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当年，真是不由人不感叹万分。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地提出将长征改道的主张，如果不是这一主张得到广大红军指挥员的强烈支持，那么，中央红军的主力，将会遭到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
所以，凡人皆云：毛泽东挽救了红军。
对于王明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早在苏区时，就有许多的干部颇存疑虑。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以来的迭次失利、红军队伍的巨大减损，这一系列令人痛心的损失，使得越来越多的指战员对“左”倾中央及其错误领导产生了疑问和不满。要求改变现状，摆脱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长征的一路上，毛泽东患结核病，是被担架抬着走的。王稼祥、张闻天因身患重病，也是在担架上抬着走的。这一路，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走在一起。这一路，毛泽东向王稼祥、张闻天反复细致地做工作，向他们分析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渐渐地，王稼祥、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看法。
中央的一些其他的领导人，在行军途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
黎平会议后，部队进行了整编，进行了精简轻装。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1月7日，打下了贵州古城遵义。
这期间，部队作战顺利，情绪也逐渐振奋，此后，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遵义会议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历史性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著作和文章很多，因此，在这里，就不再详述会议的内容和经过。
这次会议的结果有两个。
第一，形成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即《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时实行战略退却。决议在军事路线上彻底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指挥。
第二，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指挥主要由周恩来、朱德负责。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急的历史关头召开的，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工农红军，乃至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遵义会议，在军事上结束了“左”倾错误的指挥。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
遵义会议，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本党本军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情。
最重要的，在遵义会议以后，形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中的擎天支柱，就是毛泽东。
父亲多次说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直到遵义会议，才真正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此以前，没有形成过真正的领导核心。
父亲高度评价这个核心的建立。
毛泽东的这个核心领导地位，不是他自封的，更不是外国人赐予的，是在中国革命经历了近十四个春秋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千般曲折万种困扰后选择出来的。
一代人民领袖的产生，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来之不易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辞海》中对于“领袖”一词的解释是：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定义，用在毛泽东身上，则是也对，也不对。至少在毛泽东身上，领袖这两个字所体现的内涵要更加深刻得多，更加广泛得多。
毛泽东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伟人。他的核心地位一经确立，就确立了整整四十一年。
毛泽东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于一身，才华横溢，文武双全，既具有伟人领袖之宏才大略，又兼备文人雅士之洒脱浪漫。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作为功过皆有。
对毛泽东的一生和他个人功过的评论已多得数不清。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和政治伟人，有人把他奉为神明，有人则把他斥为东方式的君主人物。要让我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加理想主义；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再加点封建色彩；是中国历史所造就的一个最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伟大的革命领袖人物。
不管怎样评价毛泽东，反正在遵义会议后，当他掌握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后，中国革命事业才由被动转向主动，才从彷徨走向胜利！
所以，遵义会议，的确可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摆脱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长达四年之久的危害，也摆脱了受制于外来干预的被动地位。
这一次时间最长、危害最重的“左”倾错误的主要人物王明（又名陈绍禹），当时远在苏联的莫斯科，他既没有参加长征，和同志们共度甘苦，更没有接受中国共产党对他的错误的批评。1937年11月，他回到了中国，突然一改“左”的面孔而变成了右，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当然，这时，不管他的主张是“左”还是右，党中央和党的干部都已没有那么多的人再来附和他了。但是，对于他，党中央还是仁至义尽，一直给予了他应有的职务和地位。1956年王明去苏联后，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还选举他为中央委员。王明后来一直滞留苏联，一直在苏联的庇护下写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他自己的祖国。1974年，王明死于苏联。对于他的死，十亿中国人民和数千万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既不知道，也不关心。
一个想假外国势力左右中国命运的人，就这样最终为中国人民所抛弃了。
三十年代在中国执行王明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又名秦邦宪），在遵义会议上被取消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后历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共对国民党谈判代表、新华社社长等职。博古不但在思想上诚恳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真诚地作了自我批评，在工作上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奉献精神。1945年，他当选为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博古虽有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过巨大损失，但是他为人磊落真诚，知过能改，因此在党内仍享有良好的声誉。1946年他与王若飞等党的高级领导人空难殉职。延安的党中央和各届人士为他们举行了悲痛而又隆重的追悼会，以兹悼念。
至于那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这个曾一度被尊为“太上皇”的洋顾问，在遵义会议上神情沮丧，坐在门口。此后，他一路随红军长征到陕北，1939年回苏联去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批评，他一直耿耿于怀，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华文章，到了七十年代，还著书为自己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辩护和攻击中国。
一个外国人，凡是到中国来参加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都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欢迎和纪念。像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美国医生马海德，德国医生米勒，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美国记者斯特朗，他们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国革命，甚至于把自己的一生和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中国人民热爱他们，永远、永远地追念他们。但是，像李德这样的人，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没有几个知道他的名字了。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他已被无情地淘汰。
遵义会议后，红军主力摆脱了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一扫沉闷之气，展开了灵活机动的大踏步运动战。
此时，蒋介石已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从四面进逼遵义，企图消灭红军于黔西地区。
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红军主力于1935年1月至3月间，四渡川黔边境地带的赤水河，由贵州先入川南扎西，又转入贵，二入川南后，再折回贵，随即南渡乌江，佯逼贵州首府贵阳，诱敌入贵。当敌兵滇军拉向贵州时，红军主力突然飞速向云南疾进，虚晃一枪，最后神速地转向西北方向挺进。5月初，红军主力在川滇交界处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一下子跳出了重敌围追堵截的圈子，把敌人追兵抛在了金沙江南岸，在战略转移中最终取得了主动权。
红军主力这种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的大跨度运动战，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中恐怕也是少见的妙算。这样的战法，打破了自诩为军事家的蒋介石围歼红军主力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以中央正统之名，挟精锐百万之师，凭借着他那工于心计、善弄权术的本领，翻手云，覆手雨，把各路拥兵割据的封建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可以说如反掌之易。但是，要对付共产党，要对付毛泽东，单凭他的那些本事，可就不足成事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之较量，毛泽东和蒋介石之较量，这才是开头，真正的大的较量，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