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8月间，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工作，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和准备、组织武装起义。
这次中共中央派人去广西，是应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的要求而派遣的。
为什么在举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俞作柏却要邀请共产党前去广西呢，话还要从头说起。
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相继背叛了革命后，大革命运动宣告失败，而国民革命的目标——北洋军阀政权却并未消亡，加之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使得蒋介石实现独裁统治的美梦难以实现。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北京的军阀政权、汉口的汪精卫政权和南京的蒋介石政权三足鼎峙的政治局面。
中国，仍然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而且，新的割据必然酝酿着新的战争。
1927年10月，首先爆发了宁汉战争。蒋介石联合两广和北方冯玉祥，出兵讨伐武汉唐生智。11月，唐生智寡不敌众，下野出逃。宁汉战争虽使“三湘悉平”，但桂系势力却借机得以膨胀，蒋桂矛盾由此加剧。
1929年9月，蒋介石暂时强忍与汪精卫的对立，联合原来支持汪精卫的广东张发奎，在广东发起兵变，强行迫使控制了广东的桂系军队退回广西。蒋介石利用汪、桂矛盾，一面打击了桂系，一面又驱逐了汪精卫，一举两得，坐收渔翁之利，转眼间便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
但是，解决了宁汉、蒋桂之争，并不等于已经独得天下。当时的局势是，冯玉祥占据着豫、陕、甘、宁地区；阎锡山占据着晋、冀、绥、察和平津地区；桂系势力占据着桂、湘、鄂地区；而蒋只占有沪、宁、杭和江浙地区。
蒋、冯、阎、桂，各路盘踞，互存戒心。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实现独裁统治的目的，削弱冯、阎、桂各派实力，以“整理军事”和“实施训政”为名，要将全国各路人马和各派势力的军额、饷额进行“编遣”，以图加强对各个派系的控制。
这一编遣计划，非但未能付诸实施，结果反而更加加剧了蒋介石与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了向蒋介石示威，冯玉祥在西北加紧备战，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作战演习，李宗仁在武汉实行兵工政策，白崇禧在河北大搞军事会操。一时之间，真是大有战乱将起，举国惊恐之势。
旧军阀去了，新军阀又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仍是由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势力充当主角。
旧军阀的仗打完了，新军阀的仗又开场了。这成年累月，无休无止的军阀混乱，把中国人民推向了更加苦难的兵祸战乱的苦难深渊。
这乱、这灾、这苦、这怨，真不知何时可休，何日可了！
新的军阀混战终于来了。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
同年11月，蒋冯之战爆发。
同月，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
1930年3月，阎锡山联合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及桂系李宗仁、张发奎，通电反蒋，“中原大战”爆发。
此战历时七个月，百万大军厮杀于中华腹地千里战线之上，双方死伤三十余万。这场大战规模空前，耗资巨大，出场人物也最多，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
通过这些战争，蒋介石一再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各派系内部的矛盾，一用重兵弹压，二用重金收买，三用高官拉拢，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终于逐次击败了阎、冯、桂等实力派系的几十万军队，实现了独裁统治和形式上的统一。
以上讲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军阀混战，下面单讲蒋桂之争。
在这些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与桂系势力的争斗最先爆发。在蒋介石实现独裁统治的道路上，桂系势力的威胁一直如鲠在喉，必欲先吐为快。
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宁汉对立局面中，蒋介石曾联合桂系攻打武汉。后来，桂系又与蒋介石一起北上共讨盘踞京、津的奉系旧军阀张作霖。在这两度攻伐之中，桂系军队能征善战，锐勇无敌。
