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
11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等，共一万一千多人。
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安定县瓦窑堡。
对于红一方面军在陕北的动向，国民党已不能安枕，即调驻陕西的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兵两路，对红一方面军进行“围剿”。
11月21日到24日，红一方面军英勇迎击国民党军的“围剿”，打响了直罗镇战役，最后取得了以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共八千三百人的重大胜利，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父亲说，直罗镇战役打响了以后，他和罗荣桓等人在一个山头上“观战”，突遭敌人一股部队来袭。敌人火力密集，十分危急。他身上穿的那件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给子弹打了好几个洞，万幸的是人没有负伤。正在危急之时，原红七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解了围。
父亲常说，他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打了几十年的仗没有负过伤，很不容易。
直罗镇一仗打完后，在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好机会，这一段行军不多，仗也打得少。
那时候，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梁必业，对这一段时间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了解最多。
他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理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在长征沿途和长征后，还管编印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过了草地后，干部们经常下到部队去。那时候队伍不多，早上去，晚上就回来。过了草地以后，宣传工作的内容也多了起来，主要是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到了吴起镇后，一军团组织了一个参观团，由李富春、黄克诚带队，去十五军团参观（十五军团由从鄂豫皖长征过来的红二十五军和原陕甘红军组成），还组织了一个战士剧社去慰问演出。小平同志没有去，但对我们交待了注意事项，还专门从中央请了一个艺术家来教我们排演节目。”
梁必业是江西陂头人，1930年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到他家乡时，十四岁的梁必业便参加了革命，当上了儿童团长，加入了共青团，并于同年参加了红军。在红军队伍中，像梁必业这样少年从戎的“娃娃兵”并不鲜见。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丕显，都是“娃娃兵”出身。
1936年1月，二十岁的梁必业养病归队，在临真镇看见宣传队在演戏，遇到好多熟人。戏散了以后，大家会餐，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罗荣桓，宣传部长邓小平都参加了。当时，决定梁必业到宣传队当队长。
梁必业说：“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他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邓总是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那时宣传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干部。有一次演出，三个团级干部唱歌，张国华、谭冠三、陈雄，唱大路歌，唱苏联歌曲和马赛曲。在宣传队，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还要测验考试。东征以后政治教育就更多了。我们办宣传队需要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兵入伍，有点文化，可年龄较大，有三十岁了。邓叫警卫员：‘把他分到宣传队。’”我一看，是个老头儿，就不要。警卫员告诉邓，梁队长不要。邓就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邓处理问题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结果这个人很不错，演老太太很像，工作勤勤恳恳，宣传队里的小娃娃也全靠他照顾。我们宣传队演宣传抗日的节目，还编了一首《中央红军长征歌》。”
讲到这里，梁必业将军眼里闪着光，挥起拳头唱了起来：
“中央红军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尽险山和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行程两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仗，都打垮敌人，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英勇的、红色的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的‘围剿’，胜利向前进！”
我是1991年秋冬去梁将军那里采访他的，这首歌是他和他的战友们五十六年前编写的，至今，他还一字不忘，唱起来依然气宇轩昂，实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红军东征之前，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部一直在陕北道通一带。
1935年，形势不断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把吞并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作为直接目的。
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党南京政府于1935年6月、7月，相继与日本方面签订了《秦土协定》和达成了《何梅协定》。这两个协定屈从日本的扩张要求，撤退驻河北省的中国军队，禁止全国抗日活动，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拱手相让。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加紧对华北地区进行经济控制和掠夺，一方面加紧制造“华北自治”。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行动和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更加强烈地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各阶层人士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屈辱的对日政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8月）、《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和《抗日救国宣言》（11月），郑重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共同救国。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构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愿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中国共产党的呼吁，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爱国热情，像火山喷发般地爆发出来。深感沦亡危机的数千名北平青年学生，打起标语，走上街头，举行了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游行队伍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武装警察的残酷镇压，三十多名学生被捕，数百人受伤。
翌日，北平学生宣布举行全市总罢课。12月16日，北平的爱国学生再次冲上街头，与广大爱国市民一起，万人之众，举行了更加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国民政府又一次实施镇压，学生被捕数十人，受伤者达三百余人。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爱国斗争的影响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昌、成都、重庆、广州、南宁等地的学生先后举行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广州、上海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抗日。上海文化名人沈钧儒等组织成立救国联合会。一时之间，愤怒的呼声、爱国的呼声、抗日的呼声，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和黄河上下，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高潮。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呼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驻在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出于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加强了对驻扎在陕西的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特别加强了对张学良的工作。1936年2月，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此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商定双方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张学良还提出要争取蒋介石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与驻在陕西的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联系，双方停止了敌对状态，互派代表，联合抗日。
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协作关系的建立，为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举国上下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蒋介石也开始秘密与共产党谈判。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亲自率领下，实行东征。
红军抗日先锋军冲破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防线，胜利渡过黄河。
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是假，企图通过谈判达到“溶共”的目的是真。一见到共产党真的过黄河来抗日了，蒋介石赶紧调集二十万大军，增援山西的阎锡山，意欲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
红军东征队伍过黄河后，仅用三天的时间便控制了黄河东岸南北五十余公里、东西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在关上村之战中歼灭阎锡山一个团的兵力。到3月底，红军左、中、右三路军分头作战，迅速扩大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