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江西寻乌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广州起义，后从事农运工作，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苏维埃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
他们三人都是坚决抵制“左”倾政策，因而，与邓小平一道，受到了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场批判“邓、毛、谢、古”的斗争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在另一篇《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中，点名批判会昌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口”，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于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又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
3月下旬，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被派到万泰、公略、永丰解决有关问题。
3月底，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由中央局代表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3月31日，会议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对邓小平实行了围攻，决定“加强和部分地改造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召集各级代表以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障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会后，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撤销其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4月，“左”倾宗派主义继续对邓、毛、谢、古四人不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责令他们作出“申明”和“检查”。邓小平等四人并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未作丝毫让步，旗帜鲜明地与“左”倾宗派主义者进行斗争。他们两次写出声明书，在声明书中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观点和作法，并把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污蔑、攻击和不实之辞顶了回去。他们毫不妥协的立场，更加触怒了“左”的领导，他们以更加凶猛之势向邓、毛、谢、古发起了大规模的围攻。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这次人为制造的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打击和斗争了邓、毛、谢、古四人，而且在“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口号下，从上到下，把坚持正确意见的省、县直至支部的各级干部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会寻安、永吉泰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中央苏区的其他地区也不得安宁，宜乐崇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宁广石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等都受到了打击。各地还撤换了大批干部，造成党内人心惶惶。在会寻安三县，宗派主义者们一边排挤掉反对“左”倾政策的人，一边轻率地提拔了一批新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由于只能执行“左”的政策而谨小慎微地工作，致使苏区南部形势日趋严重，敌人步步深入，直接威胁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给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邓、毛、谢、古虽然受到批判、斗争，乃至撤职与处分，但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是久经锤炼的革命者，他们最终也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始终坚持真理，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忍辱负重，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们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向谬误低头？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意气用事？为什么他们不因此而离开革命队伍？
这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具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虽然有时会遇到曲折。他们相信，他们的党始终是伟大的，尽管有时会为谬误所误导。他们相信，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是前途光明的，虽然途中多有险阻。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真正的革命者。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领导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七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作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他们三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经历了“左”倾错误的打击，不到三十岁便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都是多么好的青春时光啊！谁不珍惜青春，谁不热爱生命？而他们，为了革命，则义无返顾地全部奉献了。
现在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岁的青年们，你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是在校园内努力学习？是已走上工作岗位勤奋工作？还是终日闲散碌碌无为？遇见社会上和个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事，你是意志坚定，信念明确，胸襟宽阔，勇于克服？还是是非不明，刚愎自用，或者意气消沉，牢骚满腹？
面对那些与你们有着同样的青春年华，而又经历过与你们大相径庭的生活道路的革命先烈们，你们是否应该悟出一点什么人生的哲理？是否更应该学习一点做人的准则和气概呢？
是啊，在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挫折和困难总是难免的。有的人在挫折面前畏惧了，有的人在困难面前怯步了。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对于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邓小平来说，在其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中，困难和挫折，早已成为寻常之事，而每当他战胜和克服了这些挫折和困难之后，他便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二千多年前，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就曾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是说，祸福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甚至是可以转化的。一件事情的发生，究竟是祸是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这要因人而异，也会因时而异。
在中央苏区遭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这次事件，当时的确使父亲在政治上蒙受了相当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四十年后，这个在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积极的因素。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邓小平被当做“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1971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妄图早日篡权，阴谋谋害毛泽东未遂事泄，在逃跑时因飞机坠毁而自我灭亡。1972年，邓小平在他正在被软禁的江西听到了林彪罪行始末的传达。他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自我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就是神圣的最高指示。
从这个批示开始，父亲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了转机，并终于于1973年3月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1975年，父亲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的“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父亲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材难得”等因素以外，三十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也就是“毛派的头子”。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三十年代的这一场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记得的，而且记了整整四十年。
这，是当时挨整的邓小平连想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