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西地区位于河北石家庄至邢台之间，有元氏、赞皇、高邑、临城、内丘等县。1938年3月，刘邓曾派张贻祥等人赴冀西开辟抗日根据地，时隔两个月，父亲亲赴冀西，指导工作。
到冀西军区后，父亲首先听取了张贻祥等人的汇报。他指示要进一步组织游击队武装和发动群众，以战胜敌人。接着，他又去了在石家庄南尖山林的三八五旅视察工作。在冀西，父亲共住了个把星期，便又匆匆赶回山西辽县一二九师师部。
为了破坏敌人的运输动脉，一二九师各部在师部统一指挥下，对平汉、正太、道清等铁路先后进行了十次大破击和无数次小破击。在总长五百余公里的铁路上，破击作战此起彼伏，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使日军的交通运输时续时断，修不胜修，处于半瘫痪状态。
一二九师各主力，继续在各地积极活动，有力地打击日军，同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广泛发动群众，顺利进行扩军工作。到了9月，三八五和三八六两个旅，都已发展到七千人左右的规模，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也大大提高。
1938年7月5日，父亲由太行南下，到达冀南抗日根据地视察。
冀南抗日根据地，是于1937年，由陈再道率领的一二九师挺进支队开赴冀南创建的。1938年5月，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亲赴冀南领导抗日斗争。冀南根据地以邢台地区的南宫县为中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短短几个月里，建立了二十多个县的抗日政权，部队由五百多人发展到一万余人，东进纵队由原来的五个连，发展到三个团，近七千人。
1991年秋天，我到陈再道老将军的家，去采访他。
金秋时节，菊花盛开。陈老将军一把拉住我的手，高兴地摇了又摇，开口就问：“你爸爸好不好？”
对于这个享有盛名的红军猛将“陈大将军”，我久仰大名，但却是第一次有机会拜见。只见他白发白眉，黑黑的脸膛上，笑起来布满了笑纹，竟然连那著名的麻子也看不见了。
陈老将军把双脚一跷，高高地搭在椅子上，他说：“我是在抗日开始，过黄河的时候认识你爸爸的。”他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声音洪亮。
“1938年7月你爸爸去冀南视察，我们开了个特委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邓政委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者片面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敌人兵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他还讲到，在与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关系中，要团结他共同抗战，但也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我军力量。邓政委会后还和我们一起吃了饭，很简单。他这个人，讲话一句是一句！后来刘邓又来过我们冀南，刘邓要我的四个团，我们冀南还支援了太行山好多东西，有衣服，布匹、被褥。我们自己也很困难哪！我们在平原，风大，土大，一刮风，一件土布衣服吹上沙子就有一斤多重。可是我们还是尽量地支援太行山，他们那里更艰苦。”
陈老将军的夫人病在医院，他只有一个人在家，因此，我去看他，他特别高兴。他是一个有名的“酒罐子”，他拉着我，悄悄地告诉我：“我这里到处都有好酒！”真是的，连床边上放的都是大酒坛。陈老将军指着一个玻璃缶，说：“这里面有三条最毒的蛇，这个蛇酒可好了，你在我这里吃饭，我请你喝酒！”
看着陈老将军那么热情的样子，作为晚辈，我本不应该走，但是，一看见那装有三条毒蛇的酒缶，我就连连道歉，连连告辞。最后，陈老将军一直把我送到房门外，院子里，还连声让我以后再来。
我知道，他这么高兴，并不是因为看见了我，而是因为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是因为他与邓小平有着几十年的战斗情谊。
到1938年中期，由于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一系列有效作战，在晋东南，在冀西，在冀南，不断取得战果，不断开创局面，歼敌数千人，在大片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此基础上，8月下旬到9月上旬，一二九师陈再道部为牵制日军进攻潼关、洛阳，在豫北进行了漳南战役，消灭伪军四千余人，俘敌一千五百余人，在豫北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卫河以西的豫北地区开辟了南北近五十公里的新区，在冀南豫北交界处三十余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加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与冀鲁豫和太行的联系。
与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同时，我八路军其他各部也积极寻机与敌作战，在不同的地区开创了抗日局面。
一二零师，在敌人侧后的晋西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打破了日伪军万余人的围攻，夺回了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部队由八千余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余人，在晋西北和雁北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一一五师，挺进晋西南的吕梁地区，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歼敌千余，并反复伏击敌人运输部队，为开辟晋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抗日的战火，已在山西、河南、河北的大地上四处燃烧，势不可遏。
与此同时，在山东，成立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平原游击根据地；在华中，由叶挺、项英、陈毅等领导的新四军，粉碎日军多次扫荡，主动出击，予敌重创，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日局面。
在进一步发展抗日局面，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形势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三十余人。
8月25日，父亲从太行出发，赴延安参加六中全会。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于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阶段。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加暴露，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种种矛盾也会随之加深，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我国军民来说，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的弱点，给其以更多的消耗，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要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同时，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