桂系利用战争之便，迅速扩张势力，占领地盘。白崇禧进驻华北，黄绍占据广西，李宗仁则进驻武汉。桂系以李济深坐镇广西，李宗仁统辖两湖，白崇禧进驻唐山、山海关。一时之间，桂系势力，从广东至长江，再到华北，大有虎视眈眈，欲与蒋氏一争雄雌的架势。
桂系也是“得势便猖狂”，占了地盘还不算，又免去了蒋介石信任的湖南省主席的职务，以何键取而代之。此事恰如一条导火线，使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蒋桂联盟终于破裂。
1929年3月，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准备以南北两路夹击武汉。而桂系方面亦严阵以待，加紧在武汉一线的布防，准备与蒋一行决战。
正在这双方都已剑拔弩张，大战行将爆发之际，桂军大将李明瑞突然率领所部第四旅由武汉南撤至湖北孝感，然后又宣布服从蒋介石的“中央”。李明瑞的这一行动，顿使桂系大惊失色。眼见大势已去，桂军遂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带撤退。
4月4日，蒋军进入武汉，并下令继续对桂系实行武力追剿。同时，蒋介石继续以金钱、官位相许，使更多的桂系军人倒桂投蒋。
蒋介石一方面对付武汉的桂系；一方面讨伐占据平津的桂系白崇禧，迫其弃军逃港；一方面调广东的李济深北上软禁，拆散了粤桂联盟；一方面下令由湘、粤、滇三路进攻桂系大本营——广西。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虽积极组织力量反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于激战之后败退广西。6月，粤军相继攻占桂林、梧州和广西首府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丢兵弃将，相偕逃往香港。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蒋桂之战以蒋胜桂败而告结束。
在这场蒋桂战争中，使得桂军败北的中心人物，就是桂系中的俞作柏和李明瑞。那么这俞李二人究竟是何等之人呢？
俞作柏，广西北流县人氏，与李宗仁共为陆小同学。年轻时参加广东讨袁护国军，曾任参谋、连长。在两次粤桂战争后，粤军占据广西，李宗仁接受粤系的收编，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俞作柏在李宗仁麾下担任第一统领，下辖两个营。
俞作柏一边随李宗仁受编于粤军，一边在广西暗中发展自己的实力。
后来粤军陈炯明阴谋背叛孙中山，为了集中兵力，把粤军从广西撤回。这样，李宗仁便趁势宣布脱离与粤系的关系，自我改编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并自封为司令。
就在李宗仁在广西发展新桂系的同时，原粤军统领黄绍和白崇禧，联合俞作柏，一致决定脱离李宗仁，相约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1925年6月，孙中山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俞作柏担任第一团团长。在孙中山国民革命军统一广西的战争中，俞作柏能征善战，继而又升任第三路军司令。
俞作柏这次行动，使他与李宗仁之间的关系从此伏下嫌隙。
李明瑞，广西北流人，俞作柏的姑表兄弟，自幼靠其舅舅（俞作柏的父亲）接济上学，后靠俞作柏介绍进入广东韶州滇军讲武堂第一期甲班学习，毕业后一直投效俞作柏麾下，历任排长、营长、团长职。李明瑞年轻胆大，骁勇善战，一直为桂军中的一名身先士卒的战将。他和其表兄俞作柏一道，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
1926年两广统一，此时，正值国共合作的高潮到来。中国共产党派黄日葵、谭寿林、陈勉恕等共产党员来到南宁，组成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筹备小组，开展党的工作。在大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广西也呈现出一派革命的生机，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进步组织纷纷成立。俞作柏、李明瑞对于这一派革命形势深感兴奋，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桂军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这时，国民革命第七军进行了整编，军长为李宗仁，党代表为黄绍，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黄日葵。李明瑞为第二旅旅长，下辖三个团。而原来拥有兵权的旅长俞作柏却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西分校校长，实被削去兵权。这，当然是由于李宗仁对俞作柏心怀不满而暗作手脚所致。
1926年7月，北伐誓师大会后，全国掀起了国民革命的浪潮。北伐军一路北进，所向披靡。
李明瑞在统一两广时曾屡建战功，在北伐战争中，更是功勋卓著。作为第七军的主攻部队，他与友军攻下长沙，攻下咸宁，攻下武汉最后一道防线险关贺胜桥，进而挺进江西。不到三个月即三战三捷，最后在南京附近龙潭战役中，全歼渡江北来的孙传芳部队。李明瑞勇不可挡，屡建奇功，是北伐军中赫赫有名的一员能征善战的战将。
