制定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红军三万余人，经过十五天的激战，横扫七百余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立即又于1931年7月，集中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还带着德国的、日本的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坐镇江西省会南昌，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采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方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声东击西，巧妙回旋，使得敌人不知红军主力何在，成天疲于奔命地追跑，却又屡遭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的袭击。经三个月的时间，敌军最后撤退，而我军则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枝。
蒋介石亲自出马督阵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就这么的失败了。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及周围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蒋介石不顾民心，不顾国耻，“先安内，后攘外”的如意算盘，在坚不可摧的红军面前，彻底破产。
父亲到达江西瑞金是1931年8月，其时正是红军主力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刻。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父亲到那里后，发现瑞金县的党政领导权，已被反革命分子篡夺，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仅瑞金县城对面的一个山上就有百余人被杀害，群众情绪很大，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正在瑞金，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也到了瑞金。当时他们与上级还没有建立联系，他们和邓小平一起商议，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邓小平和谢唯俊、余泽鸿二人，首先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革命干部平了反，然后召开了县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并着手发动群众。不久，瑞金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发挥起来了，特别是大多数本地的农民干部情绪很高。有了大批的群众和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的支持，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在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中心迁到瑞金，瑞金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红都”。
为了庆祝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红都”瑞金召开了五万人的盛大祝捷大会。父亲说过，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父亲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曾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话。
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鼎沸，整个瑞金一片革命热情高涨。
有了在广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地方工作的经验，使得父亲在瑞金的工作进行得得心应手，十分顺利。
对于在瑞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父亲却常常提起。1992年的一天，我们全家在吃饭，我弟弟六岁的儿子小弟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的。看着小孙子这么能吃的样子，爷爷笑了，他说：“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你们看，小弟不就是三岁小子，吃死老子！”我们都笑了，我对父亲说：“应该是六岁小子，吃死爷爷！”
父亲肚子里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他太不爱讲述自己的过去了。如果他能像这次这样多讲点儿，我就可以“多捞点稻草”了，这本书也就可以更加生动一些了！
父亲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1932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将邓小平调离瑞金，到瑞金以南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1972年秋天，父亲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打倒后谪居江西时，他和母亲二人曾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们从南昌南下，先到井冈山，凭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遗址，后向东南，到瑞金、会昌、寻乌等地。这次到瑞金，离他在瑞金当县委书记，已时隔四十春秋有一之久。虽然他当时，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未复出工作，但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曾令父亲感动不已。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
在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中央苏区和其他各革命根据地。
1931年6月，“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给红军及各地方党组织发出训令，说由于反动统治的政治危机继续增长，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当前党的紧急任务是力争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这个训令，就是要红军不顾现实状况地去攻击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敌军，把整个的湖南、湖北和江西都变成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错误地决定，革命时机正在全中国成熟，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在望，红军要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王明中央还气势汹汹地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组织上发展了宗派主义。对于那些对“左”倾政策怀疑、不满或不积极拥护和不坚决执行的人，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并对这些同志在组织上和人身上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使用对敌人的斗争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
1931年4月，上海的党中央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中央代表一到中央苏区，就像太上皇一样发号施令，横加指责。他们劈头就指责，红一方面军的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斗争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土地、党政关系、工人运动等问题上，中央都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加以斥责。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中央代表团的把持下，“完全同意”了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会议指责中央苏区在根据地、红军、土地、政权、工会运动、反帝运动、共产党与共青团、肃清一切反动派的斗争方面犯有“错误和缺点”，指责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认为红军还没有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攻击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有很大的错误”，致使“群众没有发动”，“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苏区”。会议还十分错误地要求在党内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在红军的问题上，会议强调必须“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会议最终排斥了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工作的正确领导。
与此同时，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本来，这是一次群英聚会、庆祝胜利的盛会，但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这次会议以错误的“阶级路线”为原则，规定地主“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等等过“左”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左”的高压气氛，使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阴影。
父亲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许多苏区的同志，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铁路工人出身的红军将领“王胡子”王震。
父亲还说过，在这之前的一次大会上，他曾远远地看见了李明瑞。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相见，本应令人十分高兴和激动，但是，父亲知道中央对自己的不悦，又鉴于那时的“左”的气氛，为了不影响李明瑞，父亲竟然没有上前去与李明瑞打招呼。他们二人，只是远远地相望了一下。这，也是父亲与李明瑞见的最后一面，后来，李明瑞终于没有逃脱“左”的魔掌，含冤被杀。
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的制定，给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性。而这些错误的决定，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
从此，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方面要面对敌人的强大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要与“左”倾错误路线相抗争。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命运，经受了一系列险象环生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