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该怎样去作。”
“他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种军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来哪一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方法。
“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无论哪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他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他也可以答复。
“他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作游戏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总之，他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的任务。”
这份报纸面对的读者，是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这些从工农中来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文化大都很低，甚至还有许多的文盲。那个时候，没有其他的报纸、书刊，没有广播，当然更没有电视了，因此，这份红星报，自然地成为了中央苏区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消息来源和学习材料，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很好的阵地。
从1931年12月到1933年5月，是红星报的第一个阶段，共出版三十五期。其中第一到第十二期，是铅字排版；第十三至第三十期缺收；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五期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红星报的第二个阶段，是从1933年8月6日到1934年9月25日，期刊顺序号重新开始从一排起，共出版六十七期。现搜集的集册中，缺第六十七期，其中有十期还是从国外搜集回来的。这六十七期为铅字排版。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红星报又出版了七、八期。由于红军开始了长征，所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
这一个时期，也就是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这七十多期红星报，就是由父亲主持编印的。
红星报在遵义会议后又继续出版了十多期，到1935年8月3日后停止。停止的原因可想而知，红军已踏上了更加艰苦的长征道路，继续办报已经不可能了。
父亲并非文化中人，更非新闻报界人士，但是对于办报，特别是办革命报刊，他并不陌生。遥想十年前在法国的巴黎，他就与周恩来等一起办过中共和青年团旅法组织的刊物《赤光》，还被美称为油印博士呢！
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在法国的那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红军干部。
这十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年，多少事件，多少人物侧身而过；多少体验，多少思绪长驻心头。这些经历和经验，特别是政治水平的提高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使得他办起报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翻开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虽然是铅字排版，但常常会有父亲手写体的标题。手写标题，显然是为了醒目内容和活跃版面。父亲那时的笔体，相当隽秀有力。
父亲告诉过我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父亲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的确是的，一个“主编”，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每期至少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小。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周恩来、朱德、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罗荣桓、聂荣臻、陈云、陈毅、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和社论，其中最多的当属周恩来，因为那时他是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的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不署名的据我分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等。
抛开数不清的各类文章、报道不算，仅就这些社论来说，可以说，比起当年在法国时，父亲无论在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上来说，都大大地跨上了一个台阶。撰写这些文章的这枝笔，政治思想成熟，充满战斗性，法国时期的那些尚带幼稚之气，已一扫而光。
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从这些不显眼的小的内容，可以看出，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
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的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我想，只要看看这些红星报，你就会明白了。像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的确是忘我的，是把个人的荣辱利害全都置于不顾的。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地指挥千军万马，也能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个人算得了什么！”
现在听起来，有人会认为这可真是一句老话，一句套话了。但仔细想想，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那一代的革命者，那一代的红军战士，真的就是这样的。
在当时，面对艰难困苦而未丧志的，又岂止是父亲一个人？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都是这样顽强而又乐观地战斗着和生活着的。
李维汉的一段回忆，可以使你更加详尽而又形象地了解这些革命战士。
“中央苏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现在年轻人不太清楚。当时中央苏区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其实，前线战士的生活也不好，只比后方人员多给些盐，饭能吃饱。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搞生产，粮食运到瑞金，是用肩膀挑来的。因为粮食不够，后方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还吃不饱。吃饭前，每人把分给自己的米放在蒲包内拿到厨房去蒸，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当时不是分饭吃，那么，吃得快的就多吃了，吃得慢的就少吃了。在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吃大锅饭是不行的。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每餐的菜都很少，菜是没有油的，盛菜的容器是铁制的小盆，菜连盆底都盖不住。每天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我们就饿得发慌。晚上也是如此。心中发慌，就在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又起来工作。当年红军的生活与现在解放军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盐运不进苏区，就自己熬硝盐。由于敌人封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那时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那样艰苦的条件，毫无怨言，一心为革命。老百姓分到革命胜利果实，得到了利益，也积极拥护革命。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大多数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人，背上还背着布单子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密切，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是的，那时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艰苦的，那时的对敌斗争是无以言状的残酷的，如果不是有着军为民，民拥军，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秀作风和传统，那么红军早就会被强敌打垮了。如果不是由于拥有这么一批无比英勇、无比坚定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革命，忠诚于党的事业，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