在会上，彭德怀、秦邦宪（博古）、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罗荣桓、彭真等围绕着十五个月的经验作了发言。
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2月中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率一二九师师部到达冀南，直接领导冀南和鲁西北的斗争。
12月底，邓小平政委从延安返回，到达冀南地区。
12月30日，一二九师在冀南南宫县的落户张庄召开军政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会议根据冀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斗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年底，一二九师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交错的华北广大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东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北起正太、沧石路，南迄黄河的广大区域内，开辟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其人口达二千三百万，部队人数发展到十三个团，基干武装近三万人。
从1938年10月开始，由于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侵华日军伤亡四十余万，军用物资大量消耗，兵力日益分散。日本侵略者曾经嚣张地提出的“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梦想宣告破产，不得不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历史的时针，已经指向公元1939年。
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一二九师师部的驻扎地点在冀南威县七级的张家庄。
1月1日，冬雪飘飘，寒沁肌骨。
刘邓带领一二九师师部在冀南指导工作，命令要在元旦给敌人以大的打击。
为了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战，为了避免内战磨擦，在冀南，刘邓亲自与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和国民党军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会谈，争取他们一致抗日。
在刘伯承多次与鹿钟麟会谈的同时，邓小平于1月16日和25日两次与石友三晤谈，向其晓以民族大义，表明八路军坚持团结与友军共同抗日的愿望，以及八路军绝不撤离抗日根据地的严正立场。邓小平的工作，使得石友三暂时保持了中立的立场，孤立了鹿钟麟等顽固派的反共行为。
1939年新年刚过，春节未到，日军便集中兵力，开始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扫荡。
日军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疯狂，一次比一次更为凶残。
整个的1939年，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直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地与日本强敌抗争。
1月7日，日军三万余人分八路向冀南大规模扫荡。
1月21日，日军六千人对太行腹地和顺、辽县进行扫荡。
2月12日，日军二千人向冀南威县香城固地区扫荡。
2月21日，日军以快速部队向冀南南宫、威县、清河间地区扫荡。
3月10日，日军对鲁西南巨野地区进行扫荡。
4月1日，日军二千人扫荡晋中南平遥以南、沁源以北地区。
4月10日，日军三千人扫荡山西白晋公路南侧地区。
4月20日，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治安肃正”计划，加紧扫荡步骤。
4月23日，日军一千人四路合击鲁西北高唐、禹城地区。
5月2日，日军一千人扫荡冀南南宫地区。
6月1日，日伪军三千人扫荡冀南路罗等地区。
7月1日，日军万余分七路扫荡鲁西南。
7月3日，日军五万人向晋冀豫地区实行大扫荡，占据了我根据地大部县城，控制了白晋路北段和邯长、平辽等路。
面对敌人密集而又疯狂的扫荡，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一二九师，加强部署，迂回抗争，寻机予敌以坚决的打击。
1月12日，针对敌三万人向冀南扫荡，刘邓在冀南召开干部会，布置反扫荡工作，以后并发布反扫荡作战令。从1月到3月，在刘邓直接指挥下，冀南军民进行了较大战斗一百余次，毙伤敌伪三千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3月以后，敌我斗争重点逐渐转向山地，刘邓率一二九师主力于3月7日返回太行。
3月18日，一二九师进行整军。
4月3日，一二九师直属队等在黎城县上赵栈村进行检阅，朱德总司令参加并检阅了部队。
7月，针对日军对晋冀豫根据地实施的大规模扫荡，刘邓决定组织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以分散的持久的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并以主力适当集中，相机歼敌。敌人来犯之前，我军民进行了战斗转移和空舍清野；敌人来犯之后，组织民兵游击队进行不间断地伏击、阻击以疲惫敌人；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主力对敌实施伏击和攻击，并在被敌人占领的交通线上展开袭击战和围困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日军进入根据地后，四处寻找我军主力不着，又屡屡遭受打击，被迫于8月下旬撤出，敌人扫荡至此结束。在此期间，一二九师积极寻战击敌，进行大小战斗七十八次，歼敌二千余人，收复许多重要县城，粉碎了日军这次来势凶猛的大规模扫荡。
与此同时，一二九师在不间歇的反扫荡战斗中，还于1月到8月，对敌人占领之铁路、公路交通要道不断地进行了破袭，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始终不得畅通无阻。
从1938年1月到一二九师任政治委员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不是指挥作战，就是行军打仗，军务繁忙，战事不断。前线的战斗生活，既紧张，又匆忙，又充实。
如果追寻着父亲的足迹，在晋冀鲁豫的大地上行进，你就会发现，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忽而大跨度地踏进平原，忽而军情如火地疾行在崇山峻岭的山道之间，在戎马倥偬之中，他们是那样的不畏强敌，是那样的胆略过人，是那样的怀着必胜的决心。
他们知道，要战胜日本强敌，绝不是轻而易举之事，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具有无可比拟的英雄气概，定要，也定能够，拯救中国人民于强敌恶寇之手。对此，他们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和疑惑。
1939年大约是8月份，父亲再次暂别了太行山和他亲密的师长刘伯承，去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和他的老战友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发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他和邓小平私交甚笃，因此在工作开会之余，便热肠古道地一心一意要帮助邓小平找一个妻子。
刘英妈妈告诉我：“那时候，在延安，邓发带着你爸爸，两个人一天高高兴兴地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1939年9月初，父亲在众朋友、众战友们的热心帮助下，真的结婚了。
新娘子的名字叫卓琳。
她，就是我那最最亲爱的妈妈。