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战士们没有吃的，马死了就吃马肉，后面的部队没有了马肉，就啃骨头，连骨头也吃不到时，就吃草根、吃树皮，甚至吃皮带。宿营的时候地上挖个坑，头顶上支个棚，权避风雨。
过草地整整走了七天七夜。
许多长征过的老前辈都感叹地告诉我，长征中最艰难的是过草地。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也最多。
这些红军战士，是死于饥，死于病，死于错食毒草，死于误入沼泽。
父亲说过，过草地时，周恩来得了很重的病，非常危险，他是被人用担架抬着过草地的。当时，抬担架的人力不够，连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长的老红军杨立三，都抬过周恩来的担架。
过草地时，父亲没有和周恩来在一起，因为他已经调离中央，离开中央纵队了。
那是在1935年的6、7月间，父亲由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部长。
老红军刘道生回忆，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不久，他被调到一军团组织部工作，和他一起去一军团的，还有邓小平。
当时在一军团政治部任指导员的梁必业告诉我，“7月间，在毛儿盖，你爸爸来到一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直到长征结束，他都在一军团。”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从中央秘书长调任一军团宣传部长。
父亲说，那时候天天行军，没有事情干。
当时在中央纵队的刘英妈妈告诉我：“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时你爸爸已经走了，我还整理过他留下来的一个铁皮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我原来在后梯队，是毛主席把我调到中央纵队工作的，他说后梯队很苦，又没有东西吃，女同志在那里会拖垮的。那时候机关小，凡是精干的同志都送到前方去，充实战斗队伍。王稼祥告诉我，现在中央的工作不重，就把小平同志送到前方去了。我也问过毛主席，小平同志为什么调走。毛主席说，前方需要。你爸爸在中央当秘书长的时候，管中央首长的生活，开会作记录，还要管警卫工作。”
我去看望刘英妈妈时，她身着一套熨得平平的深蓝色西服，系着一条美丽的色彩绚丽的纱巾，身材矮小，却精神焕发。说起长征，她的话可多了！
她告诉我：“长征刚刚开始时，我和你爸爸他们常常在一起。只要有半天休息，我们大家就常常凑在一起，没事干，就吹牛。大家开玩笑，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陈云是总经理，你爸爸是副总经理。没有吃的，就吹吃的，精神会餐。你爸爸老讲四川菜好吃。到了四川边界，那里穷得要死，我就对他说：‘四川有什么，只有醪糟！’他就说：‘这里是边区！’反正是四川菜好。你爸爸很开朗，很风趣。那时候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乐乐观观的。”
8月初到了毛儿盖以后，一、四方面军开了个联欢会，在会上，李聚奎再次遇见了邓小平，这回他们可是熟人了。
李老将军说：“联欢会上，在河坝里搭了个台子，请张国焘讲话。我们有几个人在下面讲笑话，其中就有小平同志。那时候我们一师刚刚得了点烟丝，小平同志对我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问他：‘什么好消息？’他说：‘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我说：‘那个简单！’就从衣袋里摸出个洋铁盒子递给他说：‘抽吧！’小平同志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升官了！’他告诉我：‘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那时候一方面军干部多，四方面军兵多干部少，所以向一方面军要干部。我听你爸爸说了以后又去问聂老总，聂老总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在北京的一条小巷——雨儿胡同里，我去看望了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妈妈。我们和罗家两家人相互很熟，大人们是多年的老战友，来往亲密，孩子们之间也是好朋友。林妈妈知道我是来了解长征的情况后，一点儿也没客套，她告诉我说：“你爸爸过草地是和罗伯伯在一起的。”
罗荣桓，1902年出生于湖南衡山，青年时代即从事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鄂南暴动和秋收起义，在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中历任要职，后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和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时受“左”倾错误的打击，被撤职改任巡视员，直到1935年9月，才又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林月琴妈妈脸庞圆圆的，笑得眼睛弯弯的，她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对我说：“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1935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路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你爸爸还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过草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在河沟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爱干净。”
从过草地，到俄界，过岷山，到哈达铺，再过渭河，翻越六盘山，最后到达陕北吴起镇，父亲和罗荣桓一直在一起。
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工作，一起下棋，一起找烟抽。他们一个是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地方工作部长，一个是一军团宣传部长，年龄只差两岁，遭遇也很相同。在长征路上，他们“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父亲曾说过，“我们是无话不谈。”
林妈妈也说：“你爸爸和罗伯伯，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他们长征时行军在一起，宿营在一起，非常合得来！”