本来，对于像这样一位有功之臣，应该是奖赏有加，但却不想，李宗仁、黄绍却竟然嫉贤如仇。为了削弱李明瑞的实力，他们下令撤掉了李明瑞左右的得力助手的职务，还为了一己私利，重用他人，而且拖欠军费，使得官兵困苦异常。而一些李宗仁、黄绍所用之鄂籍军官，却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因此，李宗仁、黄绍与李明瑞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桂系内部这一矛盾，早已为蒋介石所获悉，这时，他正为桂系势力迅速膨胀而焦虑万分呢。蒋介石将计就计，要倒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必用俞作柏和李明瑞。
蒋介石秘密派人，分别向李明瑞及在香港的俞作柏表示拉拢之意。一时之间，传闻四起，连桂系部队内部都已谣言不断，人心疑惑。
俞作柏被李宗仁等削去兵权，排挤出广西，一个人在香港权当寓公。蒋介石以重诺许他：一是委任他为海陆空军总司令上将参议兼广西省主席，二是给军饷二百万元，三是俞作柏和李明瑞共掌广西，桂军由俞李二人编遣。
蒋介石的为人，阴险多疑，诡计多端，众所周知。他的坐榻之旁，岂能容他人安睡？俞作柏和李明瑞早已知道，蒋介石分明是想利用他们除掉李宗仁等桂系实力派，并非真的对俞氏兄弟特别青睐。但是，利用蒋介石除掉李宗仁和黄绍，对他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良机。
蒋桂大战爆发以后，蒋介石部队大举向桂系实行全线进攻。桂系李宗仁也气势汹汹，誓与老蒋决一胜负。
正在此时，李明瑞看看时机已到，便突然宣布独立，不参加蒋桂大战，这一举动，好似抽掉了桂军的一根主筋。很快，桂军便兵败如山倒，显赫一时的桂军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外逃香港，鄂军胡宗铎、陶钧等被迫下野。蒋介石万分惊喜地通电全国：“兵不血刃而定武汉。”
倒桂成功之后，李明瑞立即挥师南下，经广东而回广西，未遇抵抗地占领了梧州，继而占领桂平，最后占领南宁，一举平定广西局势。
目的已经达到，俞作柏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陈济棠）、广西军事编遣特派员和广西省绥靖司令。
俞、李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后，军政基础极为薄弱，军费方面筹措艰难，省内经济困难重重。蒋介石原许二百万金，其实根本没有兑现。原黄绍所留部队虽然接受编遣，但其实并不甘受俞李节制，实力仍存。
蒋介石利用俞李打败了桂系，谁知何日何时又会用何人来打败俞李？
蒋介石绝不可信，旧桂系乃是死敌，于是，俞作柏、李明瑞便通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找共产党，希望共产党派人，帮助他们撑持局面。
其实，俞作柏和李明瑞并非与共产党素昧平生，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即有黄日葵、姜祖武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桂系部队，并担任一定要职。俞作柏受到大革命进步思潮和进步人士的影响，支持工农学生运动，1926年就任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和农工厅长，还举办过农民讲习所。“四·一二”事变后，黄绍以共产党嫌疑开除了俞作柏的国民党党籍，迫使俞作柏避走香港。事偏有巧，俞作柏在香港期间，又与我党在港的共产党人士多有接触，并参加了我党在香港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俞作柏还通过其弟俞作豫向我党提供过一部电台。
俞作柏对于共产党，心中本无芥蒂，而且向有好感。而李明瑞则本来就生性磊落，倾向革命。“四·一二”事件后，他对于蒋桂军阀以“清党”名义迫害共产党人十分气愤，忍痛送走了所部共产党员。
更为凑巧的是，在俞作柏和李明瑞身边，还有一个秘密共产党员，每日耳濡目染，对他们进行提示。那就是俞作柏的同胞兄弟俞作豫。
俞作豫曾在广州护法军燕塘讲武堂就读，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任李明瑞旅下辖第三团团长，也是一员勇猛战将，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江西德安等战役中建有战功。大革命失败后，俞作豫于1927年10月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被派回广西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队。1929年春奉命到桂军俞作柏、李明瑞部进行秘密工作。当其兄俞作柏、表兄李明瑞一经表示想邀请共产党共事商议之时，俞作豫义不容辞，立即与我党取得了联系。
由此，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央代表即为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