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而在一开始，它却不是叫长征，而是叫作转移。
它的路程，也并非从一开始就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当时想的，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到那里和红军的另一支部队，即红二、六军团会师，然后再作计议。
长征开始的时候，中央的领导是这样组成的：博古（秦邦宪）任党的中央总负责人，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张闻天（洛甫）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周恩来，总参谋长是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由李富春代）。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顾问是李德。
毛泽东是早已被架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掌握在执行王明路线和受王明控制的博古手中。军事指挥大权，掌握在军事顾问李德手中。而王明，则早已跑到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依仗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遥控着中国的党和军队，掌握着中国革命的命运。
中央红军开始出发了。
聂荣臻是这样回忆的：“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随着主力转移的红军战士，是去迎接新的战斗，是去开辟新的天地；而留下来的，却将要面临难以想像的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他们中间的许多的人，坚持住了斗争，最后冲出敌人的重围去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则在和敌人的激战中，壮烈牺牲，长眠于中央苏区的青山绿水之中。
父亲，随总政治部机关一道，被编在“红章纵队”中，随着红军主力，开始了长征。
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父亲被留在了中央苏区，那他的革命生涯，将会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来。这两条路，虽然终点只有一个，但是，结局则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秋风乍起，关山肃穆，中央红军大部队静悄悄地，但却是急速地向西行进。
这个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行动，是由李德，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指挥的。
有那么多久经沙场、具有丰富战斗和指挥经验的中国红军将领不用，却把整个工农红军的前途命运交给了这么一个毫无经验，又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外国指挥官。这，真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的一页悲剧。
李维汉深有感触地回忆：
“长征初期，整个中央红军的部署是错误的，可以说是个笑话。
“中央的两个纵队在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在后。中央纵队的两边是一、三军团，他们是战斗队，作战的主力。五军团搞后卫，任务是保卫这两个纵队的。此外，还有二十二师、九军团，都是新兵组成，把他们放在离两个纵队更远一些的地方，也是做后卫的，任务是箝制敌人。几个主力军团主要起保卫中央纵队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保卫大搬家，还谈得上什么运动战？怎么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样的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因而处处被动挨打。”
聂荣臻回忆：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刘伯承回忆：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间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写道：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实在避不开，就硬拼。我这个二纵队司令不了解军事情况，只是按命令走。军委把命令传给二纵队参谋长，参谋长再把命令传给我。我根据命令内容，分析行军的方向。有时，我想今天可能要爬山了，因为大路会遇到敌人不能走，后来果然是爬山。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几乎天天都被敌人尾追，掉队的很多，收容队里的人员大量增加，部队人员大量减少。我所在的‘红章纵队’，也是稀稀拉拉的，实在走不动了，才慢慢地把东西扔掉，把一捆捆苏维埃银行的纸币烧掉，把机器也打烂了。我看到年轻的战士牺牲在路旁，心里很难过。后来‘红章纵队’因大量减员而缩编为三个梯队，教导师补充到前线作战去了，我也由纵队司令兼政委改任梯队长。
“由于天天夜行军很疲倦，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我们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湖南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只走了一千多里路，平均每天才走四十多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要转移，蒋介石正当一着得胜、踌躇满志之时，岂能坐视红军从他的手下溜走，于是在红军一开始向西挺进时，便布下了三道封锁线，欲把红军全歼于西进途中。
当红军刚刚离开瑞金，还未走出江西地界，就在赣南的赣州、信丰、安西一线，遇上了敌军从北向南一字排开的第一道封锁线。10月21日，一军团与敌接触，打响长征的第一仗。经过两日的激烈交战，敌军败退，红军共歼敌约一个团，俘敌三百多人。红军一、三军团分兵护卫，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通过。红军继续西进。
敌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湘赣边界湖南一侧的桂东、汝城和广东的城口一线，也是由北向南一字排开，单等把红军一刀斩尽。11月2日前后，红军运用奇袭包抄之术，巧歼敌军，全队人马绕道迂回，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再往西进。
敌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湘南要道郴县、宜章一线。此线敌人布防严密，且有重兵正从江西、福建追来，大有非在此地全歼红军不可的架势。在聂荣臻等有力指挥下，11月上旬，一军团在左翼先敌人一步，占领九峰山旁的阵地，三军团则在右翼占领宜章、良田等镇，掩护队伍安全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敌军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三道防线，被红军突破了。
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截，誓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之畔。
面临敌人重兵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
过了湘江，中央红军的人数已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从10月中旬出发，到12月1日过湘江，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央红军一路被追、被围、被堵、被截，一路被动，一路损失。这严酷的现实，不但使人员损失一半有多，而且使部队中日益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情绪。
逃跑主义只会造成全军覆没！广大红军指战员已开始急切地要求改变错误的领导。
12月11日，红军主力进至湘西南边境的道通县，准备北上湘西地区，这时敌人已在通向红二、六军团的路上布下重兵准备堵截，同时用桂军在红军后侧跟追。在这万分危急的形势下，博古等人一意孤行，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面对红军有可能全军覆没这一极其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提出放弃会合二、六军团，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一主张顿时得到周恩来、朱德、洛甫、王稼祥等人的支持。
由此，红军改变了北上的作法，转向贵州，并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的，讨论红军前进方向的问题。由于博古、李德仍主张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绝大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遂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