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父亲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后，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了乐安不足十天，又令他回到省委，原因据说是，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不久，父亲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王稼祥在战斗中负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贺昌负责。
贺昌在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父亲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两人非常熟悉。父亲这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同志们也对此很是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
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有一个女同志，就是朱月倩。
朱月倩的丈夫霍步青曾经在上海时期的中央军委工作。在上海时，霍步青夫妇、周恩来夫妇和父亲、张锡瑗同在一个党小组过支部生活。后来霍步青到江西中央苏区后，和父亲也时常见面，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县委书记，关系比较密切。
朱月倩告诉我说：“霍步青是四川齐江县人，和你爸爸两个人是老乡。他们两个人在江西，都是背驳壳枪、穿草鞋、打绑腿。他们有时在瑞金见面，就一起去吃面条。在那个时候，肉丝面条就是好东西了，鸡呀、肉呀都吃不上。你父亲虽然年轻，但很开朗。当时王明路线，许多干部受迫害，小平同志提出意见，反对王明的极‘左’，王明就打击你父亲，给予最严重的党内警告处分。霍步青也受到了党内警告。可是你爸爸毫不在乎，还是又说又笑很开朗，从来没有愁眉苦脸。他们都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1933年9月，霍步青得病去世了。福建省委书记陈潭秋把我调到总政治部工作。你爸爸是总政的秘书长，什么事情都要管。那个时候，霍步青刚刚死了，我又怀着孩子，精神很不愉快，你爸爸常常劝我。由于有过张锡瑗的教训，你爸爸让我要生孩子时早点告诉他，好作准备。我临产时，你爸爸派了一个担架，三个人抬着，还把他的警卫员派了去送我，二十几里路送到医院。生下孩子后，我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孩子连一件衣服、一块尿布都没有，只好用我自己的衣服包上。我写了一个条子给小平同志，说小孩没有衣服和尿布，请帮我代领我这一份红军公田，让我买几件衣物。那时候，红军有公田，每个红军都有一份收成。你爸爸回了我一个条子，说，月倩同志，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不应该要红军公田这一份，应该让给战士。他给我领了十块钱的生产费，四块钱的保育费，叫警卫员送来，给我解决了问题。他既坚持原则，又关心下面的同志，而他对自己，却并没有什么照顾。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干部。”
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工作上兢兢业业，原则上绝不让步；对同志非常关心，为他们做实事但不溢于言表；对自己十分严格，无论遇喜遇悲都不轻率地形于颜色。
其实，在那个时候，父亲不仅仅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也有波折。
在他遭受批判以后，1933年，阿金离开了他。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涅超俗的境地。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生活上的一波一折，都让父亲赶上了。
生活上，他已是两度失妻（当然，原因不同），而政治上，其实这才是他遇到的第一次磨难，而且是最小的一次磨难。三十三年以后，他还将要遭受两次更大的政治上的打击。
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复出得一次比一次光荣，一次比一次震撼人心，这种经历，的确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世人评论，这三起三落，使得邓小平的一生富有特别强烈的传奇色彩，令人赞叹。一位撰写邓小平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UliFranz）写道：邓小平“用非凡的能力战胜了政治上的三起三落和无数阴谋诡计，并且每次都向他生命的目标更接近一步。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但是，一辈子没有经历过任何磨难挫折的人，他的一生，一定平淡无奇。
父亲在1933年经历政治和生活上的挫折时，已是年近三十的人了。
别人是三十而立，而年近三十春秋的邓小平，却早已经历得太多、太多。连政治上的大风大浪都不畏惧的他，当然更不会为个人生活中的不愉快而过分的在意。
阿金和父亲一起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和父亲分离以后，她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1933年10月，阿金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好评。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阿金和红一方面军的二十几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第二纵队，也就是“红章纵队”，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任务是沿途发动群众。后来，阿金被调到中央直属的一个干部休养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在这个休养连中，大都是身患疾病的女同志和年龄较大的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和老大姐。长征到达陕北后，阿金担任过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疾病，阿金也是如此。因此，1938年，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病。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其时阿金正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医院治病，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有七。
父亲在总政治部任秘书长的时间并不长。两三个月后，因为秘书长一职没什么事做，父亲要求另调工作，想多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父亲做这个工作一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妈妈对我说：“1933年我从莫斯科学习回来，在中央苏区看到你的爸爸，那时候他犯了错误，被撤了职，在总政治部编红星报。我被分配在少共（青年团）中央当宣传部长。我们少共离总政治部非常近，中央局一座房子，总政治部一座房子，少共一座房子，都在一个村子里，没几步路，隔得很近。我们那时候是一帮子年轻人，在乡下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吃完晚饭就串门子。我们这些人很喜欢到贺昌的屋里玩，很喜欢和你爸爸天南地北地吹牛，因为他知识多。他是很乐观的。他怎么挨整的，怎么离婚的，都是贺昌告诉我们的。贺昌在总政治部实际上负责工作，他非常同情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非常能干，受了好多委屈。后来我当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任务，你爸爸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红星报还登了你呢！”
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
中央档案馆尽其可能，将现在所搜集到的红星报汇集成册。虽不完整，但已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1931年12月11日的创刊号上，庄重地写着《红星》二字，下方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出版”，上方通栏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红星报头期头版头条的“见面话”说得明白：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
“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