是的，父亲和罗帅十分合得来。战争年代，他们各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解放后，他们经常往来。罗伯伯得了病，爸爸和妈妈经常去看他。五十年代在北京东郊民巷盖了四幢房子，本来分给父亲一幢，父亲说：“我不去住，让罗帅去住！”罗伯伯不肯去，父亲就限期让罗伯伯搬了进去。有一次，父亲母亲去看罗伯伯，还送给罗伯伯一个从苏联带回来的淋浴用的喷头。1955年授元帅衔时，罗伯伯请客吃饭，父亲母亲去了，聂荣臻伯伯和张瑞华妈妈也去了。父亲和他的这些老战友们真是亲密极了！林彪虽曾长时期和罗帅一起工作过，但两人的私交并不好。父亲曾说过：“连罗帅这样的人，林彪都不能团结！”父亲对罗帅的评价是：为人朴实、诚恳和厚道，在干部中很有威信。父亲对他十分尊敬。1963年罗伯伯逝世时，我们全家都很悲痛，妈妈还让我到罗家，陪罗伯伯的女儿巧巧一起住了几天。现在，我们两家人依然十分亲密，妈妈和林月琴妈妈两个老太太，还不时地相互探望呢。
话又扯远了！没办法，每每想到这些事情，总会令我心怀怅惘，不能自已。
刚才写到哪里了？
噢，对了，写到红军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终于过了那漫无边际的大草地。
过了草地，红军左、右路军十万余人之众，本应士气振作，大展宏图。
可是，人世间的劫难实在是何其多哉！
唐僧要去西天取得真经，还需渡过九九八十一难。共产党人，要实现对真理的追求，征途上遇到的磨难，更是一个接着一个，数不胜数。
红军刚过了草地，就发生了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状态。
过草地后，张国焘一再迟滞，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同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来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这封密电，幸被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紧急磋商后，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决定将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拉出转移，先行北上。方才脱离了危险。
这时，中央和右路军只剩下七、八千人的队伍。他们于9月10日出发后，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较量上存在着原则分歧，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促其执行北上方针。
俄界会议之后，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相继攻克了“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天险腊子口，越过了横断川陕的岷山，到达了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部队改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在获悉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中央和陕甘支队继续北进，越过了甘肃东北部的六盘山，于10月19日终于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征到此完成，今后的任务是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领导全国革命。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整整一年的时间，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经过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十一个省，最后到达中国西北的陕西北部。途中战胜了难以想象的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敌军数十万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性转移，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壮举——长征。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长征之所以举世闻名，并非仅仅因其路之漫长，而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天下无双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强敌，战胜了天险，战胜了自身的谬误，完成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更新过程，并以此作为基础，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革命局面，直至夺取全国胜利。
长征的魅力，吸引了无数人的兴趣，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的人为长征作著，有的人，还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去体味长征的意境。
这魅力，这意境，这在历史上永远留传的英名，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写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长征，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但并不是最后一次。
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长征。
第一次的长征，是为了夺取政权进行的人民革命斗争。
这第二次的长征，这新的长征，却是为了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前途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全新的长征。
第一个长征，只用了一年的时间。而这个新的长征，却将要用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但是，凭着第一次长征所具有的那种大无畏的豪迈气概，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一定有能力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使命。令他们的国家更强盛，令他们的人民更幸福，令他们的后人不停止地去承继他们所开创的事业，直至子孙万代、千秋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