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教条主义的唬人架式和党内本身存在着“左”倾情绪，在中国共产党内，很快形成了一条比立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的，而且更加气焰嚣张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1931年4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党的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下，成立了临时党中央，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实际通过博古操纵和掌握党中央的领导权。
这条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肆虐几乎同时，也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国土上发生了另一件事，把中华民族几乎推向了亡国灭种的深渊，这就是中国东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29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起自美国，很快波及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1930年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量下降44%。1933年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已近二千万人。这场经济危机，不但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各种矛盾，而且由于资本家为了把危机中的损失转嫁给殖民地人民，因而激化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
1931年9月，趁英美等国正在措手不及地忙于内部事务之时，同时也趁中国的蒋介石正在全力以赴“围剿”红军之时，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1年9月18日，日本武装进攻我国东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竟然下令“不许冲突”，严禁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结果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发地退入了山海关以内，张学良落得个为国人所误骂的“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不到五天的时间，日军几乎全部占领辽宁、吉林两省。
短短的三个月，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完全为日军占领。
1932年1月，日军不战而得我东北后，更加肆无忌惮，悍然进攻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上海。5月5日，蒋介石同日本签定《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驻军，答应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并下令原本在上海抵抗日军的第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赴闽“剿共”。
对于蒋介石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不是首要的敌人，大片国土沦丧也不算什么，他的心腹之敌，乃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1931年11月30日，正当国难当头之日，蒋介石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意思是说，不先除共产党，就谈不上抵御外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奇怪的逻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为之大哗，纷纷愤怒声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要求政府抗日。1931年9月28日，南京学生义愤填膺，捣毁了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同年底，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学生在南京请愿示威，被蒋介石派出的军警镇压，当场有三十余名学生被杀，一百多名受重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抵抗外敌，却血腥镇压学生的行为，使得全国上下更为愤怒。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求蒋介石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抗日的自由权利。
1932年9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等地的要求抗日的人民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本来，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该把握时机，尽一切之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抗日斗争。但是，在王明把持下，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却极不恰当地错误估价了形势，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国内，则主张“打倒一切”，并认为已具备了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提出了进攻城市和总罢工等冒险主张。由于这些错误主张和口号，使得中共丧失了机会，并脱离了各个阶层的抗日群众，使同盟者和同情者纷纷离开。
蒋介石趁此机会大肆镇压，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党的力量日益削弱。在白区，党的组织几乎百分之百地遭到破坏。到了1933年初，连为“左”倾分子把持的党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已难以容身，不得不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后来，由于电台遭到破坏，连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都“不幸”中断了。
在历史的长卷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这一章，就是这样翻开的，国有国耻，党有党误。
父亲是1931年初回到上海的，其时正碰上这国难、党误的最错综复杂之时。
他回上海半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听他一次汇报，没有见他一面。他也不知道，在他4月29日写出《七军工作报告》之前，同样赴上海汇报工作的原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和一位名叫阎衡的原七军人员，早已在3月9日和4月4日分别向中央写出了关于红七军的报告，他们除了详述七军的经历之外，用许多“左”的观点分析了七军的成败得失，特别是在阎衡的报告中，观点尤为激烈，例如指责七军的阶级性表现得非常模糊等等。
王明的中央，是一个比李立三的中央更加“左”倾的中央，他们一方面对前来汇报的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不予理睬，另一方面则于5月14日发出了一封《中共中央给七军前委信》，以高高在上和极其严厉的口吻，对红七军的工作横加批评。
信中以“左”倾的姿态指责七军前委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阶级路线的缺乏。认为七军的路线，“很明显的是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但同时又充分的表现出这条路线下所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富农路线”。信中说，七军转战数千里，但从没有做过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做没收土地与改良他们生活的斗争，对商人、地主都表示出特别的谦让（这主要指的是七军沿路向地主商人礼貌筹款的作法——作者注），而且七军内部充满了失败逃路的情绪。“我们认为，立三主义‘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明显的了！”
从以上寥寥数语，即可看出，王明中央，是多么的“左”，多么的咄咄逼人，多么的横不讲理，多么的会用大帽子压人！
信是发往在江西的红七军的，身在上海的红七军政委邓小平早已被“打入冷宫”，根本就不知道中央对七军工作的如此严厉的批评和对他本人的不满。
但是，王明中央对于他的那种明显的冷淡，他是心中有数的。
父亲曾谈到，于是乎，在上海，他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
5月份的时候，我的二叔邓垦到上海上学，找到了父亲。父亲带着他，两人一起去江湾公墓看了张锡瑗的墓地。
父亲说过，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这样终日闲住，无所事事呢？于是父亲通过交通向中央要求，回七军去工作。中央答复，没有交通联络，未被批准。以后，父亲又向中央请求，到苏区去工作，大约在1931年6月间，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去苏区之前，约在5月和6月之交，中央命父亲去驻在芜湖的安徽省委巡视工作。父亲与一位安徽籍的交通一起赶赴安徽，到了芜湖，上岸后，父亲在一个饭馆等候，由交通先去省委机关接头。不久，交通便回来了，告诉父亲说，安徽省委机关的暗号没有了，机关已被破坏。鉴于情况十分危险，当天，他们即买船票回到了上海，向中央报告了情形。按父亲的说法，就是“交了差”。
7月中旬，父亲从上海上船，经广东赴江西。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女同志，名叫金维映，人们都称她阿金。
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与父亲同岁，1904年出生。阿金于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宣传，毕业后任女校教员，1926年组织女校师生响应“五卅”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捕，经营救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展妇女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1930年任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和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
父亲和阿金是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同被派往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
父亲这次离开上海，是自他回国后第三次离开上海。
第一次，是1929年夏季，在他二十五岁时，踌躇满志地受中央之命奔赴广西组织武装起义。
第二次，是1930年1月底，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来是奉命汇报工作，去则是经历了一番丧妻失女的悲痛，并十万火急地赶回军情日紧的前方。
第三次是1931年7月，也就是这一次。当他乘船再度南下之时，已又是一番春秋了，红七军的七千里转战仍在心头萦绕，党的前途命运又几多疑问，中央苏区的工作则令他向往。
两年的时间，才仅仅两年的时间，仿佛是转眼般的短暂，又好似无比的漫长。
两年的时间，又是军旅，又是战火，又是胜利，又是曲折。
这日月星辰，是一年一度照旧地过；而这人，却是一年一变，岁岁成熟。
此时的邓小平，已将满二十七岁。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他又丰富了阅历，正在日趋更加成熟和深沉。
而他的未来，则将是更加充满战斗激情的，更加如火如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