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我：“那是在甘肃庆阳一带，你爸爸得了伤寒，非常厉害。他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什么东西都没法吃，吃一点东西就会把肠子戳破，只好煮点米汤喂他。正好那时候张学良和我们搞统战，派他的副官来慰问红军，送来两车慰问品，有吃的，还有香烟和一些其他物资。其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聂伯伯（聂荣臻）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给小平。全靠这些牛奶，救了你爸爸的命。我们这些抽烟的人，见到有好烟，就几个人轮流抽一根。我们在烟上面划上道道，大家看着，谁多抽了都不行。那是双十二事变以前。”
萧克老将军在我去采访他时告诉我：“我和你爸爸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后认识的，我们两个人都会刻蜡板，所以很快就熟了。我们喜欢在一起讲笑话，你爸爸还开我的玩笑，说我连上海都没到过！1936年11月、12月间，我们的部队走在一块儿，听说你爸爸病了，我就去看他。那时候他病得很重，用担架抬着他，不省人事，很危险。”
父亲自己也说，那次他病得很重，差点死掉了。西安事变爆发，他在昏迷中隐隐约约听到几句，就又昏迷过去了。他说他一生得过两次伤寒，一次是在法国，一次是这一次，两次都差点死掉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红军主力于12月底先南下至甘肃庆阳地区，再进至西安以北的三原一带。
梁必业将军记得，一军团于1937年1月8日进至东里堡，2月22日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
为了进一步开赴抗日战场作好准备，红军开展了较为集中的军政训练。
1937年1月，因朱瑞调往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父亲身为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主管一军团的政训工作。
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梁必业将军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部长邝任农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写在黑板上。’”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梁将军说：“在王家楼，我们住一个小院子，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五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1937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三个人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梁将军沉思地说：“我们一军团前后一共有过五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两任，时间最长。小平同志两年，在他的那个时期军团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来抓。朱瑞任过一段，李卓然时间最短。我学习做政治工作，第一是向罗帅学习，第二是向小平同志学习。小平同志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对问题抓得住，放得下。原则问题抓得很紧，其他问题放得开。”
梁将军介绍，一军团政治部共有一百多人，其中干部七八十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民运部、破坏部和总务处。其中设有一个干部巡视团，是储备干部的地方，这里的干部可高可低，人数可多可少。
1937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对梁必业说：“我要调工作了。”
梁问：“到哪里呀？”
邓答：“到总部。”
梁：“谁来接替你？”
邓：“罗荣桓。”
梁：“什么时候走？”
邓：“很快就走。”
梁：“你的伙食费还剩下几块钱怎么办？”
邓：“你怎么这样认真！”
梁必业后来用这几块钱买了几条火腿让邓带走了。梁说，邓与罗没有接上头，邓走后罗才来的（《罗荣桓传》中说罗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后来一军团移至安吴堡，8月22日出发前，邓还专门从三原赶来，看望罗荣桓。
1937年6月、7月交替的时候，邓小平接替傅钟，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前敌总指挥部组成如下：
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左权任参谋长，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往延安。
从此，延安，这一陕北古城，变成了全国革命的心脏，成为一切爱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1937年上半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势有所发展，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和以顾祝同为代表的国民党，进行了三次谈判。国民党派中央考察团十八人赴延安考察。6月上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周恩来谈判。虽然国民党方面对于谈判诚意不够，百般出题刁难，甚至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出洋”的荒谬要求，使得谈判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但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成为不可逆转之事。
这一时期，红军和全国各类革命武装已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全国的共产党员已有四万余人。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到东濒黄河，北至长城，西起固原，南到淳化，共三十六个县，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万。
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大，革命军事力量的继续壮大，国共合作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坚定而又正确的领导核心的建立，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精神振奋，斗志旺盛，业已作好准备，奔向全国的抗日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